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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朱虞夫:堅定的組黨派 以身試法(二)(圖)(圖)

分析89學運為何失敗

 2024-08-20 01:1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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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虞夫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8月20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肖恩採訪報導)(接上)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於7月28日被營救到美國,他曾三次入獄坐牢共16年,因飽受虐待罹患胃癌,當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機會最終到美國與久別的親人團聚。日前,《看中國》獨家專訪了朱虞夫,來聽一聽這位民運老前輩回憶自己參與三次民主運動的經歷,以及他牢獄生活中最慘烈和最難忘的場景。

71歲的朱虞夫生於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開始探尋民主道路。1978年底,參與發起杭州民主牆,寫作張貼了許多宣揚民主人權的文章。1979年組建並被選為當時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負責人,參與領導。

1989年六四事件,他聲援北京學運再次被傳喚、抄家,母親、岳家、妹夫、妻舅受株連被抄家。被關押27天後,撤職並下放。

1998年6月,積極投入中國民主黨籌備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籌委會,6月30日上街散發《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成立公開宣言》被警方關押48小時。「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開宣言》、電腦、印表機;關押10天,監視居住50天。11月8日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全國籌委會籌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當局逮捕,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獄。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獄,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記者:您是89年杭州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後來被關了一個月。請問你參加89年杭州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您認為當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對於浙江有何重要影響?

朱虞夫:當時六四運動起來時,我在浙江。浙江這個地方是人文薈萃的地方,從明清以後一直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脊樑骨,所有的文字獄差不多都發生在江浙一帶。滿洲人打進來以後,反抗最激烈的是江浙一帶,被鎮壓最厲害,並遭到屠殺。就共產黨來說,這里的地主階級意志特別強。

我們講的就是幾千年道統,骨頭是非常硬的,明成祖朱棣上位時,方孝孺被滅十族。我們杭州在歷史上有一個綽號叫“杭鐵頭”,就是他這個頭會撞牆的,不撞到南牆不回頭的,很正氣很正義,在秦漢革命時就嶄露頭角。後來一直到我們中國民主黨成立。

所以到八九六四的時候,北京天安門的事件,必然就像79年的民主牆一樣,杭州早就準備響應了。

記者:您分析一下八九64學運為什麼會失敗?

朱虞夫:當時我已經看到這個情況了,就是有火種,可是沒有木材,要乾柴烈火,它才能熊熊燃燒起來。那些工人階級騎著自行車路過但沒人能站出來。學生呼籲他罷工抗議一起來,沒有一個人響應,為了賺工資還有活路,這就是中國人。經過了那麼多政治運動後,棱角被磨掉了,就像共產黨分析的一樣,他們寧可餓死也不願造反。

當時工人還有一份工作沒有下崗,沒有像現在已遍地佈滿乾柴,那麼多人失業、那麼多人走投無路。

當時仗勢真是很可惜的,學生就像杜鵑滴血,真是大聲喊叫要民主要自由。可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好像事不關己,就這樣看看就過去了。89年當時的一個政治現實就是響應的工人沒幾個。

記者:1998年您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工作,被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和全國籌委會籌委,1999年,您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七年。當時您認為建立中國民主黨有什麼意義?您堅信中國會實現民主嗎?在一黨獨裁的中國,建立中國民主黨這樣的黨派存在風險,包括您以後可能會付出坐牢的代價,那時您想過這個後果嗎?

朱虞夫:1998年組黨來自王炳章先生98年2月闖關,他跑到杭州跟我們民運幾個人見面,提出來組織反對黨,可是當時王東海也好毛慶祥也好,回來我們商量的時候,都感覺到時機不成熟,太危險會坐牢、會遭到鎮壓。因為組黨這個事情,共產黨認為是反革命集團,它對個體的反抗下手還比較輕一點;如果你要組黨,他肯定要下手搞你。可我是一個堅定的組黨派,我感覺到一定要搞,因為當時整個國際社會已經被共產黨的大外宣欺騙的迷迷糊糊了。他們說我們的共產黨不是過去的共產黨,我們現在改革了。我當時在房管所工作,我已經爬到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的地位,因為參加民運,98年被抓進去關了十天以後,出來我被撤職。

可是我嚮往的民主信念是非常堅定的,我感覺到要組黨。當時國內民運就是搞簽名運動。今天什麼事情出來了,大家去簽個名,明天什麼事情出來了,去簽個名。最典型就是98年印度尼西亞排華,華人遭到了慘不忍睹的對待,搞了個簽名,中共根本就不來理睬你。

那麼,王有才選定了最安全的日子,就是(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6月25號到了西安下飛機的日子,到浙江省民政廳去註冊,你敢抓嗎?抓了以後,這個輿論的後果、新聞的效應,你擋不擋得住?

在組黨到底要不要組,大家都下不了決心的時候,我是這樣說的:組黨一定要組,可是一定會坐牢。

當時我已經有考慮了,共產黨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字,10月5號派唐家璇去作秀,裝模作樣的簽字,可是這個東西在哪裡,老百姓都沒看到,到現在都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它的目的就是欺騙國際社會來獲得生存的資源,大量的外資進來把它養肥了。他有力氣了還是要走老路。因為他一直反對鏟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共產黨就像魔鬼製造的機器,要把每一個黨員馴服,共產黨就是一架馴服工具,任何一個政治強人坐到這個位置上,這個機器就為他服務。任何一個反對的人都是消滅的對象。事實已經證明這個政權欠下那麼多的血債。

