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安全 你要讓渡多少自由?監控時代的民主危機(組圖)
——專訪《監控國家》作者李肇華


人臉識別 (圖片來源: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5月4日訊】談起中國,不少人都會想起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監控技術──這些技術雖然為生活帶來了便利,卻也讓中國政府得以更精準地掌控人民。

長駐中國多年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李肇華(Josh Chin)與林和(Liza Lin),於2017年發現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監控技術;追蹤該議題多年後,他們將採訪報導的成果彙集成書《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從政府官僚、人民、企業等不同行為者的角度,完整描繪出監控體制的日常運作,並加入美國和烏干達的案例,討論中國政府的監控計畫如何受助於美國企業,以及北京正在輸出的「中國模式」。

透過《監控國家》,李肇華期待和讀者一起思考:在人工智慧、監控技術不斷進步的這個年代,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技術與人類的關係?監控技術真的無所不能嗎?如果執行監控的政權不是中共、而是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我們就可以安心嗎?

近年來,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實施的高壓政策,讓世界注意到中國政府對監控技術的應用。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的監控體制」成為顯學;光是近兩年,就有人類學家戴倫.拜勒(Darren Byler)聚焦維吾爾人處境的《黑甲山的微光: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新疆,從科技監控、流放青年與釘子戶一窺維吾爾族的苦難與其反抗》,以及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的《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在臺出版。

於2024年4月出版的《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中文版,則為臺灣讀者提供了一個新角度,窺探中國監控體制的發展。這本書,是《華爾街日報》駐中國的資深記者李肇華(Josh Chin)與林和(Liza Lin)始於2017年中國打造監控體系初期,歷經5年以上的調查成果。

身為《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副社長的李肇華,在中國從事記者工作已逾20年,是駐中國最資深的外媒記者之一。他於2020年遭北京驅逐後,有段時間曾居留臺北,目前則常駐首爾,在海外持續對中國進行報導。

李肇華對《報導者》指出,《監控國家》這本書的寫作目的,是呈現出中國監控體制的複雜性。

除了描繪中國官僚如何應用監控技術,以及一般民眾體驗、甚至對抗監控的方式之外,李肇華與林和也談中國的網路公司(如阿里巴巴和騰訊),如何和中國政府處於一種既矛盾、又共生的複雜關係。

此外,一般人也很少注意到,美國企業也是中國監控體制的協力者──譬如IBM以「智慧城市」的概念(臺灣一點也不陌生),協助中國各地方政府打造網路基礎工程;英特爾(Intel)則投資東方網力科技,此公司能力是將監視攝影機連結在一起,幾年後,這個技術被廣用於新疆;美國硬碟廠商希捷(Seagate)提供中國警方儲存監控錄影所需的硬碟等等。當然,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些科技精心打造全面監控人民的「熱情」是無人能及的。

除了美中企業之外,中國政府近來也開始將AI和監控科技,視為拓展國際影響力的途徑,不只在烏干達等發展中國家建置監控系統,還在COVID-19疫情期間藉機宣傳,把中國模式打造成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更好的替代選擇」──由此,《監控國家》也將監控體制提升到了地緣政治的層次,論及美中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

最有趣的是,《監控國家》還爬梳監控產業的歷史,將監控體制的理論基礎,連接上錢學森這位火箭科學家。

早年在美國學習、工作的錢學森,於1950年代因麥卡錫主義而被迫離美,他回到中國之後,不只幫助中國大力發展長程導彈,也把「控制論」(cybernetics)這個科學理論在中國發揚光大,並將它運用在人類社會上,企圖用過去的數據預測人類未來的行為,因而演變成大數據監控的理論基礎。

換言之,起初孕育社會監控體制的關鍵人物和理論,其實就是中國、美國共同養育出來的產物,很巧合地呼應了中美今日在監控技術上的「隱性互助」。(註:《監控國家》書中提及,中國根據維吾爾人族群的居住地、禮拜地點、年齡來進行追蹤的分析法,就是美國情報界於1990年創立,用來追蹤恐怖份子的一種監控技術。)

