蔡霞：中國社科院人事大地震凸顯知識份子困境與政治壓迫(圖)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美國之音）
【看中國2024年10月3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簡稱社科院）發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重大人事變動。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朱恆鵬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中不點名地批評了一些國家經濟政策，隨即被扣上「妄議中央」的罪名。此事件迅速引發了社科院內的一系列大規模的人事調整，所長、副所長、黨委書記及副書記紛紛被撤換。這場人事地震引起了海內外廣泛關注和討論，進一步揭示了中國知識份子面臨的壓迫與挑戰。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分析，該事件凸顯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學術自由始終受制於政治環境，揹負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
她表示，朱恆鵬事件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加劇的背景下，政府對知識份子和學術界的控制和打壓變得愈發嚴厲。本文將從三個方面探討這一問題：第一，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歷史遭遇；第二，中國社科院作為學術研究的國家級機構，在政治壓力下的掙扎與堅持；第三，近年來，尤其是在習近平治下，學術界面對的日益嚴苛的言論管制和政治迫害。
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共統治下的歷史遭遇
蔡霞近日在《美國之音》之《蔡霞有話說》節目中指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就一直處於中共政權的打壓和控制之下。毛澤東曾指出，知識份子是「臭老九」，要進行思想改造和再教育。這種對知識份子的壓制，始終貫穿於中國現代史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對學術界和思想界的知識精英，打壓尤為嚴酷。
最早的思想改造運動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運動」。在這些運動中，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被迫公開「自我檢討」，甚至遭到批鬥、下放勞動，生活陷入困境。這些運動不僅破壞了中國知識界的自由與活力，還摧毀了許多知識份子的獨立精神。許多曾經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學者，不得不放棄學術追求，屈從於政治壓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份子的命運更加慘烈。在這場長達十年的浩劫中，成千上萬的學者、教師、作家、藝術家被迫害致死或被打成「牛鬼蛇神」。社科院的許多研究人員也未能倖免，整個學術界陷入癱瘓。文化大革命不僅摧毀了中國幾代知識份子的心血，也打斷了中國學術界與世界學術交流的紐帶，使得中國學術研究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話語權。
即便在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知識份子的境遇有所改善，但他們仍然無法真正擺脫政治的陰影。1989年天安門事件再次讓知識份子付出了瀋重的代價。許多學者因支持學生運動或發表與官方立場不一致的言論而遭到迫害，甚至被迫流亡海外。這些事件表明，無論中國政治如何變化，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始終是脆弱的，常常處於權力的監控和壓制之下。
社科院的成立與其在政治高壓下的掙扎
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原本是中國科學院的一部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單獨成立，負責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等理論領域。其初衷是為國家提供學術支持，並推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然而，社科院的歷史卻與中國政治風雲密不可分，從一開始就不得不在政治高壓下艱難生存。
自成立之初，社科院的學術研究人員就意識到，他們不僅僅是研究者，同時也必須遵循官方的政治路線。社科院的學術研究，尤其是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等敏感領域的研究，始終在黨的控制之下，學者們必須在言論與學術自由之間進行妥協。即使是所謂的學術自由，也僅限於不觸及政治禁區的範圍內，任何超越官方界限的學術觀點都會引發嚴重後果。
例如，1985年社科院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成為中國重新開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標誌。然而，政治學所的第一任所長嚴嘉祺在1989年被指控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遭到全國通緝，最後被迫流亡海外。這一事件標誌著社科院在政治敏感時期的無力與被動。嚴嘉祺的遭遇，讓整個社科院的學者們明白，即便身處國家頂尖學術機構，他們依然無法逃脫政治壓制的命運。
儘管如此，社科院的學者們並未因此完全放棄他們的學術追求。在某些領域，社科院的學者仍然在默默堅持，努力在極度有限的空間內進行學術研究。例如，程曉雅在2010年出版了關於1989年六四事件的第一本書，成為中國大陸學者研究這一敏感議題的先例。然而，程曉雅因此被社科院開除，成為了被打壓的學者之一。這些例子表明，儘管中國的學術界面臨極大的政治壓力，但仍有一些學者勇敢地發聲，堅持真理。
中國社科院：學術殿堂與御用工具的變遷
中國社科院本應是學術殿堂，但近年來卻逐漸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這種轉變尤其明顯是在習近平治下。作為國家級學術機構，社科院的領導層變得愈發政治化，許多學者選擇迎合官方，以求在政治體系中攀升。學術研究不再是為了探索真理，而是為了迎合權力和利益。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社科院前院長王偉光。2013年，他發表了一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試圖迎合習近平的政治倒退。這篇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爭議，許多人指責他將學術研究與政治宣傳混為一談。然而，這篇文章也反映了學術界中一些人通過迎合政治來獲取個人利益的趨勢。
現任院長高翔同樣是迎合政治的代表人物。高翔憑藉一篇關於「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文章，迅速獲得了上級的青睞，並被任命為社科院一把手。高翔的文章不僅為習近平的政治倒退提供了理論支持，也標誌著社科院從學術殿堂向政治工具的轉變。這一轉變，讓社科院逐漸失去了作為獨立學術機構的尊嚴和地位。
知識份子的覺醒與反抗
儘管面對重重壓迫，中國的知識份子並未完全沉默。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用學術研究揭露歷史真相，挑戰官方的敘事。例如，程曉雅的六四書籍雖然在學術界引發了爭議，但它代表了知識份子對歷史責任的堅持。此外，劉金明等社科院學者也曾因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而遭到打壓，但他們並未因此屈服。
中國知識份子的反抗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中，還體現在他們對政治壓制的公開抵制。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和信息傳播的自由度增加，更多的知識份子開始在公共平台上表達他們的看法，試圖喚醒更多的民眾意識到中國當前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然而，知識份子的聲音依然微弱。政府通過網路審查、言論管控以及對異見者的嚴厲打壓，成功遏制了許多學者的批評聲音。儘管如此，這些聲音依然在艱難中存在，為未來的中國社會變革積累力量。
中國知識份子依然在為真理而戰
蔡霞認為，朱恆鵬事件是社科院近年來最大的危機之一，也凸顯了中國學術界的極度脆弱性。作為經濟學所副所長，朱恆鵬在學術會議上的發言引發了政府的強烈不滿。儘管他的批評並未直接指向最高層，但這仍被視為對黨的政策的挑戰，進而引發了社科院領導層的全面換班。
朱恆鵬的遭遇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學術界現狀的一個縮影。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加劇，政府對知識份子和學術界的打壓愈加嚴厲。學術研究不再是為了探索真理，而是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學術自由變得愈發奢侈，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
儘管如此，朱恆鵬的事件也揭示了知識份子的抗爭與堅持。在政府的高壓下，依然有少數學者勇敢地發聲，試圖通過學術研究推動社會進步。他們的努力為未來的中國社會變革提供了希望，儘管道路充滿挑戰，但他們的堅持和勇氣不可忽視。
蔡霞總結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本應是一個代表學術自由與真理的機構，然而近年來，它逐漸淪為了政治服務的工具。通過朱恆鵬事件可以看到中國的學術自由和知識份子依然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艱難生存。然而，正如程曉雅、劉金明等學者所展現的那樣，儘管面對打壓，中國的知識份子依然在為真理而戰。
未來的中國社會需要更多的知識份子勇敢發聲，打破政治高壓，推動學術自由與社會進步。唯有如此，中國的學術界才能真正恢復其應有的尊嚴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