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2019年在北京參加一個展會留影（劉暢提供）
【看中國2023年11月23日訊】
目錄
第一部分 成長環境
一、家人都是被中共迫害者
二、兒時受到的宗教信仰熏陶
第二部分 學生時代
一、自由思想和反抗中共的萌芽
二、揭露中共罪行的最初嘗試
三、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和達賴喇嘛尊者結緣
四、民主思想的啟蒙和自我價值實現
第三部分 中共治下的無力感和真正建立正信
一、被矇蔽和迷失方向的8年
二、猛然覺醒的契機
三、正式皈依三寶
四、第一次加入佛教團體，依止顯教高僧
五、夢參老和尚的生平、從佛法角度進一步認清中共
第四部分 政治宗教環境迅速惡化和新的修行方向
一、皈依以後的心理狀態
二、2018年中共開始大肆滅佛
三、夢參老和尚圓寂疑雲
四、在真言宗繼續修行
五、中共將魔爪伸向香港佛教
第五部分 絕望的三年 向觀音尊者祈求庇佑
一、再度認識藏傳佛教格魯派
二、新冠病毒爆發 傳播病毒真相和觀音尊者法語
三、外婆去世前夕幫其退黨 被阿波羅網報導
四、不幸中萬幸 接受達賴喇嘛尊者線上觀音灌頂
五、達賴喇嘛尊者的肖像被發現 遭到警察粗暴對待
六、接孩子放學路上遭警察盤問 查扣攝像頭和手機視頻
第六部分 逃離中共魔爪 在加拿大迎來新生
一、決定離開中國的契機
1、無法順利在中國繼續佛法修習
2、無法在中國弘揚佛法
3、中共野蠻防疫本尊聖像險遭褻瀆 財產也發生損失
4、中共二十大胡錦濤被架走，內心更加恐懼
5、內心極度抑鬱 企圖自殺 接受長期心理諮詢
二、逃往自由之地 加拿大
1、閱讀達賴喇嘛尊者自傳得到啟示
2、選定加拿大作為避難之地
3、為烏克蘭捐款再次驚動警察 警察這次找上門
4、出境失敗 中共的最後阻攔
第一部分 成長環境
我出生在北京一個普通城市家庭，正逢80年代初，一日三餐還憑糧票供應，父母為了能讓我每天吃到雞蛋還需要外祖父母的經濟援助。家裡三代人，只有我外公曾經在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算是有過一官半職，他是離休，司局級待遇，其實他從沒當過官、管過人，只是做過領導的秘書。
一、家人都是被中共迫害者
母親從小就給我講，外公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他的上級受到批判，他被康生找去談話，被迫在一封事先準備好的捏造上級莫須有罪名的材料上簽了字，但因為他表現不夠積極，還是被流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干校，其實就是中共毛當局關押當時被批判打倒幹部的監獄，外公全家都跟著一起下放到寧夏，外婆和母親跟著受了許多年罪。母親受到外公牽連，十幾歲就被迫在寧夏造紙廠勞作，每天接觸大量粉塵，工廠不提供任何防護措施，造成她患塵肺病，至今還有咳嗽、肺部鈣化點等後遺症。外公因為這件事，覺得愧對老領導和家人，性格變得沉默寡言，開始抽煙，直到我出生後才恢復了笑容，也果斷戒了煙。
我祖父、祖母分別出身於資本家和地主家庭，屬於文革時被中共定義的「黑五類」，人下人，此外祖父還有海外關係，祖父的大哥在1949年攜家眷逃往臺灣，後任臺灣鋼鐵協會會長，就是因為這個家庭背景，我的祖父、祖母在文革期間都遭受批鬥和非人對待。我的父親也在畢業找工作時長期受到政治審查，最後勉強進了一家水銀廠上班，被分配到高危有害作業車間，不到兩年就汞中毒住院，永遠失去了嗅覺。因為中共和臺灣的敵對態勢，我祖父一直到去世也未能和臺灣的大哥有過任何通訊、書信聯繫，我父親曾在90年代因公出差到臺灣考察，也怕被中共當成臺灣特務，未敢拜訪在臺灣的親屬。
年幼的我曾反覆問父母和祖輩，為什麼他們會遭受這些災難？他們的答案是四人幫和造反派。我母親和祖母曾經直言了當地說，禍根正是共產黨的獨裁和毛澤東的專治，但是馬上被家裡其他人制止，讓她們別再說了，現住想起來他們的確是受害者，但是他們並沒有勇氣直面真正的罪魁禍首。
