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性騷擾案件在中國高校曝光(圖)


越來越多性騷擾案件在中國高校曝光。(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8月4日訊】中國人民大學女博士生早前實名舉報被博導性騷擾事件後,有許多同類案件相繼曝光,各界再度關注中國校園性騷擾問題。本臺記者訪問多名不同年齡層的中國女性,從教育制度、社會環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討中國推動Me Too運動近十年,為何性騷擾事件還是持續發生?

王迪說:「我是王迪,我實名舉報我的導師,人大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王貴元教授性騷擾且強制猥褻我,並要求與我發生性關係。因我拒絕,他對我進行打擊報復,並威脅我不能畢業。我要求依法依規懲治王貴元,並更換指導老師。」

中國人民大學女博士生王迪舉報博導的視頻,牽動在陝西、山東和太原等有同樣遭遇的女生,並引爆多起性騷擾個案。不過,還在中國修讀研究所的婷婷對本臺表示,這一波Me Too事件在她和同學的圈子當中,並沒有成為話題,因為在高校的環境和制度下,她們每個人都有機會變成受害者。

婷婷說:「這種事情對於不是在這個圈子裡的人覺得很震驚,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沒有特別的震驚。我就有聽說有(老師)給女生發騷擾簡訊,還有(老師)會說'你陪我',也有(老師)會邀請女生出去吃飯,而且是數次邀請女生出去吃飯,然後給女生主動許諾一些事情,說我可以帶你發論文,我可以給你什麼好處,以這種形式來誘惑女生。這個當然是不對的,當然是不正常的,我們真的是乞求自己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

碩博導與學生存在人生依附關係 高校制度保障加害者多於受害人

婷婷解釋,她們只能乞求不要成為受害者,是因為在中國的高校,特別是研究所以上,導師和學生之間就像人生依附的關係,你的未來掌握在導師手中,反抗只會使受害者要承受更大的壓制。

婷婷說:「我相信這個女生肯定也是會做一些嘗試,但是尤其是在碩士和博士,導師對於他手下的這些學生是有絕對的掌控力的,包括生活,你的學業,你的前途,如果這個老師他想從你身上得到一些東西,你是沒有任何力量去反抗的。如果通過學校這樣的途徑,因為所有學校的老師他們都是一體的,這些老師們他們不會把這件事情嚴肅處理,之後這個女生會受到更大的報復。這件事(性騷擾)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面臨跟人大女生同樣的困境。所以如果你還想再留校混,你就是要忍下來。你其實沒有地方去申冤,也沒有地方去解決。」

婷婷表示,對人大女博士生的遭遇感到難過,相信對方選擇以視頻實名舉報,也是迫於無奈,但她的勇敢不能改變高校女性的Me Too困局。

高校不作為和冷處理 讓Me Too事件循環發生

已離開大學的魚魚表示,Me Too事件雖然不是只有在中國發生,但在中國佷多受害的個案,儘管有人勇敢站出來投訴,苦等多時校方也不會處理和回應,像人大女博生的情況一樣。

(AI代讀)魚魚說:「憤怒就在於這個女生已經在1年前、甚至2年前都已經投訴了,只是她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所以最後才讓自己以付出巨大代價的方式曝光這樣的行為。用巨大的壓力,讓學校、黨不得不盡快的採取措施。但是這樣的行為,如果你的遭遇不夠嚴重,如果不夠慘,最後又會讓受害者處在一個不利的境地。」

魚魚表示,中國高校的Me Too運動已開展近10年,女生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像人大女博士生的個案,受害人把加害過程錄音,成為最有力的證據,但批評學校的不作為,使Me Too的事件持續發生。

魚魚說:「女生從來都懂得怎麼保護自己,但是問題這個事情不能光靠女生保護自己就可以杜絕,這樣的行為不應該僅僅是個案式的處理。說話的人、發言的人,聲音再大,但是那些應該聽到他們、應該回應他們的人聽不到,應該是要讓像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等責任者,承擔起責任來去處理和預防。

