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難一生的人(圖)
高耀潔:93歲的我 一生都在逃難


中國醫生高耀潔在美去世,享年95歲。(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3年12月14日訊】我今年已九十三歲了,多次「跑反」和逃難伴隨著我的一生。從山東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幾度逃難,度過了我人生艱苦的青壯年時代。到了老年,逃難並沒有停下來。

到了八十二歲,為了說出中國愛滋病真相,我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孤身寄居美國紐約十多年。時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美國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區,本人年老多病,無處可逃,奈之何?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於山東曹縣一個深閨豪門的富裕家庭,獨莊獨寨,有田地70多畝,是魯西南出名的大富戶(見曹縣誌)。我是母親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續弦。父親前任妻子病故,留下兩個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親生個男孩,但生的我又是個女孩。在那個重男輕女的社會,他們很失望。為了讓我母親再生男孩,停止了對我的母乳餵養,專門雇奶娘餵養,造成我終生慢性腸胃病,體形消瘦,體力差於同齡人,幸而進入醫學院讀書,掌握了醫學知識,後又從事醫療工作,目前活到93歲,已算長壽。

1939年3月,八路軍一支部隊進入高新莊,拘留我家三人。其中包括我父親,還有因為中風半身不遂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漢奸」。

那時日軍還沒有佔領曹縣,二伯父生病已年餘,哪來的漢奸罪名?

為了要錢,八路軍對他們三人進行嚴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椒水。折騰了半個月,高家拿出30萬現洋贖身費,他們才放人。同時把高家所有衣物、傢俱、糧食等搶劫一空。連吃飯的米粒,一匙都沒留下。無奈之下,我父親攜全家逃亡到柳河鎮九女集村。

這是第一次跑反,那時我11歲。

(二)

九女集是一個大集鎮,除了五天一次集會外,在大道上還設有商鋪多處。鎮後方有廟宇,每逢集會時日,外地香客前來朝拜,非常熱鬧。全鎮有幾戶駐有國民黨第七路軍,經費靠政府發放,他們不搶劫,全鎮相對安定。

我家在鎮中租賃了一處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間,我父母和小弟弟們住。我和兩個姐姐、兩個妹妹,五個人住東屋三間。西屋三間做飯,放一些雜物。在那裡住了幾個月,終日提心吊膽,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們是高新莊逃出來的大戶,遭到意外的搶劫。

有一天,我們全家正在院子裡吃午飯,等了多時,我父親匆匆忙忙走進來,說: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寨外,趕快走!

我母親抱著我小弟弟,拉著我大弟弟,還有我姊妹五個走出住處。

這時街上十分混亂,人們都向東邊跑,我們被裹挾在人流中,出了東門。這時南門那邊突然爆發了激烈的槍聲,七路軍與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們阻止日本鬼子前進,掩護老百姓撤退。

東門外更亂了,人們出了東門向北跑,我母親是小腳,拉著兩個弟弟走不動了。我父親領著全家走過約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樹林裡休息。這裡與大路只隔著一塊約十五米寬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

約有三四百人,兩輛炮車,向城武縣方向進行。夕陽西下時,聽到城武縣方向炮聲隆隆,並可以看到幾處灰黃色煙柱。

九女集平靜了,傍晚,我們隨著逃難的人群回到鎮上的家。

(三)

我父親認為社會動亂短時間不會平息,必須遠離故鄉,到抗日後方四川生活。但我母親想回高新莊,吵吵嚷嚷多日後,雙方折中,決定逃亡到河南省會開封市。那裡有幾家親戚,特別是呂家,是我父親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長在開封定居,平時有來往。於是我們決定遷居開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們全家從曹縣天主堂乘馬車離開,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車站,進入候車室旁一間空房。裡面很髒,地上有幾片破席子,我們全家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來了四個民警檢查行李,我父親應付完他們後,全家很快登上了開往開封的火車。在火車上,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兩個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車到達開封南關火車站。當時開封是河南的省會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棚子,棚頂全是花玻璃。火車站有兩個月臺,四條鐵軌。我們出了檢票口,離開火車站。全家拉著行李進入廟後街的租房裡,據說是呂家舅舅們給安排的。期間,我們與呂家六位舅舅經常來往。兩個月後,搬到南聚奎巷,那裡臭蟲很多,影響睡眠。一個月後,我們又搬到侯家胡同。

