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之變：意識更進步 環境更惡劣(圖)
2023年12月10日，公民會、民陣、藏人團體、大多地區越南社區等數百人在加拿大多倫多舊市政庭大樓前舉辦國際人權日集會，抗議中共暴政。圖為部分中國民主黨黨員。（圖片來源：看中國攝影圖）
【看中國2024年2月15日訊】華盛頓——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日前宣布收藏中國老資格民主人權活動家、學者徐文立獄中及平生文獻，並整理編目之後對研究者開放。徐文立先前在中國因從事民主自由活動兩次被逮捕判刑，在獄中度過了16年。在其文獻被胡佛研究所收藏之際，徐文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談了他的成長經歷和對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的看法。
按照中國的傳統說法，1943年出生的徐文立生來就有反骨，即從小骨子裡就富有反叛精神。他早年喪父，精神獨立，不但讓當局頭痛，也讓家人頭痛。他在1960年代中學畢業，本可以報考大學，但他卻認為中國當時的大學教育是填鴨式的教育，不能讓他獲得多少新知，他相信自己可以自學成才，選擇自學。他的這種選擇讓他注重子女教育的母親不解和痛心。
在進行了包括社會調查和書本學習的自學一年之後，為了生計，他又參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兵服役5年；然後再當工人；之後又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參加民主運動，不久之後開始了他的第一段牢獄生涯。
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宣布收藏徐文立個人文獻之際，該圖書館和檔案館研究員林孝庭發表聲明說：「徐文立的文獻藏品不僅見證了徐文立個人的艱辛與奮鬥，也為後人記錄百年來中國民主化和解放的坎坷之路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徐文立在1970年代末參加北京民主牆運動，主編民辦刊物《四五論壇》；1990年代末更是公開組建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他與他的同道是中共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之後在中國少有的身體力行公開批判和對抗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人。因此，他不出所料地兩次被逮捕判刑，第一次判刑15年，第二次13年。
兩次坐牢，人生的大好時光有16年在牢獄中度過，他是否覺得不值得？是否感覺後悔：今年就要81歲的徐文立覺得值，不後悔。他說：「最重要的就是看個人感覺。人生誰無死啊，總歸是有一死的。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人來去承擔，所以在我年輕時代最喜歡的格言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我一生的座右銘。所以我不可能因為有風險，有危險，要去坐牢，甚至要去殺頭就不敢去做。」
徐文立接著說，他這僅僅是表達他的個人觀點，他不會強求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接受他這種觀點；後人要做什麼，他不干預。他認為一個人只有自己選擇的事情，才會全力以赴地去做，才會遇到任何艱難困苦都能夠自己去克服。
徐文立那一代人當中的大膽的人在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了一個先例，就是公開地、有組織地跟中共政權叫板、批判和對抗中共的獨裁體制和做法。在他們之後，公開、有組織、有協調地跟中共叫板的人前仆後繼，絡繹不絕，儘管有中共無情的鎮壓。
跟他們的年輕時代相比，徐文立如何看中國現在的年輕人呢？
徐文立說，現在的年輕人懂得更多，尤其是在技術方面；但現在的年輕人似乎也更世故，所以有人說他們當中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多。然而，徐文立認為年輕一代畢竟是年輕一代，跟他們的父母輩、祖父母輩相比，現在的年輕人有他們的思想和意識的優勢。
他說：「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反而更加接近普世價值。你看現在的中國大陸，因為我已經20多年沒有回過中國大陸，不太能夠瞭解，雖然有些親人來探望我，我可以看到年輕的一輩。但我可以通過看電視劇，可以看到每個電視劇幾乎都是非常強調個人的價值，個人的權益。這個是幾乎所有的中國大陸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電視劇的一個共同點。一遇到矛盾的時候，年輕人常常用：‘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決定’來懟上一代人。這更契合普世價值。」
跟他當年和同伴們在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相比，現在的中國年輕一代從事這種追求的條件或環境更好了還是更糟了呢？徐文立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
他說：「（現在）風險更大了，環境更惡劣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這個習近平不但是想維護（中共的）黨國的體制，而且想把中國拉回和退到帝王統治的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之下。他採取的手段非常之惡劣，讓你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殘酷鎮壓的程度遠遠高過他前幾代，高於江澤民或者胡錦濤時代。而且，表面上看他沒有殺人，但是實際上很多消聲無跡的人就是被他殺掉了。這一點要比原來殘酷得多。我太太經常跟我說，如果趕上習近平時代，我們就不可能被流放到美國。」
2002年12月，在西方國家的要求和壓力下，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將徐文立流放到美國。到美國之後，徐文立獲得美國布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從2003年到2013在該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高級研究員並任教9年後退休。
談起在中國成長和讀書的經歷，徐文立說，許多人對他那一代人如何讀書、讀什麼書有誤解，誤以為他們沒讀多少書，也沒有多少書可讀，其實，1960年代在中國的圖書館還是可以找到和借到許多重要的西方經典著作，讓願意學習的人可以進行相當充分的學習。
例如，對他思想影響很大的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他就是通過那時的中國圖書館借閱研讀的。他說，在他拒絕報考當時的中國大學多年後，他把在坐牢期間寫就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秘密託人帶出，他母親看了才對他選擇不上大學終於釋懷了，因為她看到了她這個兒子這些年沒有瞎胡混，而是認真學習了。
徐文立說，孟德斯鳩有關中國的論述破除了他對傳統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迷信。清朝末年的翻譯家嚴復把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論》，並附加了大量的翻譯按語，闡釋社會群體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界限的重要性，社會沒有萬不得已的理由不可越界侵犯個人自由，否則就會導致個人自由和社會都遭受嚴重損害，密爾和嚴復的這種思想至今在中國以及在中國人當中仍是非常精銳的、有待於充分理解和欣賞的遠見卓識。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所收藏的徐文立個人文獻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他在獄中寫的文字，其中包括他的個人申辯以及給當局的諫言；一部分是他與妻子賀信彤幾十年的私人通信；一部分是他的《人類社會正常秩序》一書的原始書稿。
徐文立說，斯坦福大學收藏的個人文獻當然是他的光榮，也是他的欣慰，那些文獻要是留在家裡不見得能得到妥善地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獻也是歷史記錄，儘管只是部分的歷史記錄，但在斯坦福大學可以物盡其用，開放給研究者使用，可以增進人們對中國歷史的瞭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