Me Too屬難以舉證和啟齒遭遇 目前被曝光的只屬冰山一角

從高校畢業的小敏表示,性騷擾在中國並不是陌生的話題,但很多女性願意私人分享多於把事情曝光和舉報,與中國社會對受害者不利的環境有關。

小敏說:「首先Me Too的事是很難以啟齒的,因為這也可能存在某種的污名化,受害者或者是施害者因為他們確實存在著特定的權力關係,施害者那一方就會說這是什麼兩情相悅、什麼情不自禁之類。而這種東西就是很難有什麼舉證說得清楚,這種個案很難會有勝算的。」

小敏表示,中國是男權和專制社會的結合,公司的主管、上司和大學的教授等有特定權力的人,對作為新人或下級的女生提出邀約,會出現難以拒絕的狀況。又說,已出社會工作或在高校的女生有一定的自我保障意識,但在學習環境更封閉的未成年女性,如果遇到Me Too的情況會更無助。

小敏說:「中國的這種Me Too不僅是在大學,其實有一些更加隱秘的,比如說像藝考那種,就是那種藝術考試。所以你想想一個十幾歲,甚至可能還沒有成年女性,被送到北京等去參加藝考,要進行封閉性的培訓,你的家人又不在你身邊。在這麼封閉的環境,10多歲的女生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有很多獨立思考,也不知道界限在哪裡,也不清楚什麼是對和錯,什麼是yes is yes!會導致出狀況時也不知道可以跟誰說。」

Me Too受害人:權利不對等的環境 弱勢一方容易成為Me Too的目標

事實上中國的Me Too事件,不僅發生在學校,曾為丈夫維權的政治犯家屬施明磊是Me Too的受害人之一。施明磊表示,加害者是在她急需要協助救援丈夫時,利用家屬和救援者之間存在權力不對等出手,事件對她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

施明磊說:「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很絕望的。因為處於一個高壓的環境下,要面對政權的嚴厲打壓,是特別的孤立無援,特別的需要你的社群來支持你。在這種狀態下我是很脆弱的,竟然在救援的過程中,在弱勢群體裡面還有這種權力的關係。回去之後,我就開始回想跟我接觸的這些社群裡面的人,那些人是不是可疑的,不再能信任。」

她表示,經歷很長時間的沉澱,才能把Me Too的遭遇公開和走出來心理陰霾,重新與社群的人接觸,回到人權倡權的位置。

女權倡議者:中國針對Me Too法律不涉及相應罰則 變相縱容加害者

中國女權倡議者李麥子表示,中國Me Too事件持續發生,而且涉及不同範疇和年齡層,與社會權力結構有關,又說,舉證責任全由受害者承擔,加害者更可以提出反訴,公權力也不會提供協助,在這種環境下,Me Too受害人要承受多層傷害。

李麥子說:「很多人不敢報警,因為你去報警,報了警,還要遭受一下警察的羞辱。警察不是保護受害人,其實就算你報了警,警察也不管。公安機關其實都是由男性主導的機構,他沒有動力去配合。以及就算說了話,學校也不是按照性騷擾去處理,頂多就是比如說開除和調離工作崗位。」

她表示,中國的Me Too運動推動已有一段時間,政府曾有出臺一些法律保障女性權益,但沒有針對加害者有相應罰則配合,使法律的阻嚇力不足。

李麥子說:「《婦女權益保障法》雖然對性騷擾的概念進行了界定,但它說的就是受害婦女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國家投訴,相關單位受到投訴應該及時處理,並告知處理結果。那你說這有啥用啊?就是你沒有辦法給它相應的罰則。比如說某種程度的性騷擾,會要求他上反性騷擾和性別平等的課程,再嚴重的就會關到監獄裡。但是就現在整體上來看,中國沒有一個非常懲罰性的罰則,所以它的犯罪成本就很低。」

李麥子表示,這次人大女博生的事件,加害者已被開除,希望能成為一個範例,也希望中國可以採納聯合國有關性別歧視的定義,教育公眾加強關注Me Too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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