我們成立這個政黨的目的就是去推他一下,把這個位置讓出來,讓我們有更大的空間,要麼你乾脆把我們吃掉,那這個世界就看清你了,你就是猛獸必須要消滅。那麼誰來試呢?我們來試。我說肯定要坐牢,這個坐牢值不值得,你們自己去想,看看臺灣的民進黨是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的時候成立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可是他也告訴所有的老百姓,民進黨是一個負得起政治責任的黨,是一個願意為人民願意付出的黨。所以等到國民黨開放黨禁以後,幾百個上千個黨都去陳列,自己可以去成立一個黨,但是只有民進黨是個金字招牌。

所以我們今天中國民主黨去註冊了,受到鎮壓了,我們付出了,用我們的付出來喚醒這個世界,這個黨是有價值的黨。我說你們怎麼想我不知道,我肯定干。所以6月25號那天我去註冊。那天我說王東海你太太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如果去不回來的話,你老婆誰來照顧。那個林輝他也知道這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願意簽這個名字。他說如果我們去了不回來,也需要有人在外面就是把他們救出來的。我說好吧。那天我跟他們分別的時候,真是風蕭蕭易水寒的感覺。我送他們到樓下,李逵緊緊握住我的手長時間都沒放掉,他們也感覺到這個使命比較沉重。

當時申請交到了浙江省民政廳,民政廳專門有一個管理社會團體的部門,他說成立民主黨,你們準備50萬資金,要有50個成員的名單,要有秘書長以上人的名字,要報上去,東西放在這裡我們研究研究。

之後這個事情也很震動,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江澤民也沒處理,他也不願意製造政治犯,他想你們開玩笑,熱鬧個三天五天,熱情下去也就沒事了。但我們後面又一輪一輪搞出事情來,弄得江澤民非常頭痛。

我一直在後面煽風點火,要把事情搞大,當時我這個做法讓王有才非常失望。到了2月他被抓前,我們在月廟那個地方開個碰頭會,我當時手伸出來跟他握手,他不跟我握手。後來在整個案子審理的時候,他就認為民主黨搞成這個樣子是朱虞夫搞的。他是很溫和不搞街頭運動,我絕對要搞街頭運動,要到全國、到馬路上去發這個傳單,所以他很失望,不想這樣搞。

在整個過程中,王炳章先生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問你們怎麼樣了。我說現在他們還在研究,還沒結果。他就感覺到這是個窗口期。他說,你們到馬路上去發展中國民主黨,見到一個就發展一個,可是在中國的現實社會這樣做行不通,所有人對政治幾乎不感興趣,所有人都似乎有一個空間可以往上爬。民主黨成立時和現在這個政治現實又有區別。現在這個階層固化已經登峰造極了,讀大學、博士都沒有出路。

我們也知道這是個窗口期,所以我們千方百計要把它做大,當時大家每個人把口袋里錢拿出來。當時讓浙大在讀研究生吳一龍全國跑一圈。當時簽名運動有一個名單,有住址有電話,我們就選出來,一路跑過去,每個地方都成立中國民主黨的地方籌委會,大家平起平坐,我們搭一個台大家來唱戲。誰唱的好以後誰就是老大。當時有許多插曲,吳一龍跑到北京找到了一個有名望的人物,那個人當時就提出來,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麼放。他說我不是來找主席的,我是來點火的。那人就說我不跟你搞。吳一龍後來就給任婉婷打電話,任婉婷就搞起來。

受王炳章先生發展黨員的啟發,6月30號那天,我拿著我們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宣言到馬路上去散發,我是一個人去的,沒有一個人有膽量跟我一起去。我在馬路路口被便衣警察帶到派出所留zhi呆了48小時,事後王東海接到電話後馬上把我的情況告訴王有才,王有才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一聽說我被抓了很急,他感覺負擔很重。這個民主黨是他為首的,為了民主黨現在有人被抓進去了,他急匆匆的在當天晚上趕到王東海家,王東海要把這個事情告訴盧思卿,當時的香港中國民主運動民運信息中心。王有才說不要通知,一通知的話對我更加不利。王東海還是通知了。誰都沒想到這個日子太湊巧了,30號通知以後第二天是98年7月1號,非常敏感的香港回歸一週年紀念日,所以這一天香港的報紙電台電視全部都播放了這個消息,警告香港人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這樣。對共產黨來說非常頭痛,這個新聞的效應就成倍增長,我關在那里報上去,當時(中共)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時江干區公安分局分局長、黨委書記是吳偉虎,他後來(因貪腐)也被抓起來判了死緩,跟我關在一起,非常有諷刺意味。他說,當時覺得我是不是精神病,看書走火入魔了,他把社會上的老師招進去來陪我,幾個人24小時在里面進行辯論。他們問我為什麼要組黨?為什麼要搞民主?我說民主的兩大標誌,一個是言論自由,一個是結社自由,我們現在在結社自由上是來敲打敲打,投石問路來證明你是民主的,當然我就是以身試法,來點真格的檢驗一下,我很可能坐牢,也可能(被)殺頭。我就看你抓不抓,我就怕你不抓。

記者:當時有沒有害怕,比如他們會用酷刑?

朱虞夫:要說不害怕也是假的,被抓到黑屋子里去,全世界沒有人不怕的。可是這個代價和信仰來比較,沒有怨言,我是為我的信仰來進來的,我是求仁得仁。

我要不坐牢很方便。99年我被抓的時候,國保大隊長把我拉到一邊悄悄跟我講,內部已經討論好了刑期10年,你如果退出中國民主黨,我保證你一天牢都不用做。當時我頭皮一炸,畢竟是十年,十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可是我感覺到我不能退。我說你吃得下抓,我就吃得下住。那天是99年6月3號,所有的民主黨成員都在里面提審,如果我表態退出,而他們在受罪,我沒臉見他們了。我說我是不退的。後來我因為沒有前科被判了7年(監禁)。

就這樣,組黨把中國的民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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