值得注意的是,李肇華與林和在中國採訪多年之後,也發現很多時候,中國的監控技術和能力並不如官方宣稱的那樣厲害,甚至只是表面做個樣子。

這個發現讓我們看見中共的宣傳話術,如何讓大部分人相信「政府時時刻刻都能監控到我」,藉此讓老百姓進行自我監控;而美國檢調單位使用AI技術來進行調查的案例,則指出了AI、監控技術的缺陷(比如人臉辨識對於有色人種的誤判機率仍高),也戳破科技就是「中立」、「精準」的假象。

循此,李肇華對《報導者》指出,與其說《監控國家》討論的是「中國的監控體制」,還不如說,它討論的是幾個更哲學性的問題,而且鼓勵讀者拋開成見、認真思考:

在人工智慧、監控技術不斷進步的這個年代,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技術與人類的關係?我們應該大方擁抱嗎?還是應該疑懼?監控技術真的無所不能嗎?如果執行監控的政權不是中共、而是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我們就可以安心嗎?

以下是《報導者》對《監控國家》作者李肇華的專訪。

 

從科學控制到社會控制的世紀變革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能否和我們談談《監控國家》的出版緣起?

李肇華(以下簡稱「李」):這本書的緣起可以上溯至2017年,當時我和同事林和,做了一系列和中國監控科技有關的報導。

第一篇報導,是林和發現的一間中國公司──商湯科技。當時商湯還是新創公司,募到了許多資金,正在開發先進的臉部辨識科技。

這種技術現在看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幾乎隨處可見,但在2017年的當時,感覺卻像科幻電影裡才會出現的東西。我們去了一趟商湯的辦公室,看到產品之後整個驚呆了,彷彿看見了未來世界的樣貌。

我們起初以為,我們只會製作單篇的報導,介紹商湯和這個新技術,再談談他們如何與警方、政府合作,管控人民的行為。但我們愈是深入挖掘,就愈是意識到自己正在面對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這個巨大的變革,將會改變科技被用來治理、控制人民的方式。

於是我們決定,要針對這個主題多做些報導。

後來我去了一趟新疆,也開始調查更多公司。到了2017年底,我們逐漸意識到,我們幾乎只觸及了這個龐大議題的皮毛;如果想好好討論這個主題,勢必要用一本書的篇幅來處理。

到了2018年,這個系列的報導獲得了美國財經新聞領域的最高榮譽「羅布新聞獎」(Gerald Loeb Awards),也讓我們有更多理由說服別人,這個主題值得發展成一本專書。

報:你是如何開始在中國的記者生涯的?

李:我的記者職涯其實是個意外。大學畢業後的我身無分文,也沒有工作,偶然在一個地區報紙上看到徵人啟事,所以我就去應徵了。得到那份工作、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我很喜歡記者這份工作。

不久之後,我發現中國國營的英文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徵人。因為我有一半的華人血統,念大學時也學過中文,一直都想在中國工作看看,所以我就去應徵了那份工作,把它當作進入中國的一個敲門磚。

當時還是2000年代初,我在《中國日報》做了一年。在中國做記者,可能是理解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如果想要理解這個國家,你需要一個可以讓你到處跑的工作。

當時的感覺真的很棒,尤其是在2000年代初,一直到習近平掌權初期,整個中國瀰漫著樂觀向上的氣氛,人人都充滿了企圖心──就算是在最貧窮的地區,你也能感覺到無限的可能性和活力,而且當時的中國人還對外界充滿好奇心,很喜歡和外國記者分享這些感受。

所以那個年代在中國當記者,可以到處跑、和人們交談,其實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報:《監控國家》探討了監控體制歷史,並將監控體制的理論基礎,連結上科學家錢學森和「控制論」(Cybernetics)。這個論點是怎麼來的?

李:關於錢學森的內容,其實是整本書我最喜歡的章節之一。

挖掘歷史本來就是有趣的事情,而我自己在研究之後也很驚訝──很多人都知道錢學森是中國有名的火箭科學家,但包括我在內,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清楚他和「監控國家」這個概念的關聯。

後來我讀到了薩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的博士論文,她的論文試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控制概念,並指出錢學森如何將科學領域的控制論,延用到人類社會,借由預測人們的行為來控制社會。

此外,記者瑪拉.維斯坦達(Mara Hvistendahl)也曾在《科學》雜誌(Science)撰稿,詳細描寫錢學森、以及研究「社會控制論」的一大批中國科學家──除了霍夫曼之外,她就是唯一一個看到錢學森和中國監控體制存在關聯的人。