當年冬天,又遷居北大街。父親在北大街井胡同口開個雜貨鋪,當時社會很亂,漢奸、無賴、流氓買東西記賬,永遠不還錢。

因為賠錢太多,父親只好關了雜貨鋪。1943年秋季,父親買了游梁市前街31號獨院,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父親開磨坊維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開封女子師範,屬中等專科學校,是培育小學教師的。那時我想將來當個小學教師,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學期將要結束,八路軍攻打開封,開封女師是槍戰重點。同學們都藏在第三宿舍樓內地下室裡,外面的槍彈像下雨一般密集。

當時開封女師的傷亡情況不得而知。三天之後,八路軍自動撤退了。只見到開封城牆內外躺滿了陣亡將士的屍體,屍橫遍野,臭氣熏天,慘不忍睹。

真如孟子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開封各所學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廳之命,準備遷往外地,在校學生紛紛報名。全體同學隨學校南遷,臨走前,我父親用一輛破自行車給我送一床舊棉被。

到了學校門口,他說:「誰也不知道自己將來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學校走吧!」我沒有想到和父親已是永別了。

晚上,全體同學在王少明校長和十幾位教師的帶領下,乘上開往南京市的火車。火車上,同學們出現各種情緒:有人流淚,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後想,誰也無法預料未來的日子是什麼樣。

兩天後,火車停在江蘇南京市江北下關火車站,這是一個碼頭,大家等候木船擺渡,分批(以班為單位)到南京。這時同學們都席地而臥,躺在水泥地上。幸虧父親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濕冷。

同學們在南京聚集後,奔赴浙江嘉興,那是我們遷校的目的地。

我校遷址在嘉興市池灣鎮,三年級和二年級住西真寺,我們一年級住池灣繭場,生活靠當地政府和民間人士捐助糧食。天天吃大米稀飯,裡面加入少量油鹽和各種不同的蔬菜葉,沒有炒菜。同學們閑余之時,到田間或小河旁採集野蒜和其它野菜。

回家後,把野菜洗淨,用鹽拌,大家分著吃。當時我是一年級的夥委,所以這個過程記得很清楚。

隨學校來的老師很少,我們在池灣鎮繭場的房子很大,兩個年級兩個班一起上課。一間上物理課,另一間上化學課。有時候,一邊上體育,另一邊上健美操。有的同學心情煩躁,鬧情緒,鬧不團結。他們因為想家,常常哭泣。

我也很難過,跟著流淚,後來就變成嚎啕大哭。

繭場只有教師殷進德先生夫婦住在那裡,負責管理我們。他們還帶著三個孩子。同學們白天在繭場一樓上課,晚上去二層睡覺。

這個時期,有辦法的同學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時榮華同學等四個人轉往江蘇嵩雲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入學沒幾週,校長王哲夫宣布搬遷。

這個學校是隨當時的河南省政府行動的,不久遷往四川萬縣(現重慶萬縣)。

途中,我們乘坐無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種自生自滅的感覺。通過長江三峽時非常可怕,讓人膽戰心驚。走了五天,終於到達萬縣。

全校同學住在輔城法學院,學校生活較好,每週末還會改善一次伙食,同學們終於可以安心上課了。老師都是當地請來的,有時他們說的四川話我們聽不懂。

他多用板書,一學期後,榆惠璋、時榮華的父親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員,他們認為形勢不好,就把女兒帶往臺灣。

我們上了一學期課。

1949年底,我到了山東同鄉、萬縣紅十字會醫院院長瀋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認識了瀋院長,他與我二伯父高聖君認識,因此拉上關係。當時瀋家生活很富裕,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學。他的太太比較年輕,不工作,只負責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瀋太太回山東濟南探親,我隨她回到河南開封家中。