我剛剛5歲的時候，北京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慘案。我現在記得慘案發生前期，家裡和外面的氣氛非常緊張，父母都不怎麼陪我玩，也不怎麼和我說話。筒子樓裡面幾家公用的電視，一直在播放重複的新聞。慘案當晚，因為家住北京市西城區，離中南海僅幾百米之隔，我父親決定騎車去六部口一探究竟，讓母親在家看好我，我還記得那天夜里特別嘈雜，被窗外像是鞭炮的聲音吵醒。記得次日早上，父親對我說，他剛騎車到六部口就被警察攔住了，街上都是人和警察。我長大一點，再次聽他講，他看到警察向集會人群發射催淚彈，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會操作，並沒有打中地面，而是直接將催淚彈射到一個人的腿上，那個人當場血流不止。他在凌晨塔克進廣場清場前就已回到家中，因此逃過一劫，沒有遇到戒嚴部隊，但是他被警察攔住登記了工作單位、姓名和職務。因為他這一趟出行，在中共六四屠殺之後的秋後算賬時，父親受到單位的處分，說他涉嫌支持暴徒造反，一直沒有得到提拔，事業始終不順。我那時唯一的好朋友，和我同歲，他的父母和小姨都參與了六四學生運動，在中共秋後算賬時，他的父母被單位停職，小姨被北京大學留校察看處分。他全家在六四之後都移民到美國，他的小姨再也沒有回中國。
二、兒時受到的宗教信仰熏陶
外公在文革結束後，不再做秘書，被調動到北京圖書館工作，致力於恢復被文革破壞的古代文學名著研究，結識了不少文人墨客，還幫助文革被迫害的知識份子申請平反。外公的業餘時間和退休生活，幾乎都用在玄學研究和太極拳上，他雖然是中共黨員，但可能從來也不是無神論者。他經常給我講氣功、道教、佛教的玄妙，帶我去道觀和寺院參觀，給我提供一些宗教類書籍。我從小就受到他的影響，比起論語、三字經，更喜歡讀周易、莊子和佛教的心經。外公可能是我探索內心世界，進而建立信仰的啟蒙者和最初動力。
第二部分 學生時代
一、自由思想和反抗中共的萌芽
和祖輩、父輩相比，我算是比較幸福的一代，至少並不是完全被中共與世隔絕，我兒時的小夥伴，六四之後隨父母到美國後，每年都給我寄來照片和各種禮物，讓我最早認識到了自由世界的樣子。孩子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自由的表達想法，自己選擇想做的事，綻放發自內心的笑容。那時候我對這些都是羨慕不已，一直憧憬著。在我上學後，身邊的好朋友都陸續來到了北美，讓我覺得非常孤獨。於是我也開始努力尋找各種渠道和他們聯絡，通過外公給我的Tecsun牌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的廣播，建立與自由世界的聯繫。當然「自由世界」這個詞本身也是我從美國之音學到的。
初中前後，我接觸到了中共的更多罪行罪證，從歷史書上學的延安整風、三反五反、大躍進和十年文革裡中共造成的殺戮，到母親給我講述的肅反時期，打AB團，中共從黨內逮捕了很多人，為了節省子彈，居然把這些以前的戰友用竹籤子捅死。
我沒有經歷過文革，毛澤東在我出生時已經死亡，我對這個暴君或者說劊子手沒有任何感性認識，不會崇拜他，但也談不上多麼憎恨，對他的感覺只是外貌極其醜陋猥瑣。我曾參加學校組織的參觀活動，在天安門的毛澤東紀念堂看過他躺在水晶棺裡面的屍身，非常短小，全長1米5左右，像蠟像一樣沒有血色蒼白的臉，實在想像不出什麼所謂的偉大。
但從短波收音機裡聽到的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始末以及死難人數，給我很大的震撼，這是在我所生活的時代發生的，聽廣播的時候鄧小平和江澤民這些殺人犯還都活著。
從一個孩子的立場來看，父輩、祖輩遭遇的不幸和家道中落，對我的影響還不是那麼巨大的，至少我的物質生活在他們節衣縮食之下還過得去，但是我的小夥伴一個個離開我，逃離中國，到了自由世界，這些都是中共造成的，我的孤獨寂寞的源頭就是中共對人民的不斷迫害。
初中開始，我不再是老師眼中的好孩子，因為我自從讀了魯迅批判現實主義的課文，就開始仿照他的口吻批判中共治下的中國，到現在為止，我以前的同學還都把我稱作魯迅。印象最深的是我在課上即興寫了一篇批判諷刺中共權貴踐踏人民的文章《道是無情也有晴》，本來命題作文的意思是要弘揚中共希望的社會正氣，也就是現在說的正能量，大意是自然界無情，但是中共的關懷是溫暖的，但是在我眼裡中共才是最無情的，所以我刻意把標題裡的「道」定義為中共的治理之道，把它形容成殘忍、無人性的，描述了一場中共高官製造的肇事逃逸車禍，無辜的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肇事者揚長而去，仗著自己的背景不被警察追究，只剩下艷陽高照之下血淋淋的屍體和馬路，這裡面可能有些對六四學生血染長安街的影射，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這篇作文被同學選出來在班裡宣讀，老師沒有做任何評價，只是嘆了口氣，他的臉色看起來非常難看，從此再也沒有讓我和同學讀過我的任何作文，直到初中畢業，語文老師都沒有給我的作文再寫任何評語，可能代表他對我的徹底否定。現在想起來，那時候90年代末還是有點言論自由，如果是現在，即便不被開除，也至少應該受到處分。因為在老師眼中是另類，所以我初中沒有加入中共的共青團，其實我也是有意為之，不想加入中共的任何附屬組織。