這段歷史有個特別有趣的地方:錢學森是在美國求學、做研究的,後來卻被美國驅逐、回到中國,然後在中國把控制論發揚光大,最後演變成為監控體制的理論基礎──換言之,錢學森本身、以及監控體制的理論,在某程度上來說,就是美中兩國共同培育出來的產物。

這段歷史,很巧合地也呼應了監控產業的現況:錢學森在美國學到的理論,後來影響了美國矽谷的公司,進而發展出了中國正在使用的監控技術。也就是說,今日的監控技術,和錢學森本人一樣,其實都是美中兩國互動的產物。

 

批評中國很容易,但自我反省的人並不多

 

報:近期也有其他記者、學者,出書討論中國的監控體制。《監控國家》和那些相似主題的書籍有何差異?

李: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就「中共如何運用科技來進行社會監控」這個主題而言,《監控國家》是目前最全面的一本著作。

現在談到監控,很多人會過度簡化地,只把監控技術描繪成不好的東西,但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而我們就想完整呈現出這個複雜性。

我們在書中討論了監控體制的歷史、細緻描繪了這個產業,同時也不希望只是在批評這個技術,而是去理解中共為何使用這個技術、想要達到什麼目的,然後再把許多活生生的人物故事交織進去,理解這個技術如何以正面和負面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報:為何會在一本討論中國監控體制的書籍裡,放入烏干達和美國的案例?

李:會有烏干達的章節,是因為我在非洲的同事,當時剛好在做一個和華為有關的報導,於是他們聯繫上我,想要我幫些忙。我原本沒有打算要把烏干達的案例放進書裡,但我們一抵達那裡就發現,原來中國的監控技術,已經以非常具體的方式擴散到其他國家了,可以為這個主題提供一個全新的面向,所以最後被加進了書中。

有些讀者似乎不太喜歡這個章節,因為他們只想看和中國有關的內容。但這個章節可以呈現出,不只是中國公司在積極輸出這種科技,中國政府也想藉機輸出中國的治理模式。

至於書中會有美國的章節,則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很實際:美國就是出版品最重要的市場,而我也想讓更多美國人看到這本書,讓他們知道,監控技術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而不只是發生在中國的事情而已。

第二個原因則是:我認為美國人必須要認識到,監控技術不是外來的東西,因為這種技術就是在美國發明出來的,而且也正在被美國人使用著。

今日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籍,常常只是在批判中國,但很少會觀照自身,而美國作者尤其如此。要批評中國、批評中國政府很容易,但自我反省的人並不多,也不太有人去思考,美國在中國的監控體制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2019年,李肇華(左)和其他記者在《華爾街日報》發布了華為員工協助烏干達數位監控部門,攔截反對黨國會議員瓦恩(Bobi Wine,右)加密通訊的報導。圖為同一年,李肇華在美國紐約與當時入選《時代》雜誌(TIME)「百大人物」的瓦恩會面。(照片提供/李肇華)

一開始,監控方很樂意接受採訪

報:寫作這本書最具挑戰性的地方是什麼?在中國採訪不會擔心人身安全嗎?

李:在當時,作為一個駐中國的外國記者,你能遇到的最大危險,頂多就是被政府驅逐出境而已──而我後來也的確被驅逐了。

所以我們真正擔心的,其實不是我們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如何保護我們的受訪者、或為我們提供線索的人,避免他們受到傷害或懲罰。

有鑒於我們書寫的主題,我們知道我們的受訪者、有時甚至是他們的親戚或家人,都可能會被中國政府鎖定或懲罰,所以我們必須謹慎權衡,不能把我們知道的內容全部寫出來。

在接觸受訪者時,我們會盡量使用加密聊天軟體,比如Signal或WhatsApp──但這並不容易,因為中國人不習慣使用這些軟體,你也很難讓他們避免使用微信。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會盡量約見面談。

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們會坦誠地和對方說明,我們會在報導裡寫到他們、可能會寫什麼,同時告訴他們受訪可能存在的風險,這樣他們才能正確評估受訪的後果、決定是否受訪。

老實說,如果我們是現在才做那些採訪,這本書可能就寫不出來了──在中國境內,現在要下載Signal和WhatsApp已經變得愈來愈困難;當年我還可以在新疆各地行動,避免受到太嚴密的監控或追蹤,但中國政府近期已經愈來愈擅長追蹤記者,也會阻礙採訪、要求受訪者不要和記者談話,甚至拘留受訪者。

