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4年6月17日訊】2019年1月2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8年GDP數字,90.0309萬億元,增長從6.8%下滑至6.6%。
那一年,儘管累計到全年的增速雖然好於預期,但仍較上一年少0.2個百分點,是1990年以來最差表現。
當年度,政府驅動的投資還佔了主要部分。重啟的基建項目,加速發放的銀行貸款,以及統計局前三天調整2017年數字,都讓中國2018年GDP增速剛好超過既定目標0.1%。
那一年,消費降級的爭議第一次出現。
涪陵榨菜收入和利潤齊漲,以及方便麵銷售收入五年來首次止跌回升,被看作是消費降級的例子;作為自主品牌汽車的中堅,吉利汽車2018年12月銷量下滑40%,沒能完成全年銷售目標。到今天,消費不僅僅只關乎你為GDP做了多少貢獻,它更是整個商業社會的驅動力。
當人們的收入普遍減少或者不再增加,消費就會降低,進而讓更多人的收入降低,進而繼續影響消費,如此循環,組成了一個簡單的經濟週期。
而今天,面臨歐美西方國家的圍堵制裁,就更迫切需要刺激國內消費的增長,但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面前,刺激消費這件事的難度,甚至絕不亞於要在短期內恢復房地產市場。
可以說,今天中國經濟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消費降級。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消費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佔當年GDP的比率)一直在50%或者以下徘徊,這一點和歐美80%的水平相差較大。也正因如此,當中國宏觀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內外凸顯的時候,不少經濟學家包括美財長耶倫,都在呼籲中國要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其中的一個結構就是高投資低消費。
2018年,政府驅動的投資佔了主要部分,到今天2023年,依然如此;基建飽和問題儘管老生常談多年,但在民營企業投資意願不足的當下,也只能由地方驅動基建投資,來為經濟增長「添磚加瓦」。
消費降級所導致的社會現象會有許多,其中一個比較好的是商品價格更低,但比起好處,消費降級的壞處更為惡劣。當人們的收入減少或者停滯,亦或是對未來缺乏足夠信心的時候,消費就會減少;社會面的消費減少,就意味著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困難,而在國內大舉投資製造業的情況下,還會產生新的社會現象:內卷。
消費率太低,以至於人們的生產能力常常超出了需求,出現了過度競爭,而這就是內卷。
今天的年輕人抱怨內卷,說是因為人口太多導致了市面上工作機會缺乏;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認知,理論上人口有多大,相應的市場就應該有多大,但中國國內的消費降級導致了市場萎縮,最終引發了內卷。
消費為什麼會降級?
房地產金融化是一個很大的因素。過去房地產資產佔據中國家庭資產超七成,房價一跌,居民財富就會縮水,原來預期中的財富增值現在變成了貶值,消費自然就會降低。除此之外,收入不足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過去居民收入也低,但房價至少還能上漲,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人們對財富的減少的擔憂,但隨著房價下跌,收入依然增長緩慢或停滯的情況下,消費變得更理性,成了常態。
今年「五一」假期,儘管中國旅遊人次和消費總量創新高,但具體到人均600多元的消費額,甚至不足2019年新冠病毒前的同期水平。哪怕在不考慮通脹的情況下,這也是很可怕的現象。
但說到通脹,2019年中國M2總量還不足200萬億,但到了今,年中國M2總量就突破了300萬億,廣義貨幣總量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裏增長了三分之一,更細思極恐的地方還在於——物價不僅沒有變貴,反而隱隱有更便宜的傾向。
今天,電商平台上的商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便宜,但中國的M2總量卻在四年多時間裏增長了三分之一。通脹沒有發生,通縮反而發生了,這也表明,消費降級的趨勢愈演愈烈。
M2總量突破300萬億,說明近年來中國貨幣「放水」更多了,印鈔機都快開的冒煙了,但消費依然沒有起色,凱恩斯主義理論失靈了,任何經濟刺激措施,取得的效果都不如過往好了。未來要想拉升消費,還能怎麼辦?
市場經濟的終極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誰的問題。而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模式,遇到的另一個大挑戰就是,出口面臨著歐美的圍追堵截,這就倒逼中國必須要朝著內需導向型經濟體轉型。
高投資的經濟模式的前提條件是:在較長的時間維度內,市場供給和需求基本平衡,所以產出的東西可以實現其市場價值。但消費降級,內需不足,就意味著需要更多依賴歐美經濟體的進口,但現在,歐美關稅壁壘越來越高,商品一旦賣不出去,就意味著沒有市場價值,那麼生產要素再高,投資再高,只會意味著資源耗散越大。
美國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美國厲害的地方不僅在於高消費帶來的發明創造,還有能夠把這些發明創造變成大批量生產的商品的資本。
當中國的經濟因為高投資變得越來越接近世界前沿的時候,也的確需要讓人們從工廠車間裡走出來去消費。因為只有一個充分的消費市場,才能夠給企業家提供指路明燈,告訴他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消費者的買單才是發明創造技術得以完成商業化的最終保障。
看看美國,不僅國內消費高,發明創造也是最高的,而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形成了完美的互補。
中國的問題,恰恰就在於高投資低消費上,如果計畫部門連市場需求都不知道,自然也很難指導科研人員搞開發,集中力量辦大事,應該僅限於幾個有限的行業。在一個更大的市場裡,最終還是需要讓市場來試錯以及消費者買單。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最大作用,這是很重要的一步。
兩極分化,消費降級的背後,居民收入不足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僅僅只有45%左右,這一數字嚴重低於日美的75%,甚至低於印度的80%。居民收入偏低,意味著收入分配存在著嚴重失衡。所謂「國進民退」就是這種現實反映。
根據北師大的研究,2019年中國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人口只有7000萬,放在全國14億人口的大基數之下,可以說真正具備消費能力的人,只有那麼固定的一波群體:5%。
基尼係數也能夠反映這一點,中國基尼係數自1997年以來幾乎一直在擴大,至2009年已經達到0.49,隨後稍有回落,2016年末為0.47,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依然是0.47。至於北大、西南財大等研究小組做的統計則顯示,中國基尼係數遠遠高於0.47。那麼,基尼係數0.47什麼概念?如果跟經合組織成員國比,中國基尼係數排在倒數第三,僅小於南非和哥斯大黎加。
過去曾反覆強調刺激消費、建立消費社會、不要儲蓄那麼多、鼓勵服務業、發展製造業、刺激消費,這些在人均GDP1.2萬美元的經濟體,要實現這些仍然不太現實。於此,消費降級也成為了必然。
消費來自一個人的收入,哪怕有信用卡分期、白條花唄、租房分期這些各種形式的刺激,花出去的錢終究還是要還的。
在人們收入不見漲、社會保障體系薄弱、房價下跌的情況下,如何有長久的消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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