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儲備 從經濟發展引擎變成經濟隱疾(圖)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連續19年穩居全球第一（圖片來源：Peter Dazeley/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9月2日訊】前不久，彭博社發了兩條關於中國外匯儲備的新聞，一則是中國坐擁6萬億美元的資金，其中一半「秘而不宣」，這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一種新風險。6月，中國雖對外宣稱自己的外匯儲備是3.2萬億美元，但是因為中國政府一向將外匯儲備的構成視作秘密，因此外媒懷疑事實上中國有6萬億外匯儲備也不奇怪。另一則新聞，是前不久，美籍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在「彭博觀點」（Bloomberg Opinion）撰文指出，要知道中國何時會發動戰爭，可以從中國在西方金融機構的外匯存底水準、戰略儲糧和石油儲量看出端倪。
假設中國即將啟動戰爭，那麼為了減少承受西方金融壓力的風險，一定會大量拋售美國公債，並用所得資金購買黃金或其他美國無法掌控的資產，外匯儲備也一定就會大量減少。而目前中國短期內沒有大幅減持美債和外匯，所以目前不太可能引發衝突。
這兩條新聞都指向一同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目前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潛在的風險。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大內宣方面，都將巨額的外匯儲備視為國力強大的象徵，是對抗國際金融風暴的利器，彷彿儲備越多，全世界越不敢違逆中國，而老百姓一定也將從中受益。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早已成為了拖累中國經濟和收割老百姓存款的巨大隱疾。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連續19年穩居全球第一，近年來始終穩定在3萬億美元以上，2014年還一度達到3.99萬億美元。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的確發生了調節作用，但與其說是因為有大量外匯，不如說是因為中國封閉的資本流動環境，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金融風暴的影響。金融風暴之後，中國還是維持著巨額的外匯儲備，卻逐漸成為經濟累贅了。
近期，中國獨立學者溫克堅在他的撰文《匯率管控和資本管制是計畫經濟的最後堡壘》中提到，中國目前外匯儲備規模太大，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形成國內通貨膨脹潛在壓力；同時增加央行資產負債風險，加大外匯儲備經營困境；而且巨額外匯儲備還意味著匯率信號扭曲，控制匯率意味著匯率波動風險不能出清，最終反而釀就慢動作的金融危機。站在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越來越代表著經濟結構的深層病症。
國際收支領域的權威學者特里芬提出，一國的外匯儲備與它的貿易進口額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以滿足5個月進口需要為標準，滿足2個半月進口需要為最低限。就拿2024年6月來說，本月中國進口總額為2090億美元，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外匯儲備正常值應該是1萬億美元左右，顯然3.2萬億太多了。
那為什麼中國政府如此執著於積累外匯呢？首先是早年外匯短缺，讓中國政府事事都有被「卡脖子」的心理陰影。尤其是天安門鎮壓以後，中國一度被西方技術封鎖和經濟制裁，要進口各種大型機械設備和其他必需品，卻因為外匯短缺而造成許多遺憾，於是鼓勵出口創匯成為官方延續多年的政策慣性。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得不這麼做。經濟學中有一個蒙代爾三元悖論，指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完成下列三者：資本自由進出（Capital mobility）、固定匯率（Exchange rate）、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中國，要管制匯率——固定匯率（Exchange rate），又要操控人民幣——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於是就只有放棄了資本自由流動。放棄了資本自由流動，雖然避免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直接衝擊，但是也造成中國必須要一直管制匯率，因此，必須不斷地持有高額外匯。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國際收支形勢發生逆轉，要維繫巨額外匯儲備，不但代價越來越大，其難度也越來越高。那麼，到底有沒有可能切換到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呢？這樣外匯儲備的規模無需太大，就可以通過可以通過價格調整匯率浮動，緩解外部金融衝擊。
其實中國政府嘗試過不止一次，但是都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
第一次是1994年，當時，中國外匯市場上存在官方匯率（1美元兌5.8元人民幣）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1美元兌8.7人民幣）並存的情況，不僅妨礙當時招商引資，還容易滋生腐敗和尋租，於是1994年中國央行將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通通是1美元兌8.7人民幣。
第二階段發生在2005年，當時央行有意嘗試讓人民幣匯率制度自由浮動，但又不希望太「自由」，於是改叫「有管理浮動匯率制」。標誌性匯改事件是2005年「721匯改」，有限度地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中國央行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但沒想到，其他主要貨幣也立刻大幅升值。結果，導致當年的廣交會上，中國出口企業哀鴻遍野，訂單爆跌。但可笑的是，大家只把原因歸結為美帝的陰謀，《貨幣戰爭》隨後成為暢銷書。再加上沒多久，就遇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金融海嘯，央行立馬收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此次匯率改革基本宣告失敗。
第三個階段發生在2015年。當時中國經濟資料低迷，「保七」堪憂，製造業指數連創新低，出口回落。中國政府在8月11日宣布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迅速貶值。可謂是「忍痛」向正在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的IMF（國際貨幣基金）顯示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實現自由匯率浮動的決心。可是此舉帶來的匯率貶值卻瘋狂打擊了國人信心。短時間內，國內資金通過各種途徑出走海外。一度被嫌多的外匯儲備迅速下降，而且監管部門越限制，外流愈嚴重，形成惡性循環。三次失敗的匯率改革，根本原因都在於，中國政府違背「蒙代爾三元悖論」的規律，既要又要，導致次次失策。
那麼持有高額外匯和政策失敗的代價由誰來承擔呢？
2014年新華社有過對巨額外匯的討論，當時李克強在非洲訪問期間提到：「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已經是我們很大的負擔，因為它要變成本國的基礎貨幣，會影響通貨膨脹」。因為人民幣匯率管制的一個常態就是長期的強制結匯制度。巨額外匯每到一定規模，官方就會把多餘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後大量投入市場，導致央行不得不通過央行票據、提升法定存款準備金和銀行貸款配額等措施，來沖銷部分流動性。而大部分的流動性，則會導致通貨膨脹，以及人民幣對內貶值，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後果是，催化了全球最大規模的房地產泡沫。
另外，根據官方數據，2003-2011年，中國貨幣當局為發行央行票據、回購國債和增加的銀行法定准備金存款而支付的總利息成本約為1.4-1.5萬億元，導致持有的外匯儲備機會成本約為GDP的5.9%，在如此高的成本下，就只能向普通儲戶支付極低的利息。普通儲蓄資產無法獲得正常回報，也是普通民眾被迫付出的代價之一。
而且，過多外匯儲備留在貨幣當局手裡，還會給予決策層錯誤信號，就像當年的「畝產萬斤」刺激了毛澤東一樣。他們往往就會青睞一些服務於地緣政治的項目或者「國際面子工程」，比如一帶一路。其實「一帶一路」發軔於胡錦濤時代，當時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同時消化不良，比如產能過剩、庫存積壓、金融問題。於是當時決策者就向外看，希望把中國的產能向全球稀釋，把壓力釋放出去。後來上任的習近平面對這麼大外匯儲備和產能過剩壓力，於是2013年就正式提出「一帶一路」。
起初，全球化正處在高潮，「一帶一路」受到了部分國家歡迎，亞投行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形勢看上去一片大好。但是，這些項目資本往往投資風險偏高，而且機制都缺乏透明度，其真實回報率不容樂觀。果然，疫情之後，國際經濟轉差，而發展中國家尤甚，債務壓力陡增。不少發展中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面臨債務償付危機，紛紛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債權國進行債務減免。可以說開局多熱鬧，結局就有多糟糕。而這個結局的成本，只會讓本就不再富裕的中國民眾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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