早期我們約訪也沒什麼困難,因為在這個監控體系剛成形時,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這是個敏感的議題,只覺得它是個新技術。

這本書最驚人的一點是,監控公司和警方早期其實是很樂意接受外媒記者採訪的,因為他們對這個系統感到很自豪。老實說,當年我們去參觀這些公司的展示間,也覺得那些技術非常厲害、非常有趣。這本書的共同作者林和,當年甚至還能採訪到警察、城管,獲邀進入他們的主控室,認識監控運作的方式。

一直到我們的報導刊出、其他媒體也跟進報導,並在全球各地引起批評聲浪後,那些公司和中國政府才意識到,喔,原來這些不能談,採訪也才開始變得愈來愈困難,尤其是在新疆。我們接觸受訪者的方式,也必須變得更謹慎──很多新疆人都想提供訊息,但你必須找到合適的地點、情境和他們交談,避免他們被追蹤或監聽。

「臺灣模式才是其他民主國家應學習的對象」

報:你在書中提到了臺灣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並和中國的防疫政策做了對比。是否可以說,臺灣的案例證明了,我們仍然可以在盡量兼顧隱私的情況下,達到圍堵疫情的功效,中國模式也並非唯一的「替代方案」?

李:基本上這個章節,就是源於我疫情期間居住在臺灣的經驗。

當時在亞洲的很多地方,疫情控制都做得很不錯,但這是透過數位監控達成的──臺灣也不例外。不過就我的觀察,我認為臺灣在追蹤足跡時,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還要更加細心、週到。

中國、韓國和新加坡這些國家,都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式,來追蹤人們的足跡和接觸史。但臺灣人卻認為這種做法太過侵入性、風險也太大:如果程式有bug或漏洞,敏感的個資可能就會外泄。因此臺灣政府決定只使用一般的手機定位技術──這麼做不夠精準,但相對安全、也能保護個資。

若要控制疫情,無可避免就要犧牲一點隱私,但我認為臺灣特別之處在於,你們願意多花一些力氣,盡量減少這種犧牲。

也是因為這樣,我認為臺灣人可以試著告訴別人,你看,中國模式並不是唯一的替代選擇,其他國家也確實可以從臺灣那裡學到許多。

而且中國強度過大的模式,終究是不可行的,如果再有一次疫情,我也不認為中國模式可以被套用在其他民主國家。相較之下,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也會遇到許多基於隱私需求的阻力,因此臺灣模式才是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學習的對象。

報:有些臺灣人會緬懷過去的威權時代,甚至會覺得「如果沒犯法,就不需擔心政府的監控」。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李:這種說法非常有趣。我們開始寫這本書時,也常會聽到中國人這樣說。起初我們以為,這是中國人才會有的觀點。但等到我們去了烏干達、報導了美國的案例之後,我們才發現,其實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的。

從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萬一有天你的言行、你的合法利益突然和國家政府出現衝突了,那該怎麼辦?萬一有天政府做錯了什麼,而你在道德上又覺得必須反對政府時,又該怎麼辦?也許你會上街抗議,這時你就突然成了國家監控的目標──但你並沒有做錯什麼。你只是為了你認為對的事情挺身而出罷了。

我們在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也看到了一樣的現象,不是嗎?一群人抗議一個政治行動,本來就是美國憲法保護的行為,任何人都有抗議的權利,但美國警方卻使用了臉部辨識和其他監控技術,來掃瞄有前科的抗議群眾,並試著逮捕抗議的人,藉此對群眾進行威嚇。

我想這就是答案。人們會說,「沒事啊,我很好啊,我又沒做什麼壞事。」但那攸關的不只是你一個人而已,也攸關整個國家、所有人民,以及國家認為哪些東西更重要。

關於「選擇」的自由、負擔和後果


北京街頭的監視器。(攝影/REUTERS/Thomas Peter)

報:記者必須平衡報導,但就你個人的立場而言,你支持監控技術嗎?