我回到開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學醫學院。

50年代給瀋太太寫過感謝信,那時院長瀋丕模當了萬縣衛生局局長。「反右派」時,他被劃成「右派」,最後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告訴法國要給我發一年一度的「傑出婦女獎」。我沒怎麼聽清楚,便說:「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參加《南方週末》頒獎典禮,到時我們可以當面詳談。」對方回答說「好」。不巧,《南方週末》主辦的「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時間推遲,我也就沒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感覺氣氛不對。家裡電話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東西,發現小區內有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讓我感覺不妙,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國領獎前夕的情況。

我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只取出電腦的硬碟(裡面有三本書稿,我不能放棄),把硬碟放在內衣兜裡,匆匆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就這樣,我一步步離開自己的家鄉和祖國,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我這次外出,完全是為了讓愛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資料,不能在這個世界消失。我要為他們發聲。2007年3月,我赴美國領取「生命之音」獎,很多美國要人和權貴出面留我住在美國安度晚年,我沒有接受,仍堅持回國了。因為我還要繼續為愛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沒有完成。但是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為我已經沒有說話的地方了。

我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己,不會隻身離開自己的國家。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只是為了把這些資料(關於中國愛滋病疫情的三本書)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歸宿?

82歲的我顛著一雙小腳,步履蹣跚,行走困難。離家後,我先到了成都,最後到廣州,住在一個農村,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過來幫助我。每天都有兩到三人幫我打字,這給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個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淚。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為揭露愛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為艾滋弱勢群體說話,救助他們。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動都是自費,不敢收任何人給我的錢。即便情面難卻時收下錢,改日又把錢還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到鄭州給我送錢,他兩次給我兩萬八千元。2003年冬,我從郵局寄給他3萬,多給的2千元作為利息。

我為愛滋病受害者吶喊,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麼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詆毀?為什麼要對我的工作中進行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阻止我進入艾滋村。我往貧困地區郵寄的書籍、衣物經常丟失。我的電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蹤。如此種種,令人難以忍受!

我想來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權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手裡的資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

我托香港的朋友幫我聯絡,請他往國外給我2007年認識的朋友打個電話,說我已經離開了家,無處可去,需要出國。2009年7月中旬,我與美國有關人土取得聯繫,7月下旬開始辦出國手續。有朋友托付在美華人組織,請他們派人來接我出國。

8月7日,我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三次轉機,8日抵達目的地。

到了美國後,我心中的一塊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東同鄉,我住在他家裡,他們全家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前後住了半年多。

我非常感謝他們。

2010年3月,我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由外州搬往紐約,現住在一所公寓裡。我深居簡出,盡心盡力,把我的書稿編寫好。

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頭這些關於中國艾滋疫情的真實資料被湮沒。我這次外出,是為了不讓愛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病例白費,2010年上半年,三本書全出版了,還修訂增版了《高潔的靈魂》一書。此書於2010年12月上市後,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並獲得第四屆香港書獎,同時譯成英文版。

自2009年走出國門至今,十年多了!我與骨肉親人陰陽相隔或天各一方,思之愴然。身處異國他鄉,生活不慣,言語不通,非常不便。經常有很多中國人來看我,他們中的一些人來歷不明,用意並不單純,我處境相當艱難。

萬里西風夜正長,斷腸人在天涯!

我耳聾眼花,年老多病,多年來靠藥物維持生命。平時乏力嗜睡、行走蹣跚,精力和體力均不支,所以我無力參加社會活動,只有埋頭整理書稿,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時光。

可怕的是,近兩年來,我因肺部疾病臥床吸氧,垂垂老矣。

即便如此,仍想盡力給後人留下我一生的所見所聞,讓你們看到中國曾經發生了什麼。

我來日無多,經常想念兒女。2019年除夕夜,我想孩子畢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塊肉,寫了以下這首詩: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當我思念時你們進入睡眠。

九十二歲的我思念無定時間,

回想著你們幼年的小臉,

活潑無暇的行動,

奶聲奶氣的呼喊,

這是當年的樂景,

如今留在夢幻之間。

(文章授權轉載自CND。原文鏈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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