1999年發生了著名的法輪功在中南海周邊圍坐請願事件，因為離家近，而且在上下學路上，我目睹了這一事件。當時的感覺是人數特別多，但是都井然有序，人群一個接著一個排成長龍，沒有吵鬧，都默默的，也沒有亂扔垃圾的，聽父親講他們是為了爭取權益，為了能繼續煉功才來上訪。我對法輪功不瞭解，我家裡的親戚曾經給外公一本法輪功的書，我也翻看過，但是我沒想到的是圍坐請願事件被中共定性成非法集會，後來又改叫「非法聚集」，可能中共憲法裡面有公民享受自由結社集會的權利，為了繞開憲法，故意用「聚集」代替了「集會」。此後一連幾週電視臺、新聞裡，都是中共批判法輪功的各種報導，感覺就像是六四或者父親給我講的文革時期的大字報一樣。身邊的長輩不少都同情法輪功，雖然他們是無神論者，因為確實有很多人在練這個功，也從來沒有給他人添過麻煩，並不像新聞裡中共宣傳的那樣。
自從法輪功被中共批判、打倒之後，法輪功的各種傳單、紙條多了起來，上面有給自己正名的文字和一些網址。父親收入不高，我上了高中才開始有家用電腦，還是外婆贊助的，那是2000年的事了。從2000年開始，我就開始訪問各種境外網站、論壇，更多接觸被中共封鎖的不為人知的各種真相。這期間陸續看到了文革時造反派吃人肉的資料，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照片和影像資料，以及法輪功主張的天安門自焚案是中共編造的各種證據。那時候中共的網路防火牆還不完善，有的網站雖然被屏蔽，多敲幾下回車鍵還可以短暫的顯示出來。那時候沒有VPN，翻牆軟體只有無界瀏覽、自由門幾款軟體。收音機裡，中共對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的信號干擾也是時強時弱，但永遠一成不變的是用秧歌鑼鼓點的音樂來進行干擾。
二、揭露中共罪行的最初嘗試
剛上高中時，看到臺灣網站一篇寫中共歷史的打油詩，因為自己語文功底還不錯，還一直擔任歷史課代表，對中共的歷史很熟悉，就即興加上了幾段，投稿給法輪功創辦的境外媒體人民報，這個名字和中共的人民日報只一字之差，在425法輪功事件後，很多人都誤把人民報的網站當成人民日報的，讓這個網站短期內積累了一些影響力。同時，我也把這首詩發表在學校內部的論壇，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我首次通過學習和自己總結，對中共有一個整體的評價和認識，並把成果公開發表。那時候網路還沒有實名制，發表文章都流行使用網名，用網名也可以避免自己真實身份被暴露。當時我也學習過一些基本的網路技術，知道如果自己的IP被發現就可能暴露身份和地址，所以我還是使用Modem撥號上網，每次發表完文章，就馬上斷開連接，這樣再次連接後IP地址就會變化。發表在學校論壇的文章保留了好幾天才被刪除，不少同學稱讚文采不錯，只有少數幾位同學在下面跟帖留言指責這首詩是胡說八道，可能這首詩非常詳實地概括了中共的發家史，從最早的陳獨秀一直講到江澤民，覆蓋了幾乎所有歷史重大事件，對每個事件都有獨到的觀點，超過了一般中學生的認知，導致他們無法馬上用自己的知識儲備進行反駁。
這件事讓我有了一些成就感，為了更好的揭露中共的罪行，以及讓不認同我詩中觀點的同學也認清中共的醜惡嘴臉，我決定把最重要的六四大屠殺照片公布在學校內網上，主要包括著名的塔克人照片，被中共坦克碾壓變形的自行車，學生中彈被送往醫院路上的照片，還有一些被白布蓋住的屍體的照片，為了避免太過血腥，我特意選擇了一般人看起來沒有那麼不適的，不太血肉模糊的照片。照片大概有10張，都是從網上下載的，當時應該是存在那種硬質軟盤裡面，軟盤的顏色我還記得是天藍色，牌子好像是三洋，我用零花錢從家附近的商場購買，容量只有1.44Mb。高一下學期一開始，上計算機課的時候，我把軟盤帶到學校，趁無人注意，我把軟盤裡的照片拷到區域網計算機作業的共享文件夾裡。那時候剛上課，老師還在演示教學內容，沒有顧及共享文件夾，也沒人交作業，文件夾裡面是空的，存進去照片很顯眼，只要點進去馬上就會注意到。照片的文件名也都是六四大屠殺這樣的名字。不出所料，課上到一半，開始有同學看到了照片，交頭接耳的議論之後，半個班都看到了，有些女同學還發出了尖叫聲。