李:我們在書中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案例,用實際的證據證明,數位監控科技最終會導向獨裁,而這也會對自由民主體制帶來嚴重威脅。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成長於自由民主的體制之中,而我也相信,自由民主比威權獨裁還要好──就此而言,我當然有我個人的看法。

但儘管如此,我依然可以理解中共的邏輯,也理解為何有這麼多中國人,會願意生活在中共正在打造的監控國家裡──你必須先理解這些,才能知道為什麼有人會被監控體制吸引,也才能更好地對抗監控技術,並理解中國政府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看到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時,常常會覺得「喔,就是個歐威爾式(Orwellian)的惡夢,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國家,和我無關」。但在中國,數位監控許諾的安全感和便利,其實比很多人意識到的還要更有吸引力,也正在民主國家擴散。

美國人會傾向於毫不批判地去理想化「自由」這個概念,甚至「為了自由而自由」(freedom for freedom's sake),卻不太會去思考自由的意義、自由帶來的責任,以及為了自由我們必須犧牲什麼──而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這本書的最末提到「選擇的自由」。

擁有選擇的自由當然是好事,但選擇同時也是困難的。某個意義上來說,監控技術就是在抹除這些選擇,也抹除了選擇這個行為所帶來的責任和負擔──比如書中的杭州,就是某種版本的數位烏托邦,你的生活幾乎都被安排好了,演算法會把它知道你喜歡的東西推送給你,或者為你提供它認為最好的選擇,所以你的生活變得既輕鬆、又方便,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很好,讓我們解脫了選擇的負擔。

所以我個人的立場是,人們需要更多地去思考選擇,以及選擇會帶來的一切後果。

報:外媒記者在中國採訪愈來愈困難,受訪者也開始對外媒記者懷抱敵意。你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李:有點諷刺的是,中國的故事正在變得愈來愈重要,但這個國家也在變得愈來愈難報導。

我在中國當記者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都還算是個可預測的國家──直到習近平上臺之後,這點才開始有了變化。現在人們不太確定,中國究竟正在走向何方,因為一切都端看習近平的想法,但沒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麼。

此外,報導中國之所以困難,也是因為現在常駐中國的外國記者非常少──我和我的同事就被驅逐了,而且他們當時告訴我,我將永遠不能以記者身份回到中國。所以美國新聞機構現在大多只能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包括臺灣),持續嘗試對中國進行報導,這點真的很痛苦。

像我現在如果要採訪中國人,就要想辦法在小紅書、微信上面,嘗試尋找受訪者,然後再打電話給上百個我不認識的人,期待有某個人願意接起電話,非常累人。但一般人接到陌生人突然來電,通常只會覺得莫名其妙,不會想要和我談話。尤其中共現在會把外國記者描繪成外國政府的代理人,很多中國人甚至會認為我是間諜。

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什麼特效的解方,只能努力嘗試、努力打電話,然後尋找公開資訊──雖然公開資訊也已變得愈來愈難取得。

基本上,你可以說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黑箱。


《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共同作者李肇華(左)與林和(Liza Lin,右)。(照片提供/李肇華)

報:就你所知,中國政府對於《監控國家》有做出回應嗎?

李:這本書的封面圖片,在微信上已經被禁了,而中國外交部也曾為了這本書,向《華爾街日報》提出抱怨,認為書中內容對中國並不公平──他們認為,很多國家也都在使用監控技術,為什麼獨獨針對中國?

但事實上,這本書並不是《華爾街日報》出版的,而是由我與林和在外面找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華爾街日報》並沒有義務回應中國外交部。但他們後來還是回覆指出,我與林和都是駐中國的記者,會寫中國相關的報導是天經地義,而且書中也有關於烏干達、美國的案例,所以不只是針對中國而已。

請深入思考我們周遭的各種科技,謹慎一點是值得的

報:很可惜這本書沒有專為中文版所寫的序,但你有特別想和中文讀者說些什麼嗎?

李:我做了一輩子的記者,一直都不太喜歡對讀者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但真要說的話,我希望告訴臺灣和中國的讀者,請深入思考我們周遭的各種科技:我們正在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人類和科技的關係正在出現重大的變革,而臺灣和中國,就處在這場變革的最前線。你需要花些時間、退後一步,然後想想那些監視器、那些充斥在你生活中的數據,想想是誰在控制它們,他們的目的為何,然後試著去調整你和這些技術的關係。你還可以思考:為了安全或便利,你讓渡了多少權力和自由?

這不是在叫大家拒絕所有科技,畢竟現代生活是離不開數位監控的,但謹慎一點,總是值得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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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易安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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