老師覺察之後，馬上斷開了我們共享文件夾的訪問許可權，刪除了照片，但並沒有說什麼。我雖然有點失望，照片沒有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也只能就此罷手，共享文件夾被老師鎖定，再繼續傳播照片可能會被發現。計算機課是在下午，連續兩節都是這門課，第二節課的時候，老師又恢復了共享文件夾的訪問許可權，以便我們交作業，讓我沒想到的是進入共享文件夾又看到了被老師已經刪掉的六四照片。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有同學看到照片後，在老師刪掉前就及時拷貝到了自己用的電腦上，並在共享文件夾重新可以訪問後，又把照片拷了回去。這次可能全班大多數同學都看到了照片，再一次震驚，集體沉默了一陣，老師再次發現了照片，當即要求所有人把手從鍵盤、滑鼠上拿開，通知了學校領導，因為學校對面就是公安分局，於是校領導和警察幾乎同時趕到，詢問了大概情況，並讓我們都離開教室，由警察信息科對照片的來源進行調查。這下讓我非常緊張，我知道如果被查出來是我，不知道會面臨什麼樣的嚴重後果，當時一陣眩暈，手變得冰涼，出了不少冷汗，心臟也突突跳個不停。如果當時根據表情和心率來破案，我肯定會被他們發現。警察調查了很長時間，班主任也和我們逐個談話，最後警察把一個同學叫走了，後來聽幾個同學聊天才知道，可能正是那個同學第二次把照片拷回共享文件夾，因為他沒有及時刪除自己電腦上的照片，留下了記錄，被警察發現了。那個同學後來受到了記過處分，我當時感覺非常內疚，因為如果不是我把照片帶到學校，他就不會受到處分。但是我也沒法為他做什麼，如果我站出來坦白，他並不一定能免於處分，而且我之前的反共言論可能會被一併發現，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但自此之後，我很少在學校內公開發表反共的文章，或者再發布這樣的照片，因為我已經知道被發現之後的嚴重後果，對外投稿我也每次都變換網名，避免被網路警察盯上。我那時還不確定是否真的有專門的網路警察，雖然我知道來學校偵查的警察是信息科的。
三、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和達賴喇嘛尊者結緣
中學時代我一直閱讀哲學和宗教類書籍，經常去雍和宮，在那裡見到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的莊嚴聖像，以及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佛像。雍和宮比起寺院，更像是一個旅遊景點，門票價格不菲，學生時代，我每次去都會停留很久，因為價格原因不能經常去。我逐漸從寺院和網路，瞭解到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起源和發展，並沒有從理性上掌握格魯派的教義，但是從法會儀式上、佛教宮殿的莊嚴雄偉上，以及出於對宗大師、歷代達賴喇嘛尊者的天生的崇拜和好感，感性地喜歡格魯派，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宗教，定期參加活動，每逢佛教重大節日都會去雍和宮朝拜，雖然那時候還不明白信仰的真正意義。我最早進行佛教修行可能是15歲左右，那時候從雍和宮得到一串念珠，連著鑲嵌著綠松石的佛牌，佛牌上有六字大明咒的藏文。每隔一段時間，尤其是每次去過雍和宮回到家的連續幾個晚上，我都會撥著念珠念誦六字大明咒，心裏想著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慈祥地看著我、加持我。我當時念的咒音是雍和宮的喇嘛傳授的，我每次去參拜的達賴喇嘛像應該是七世達賴喇嘛，但是我每次持咒腦海中都浮現出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微笑的形象。這可能是我和現在的達賴喇嘛尊者最初的結緣，他被稱為觀音尊者，象徵著慈悲與智慧，我在少年時代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他的加持力，一種難以言表但內心又很明確地接收到了溫暖和愛的感覺，從嚴格意義上說這只是一種主觀的感覺，並沒有建立真正的師徒關係，但是可能正是從這一刻起，我與觀音尊者的聯繫在冥冥之中建立起來了。當然，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我不敢和任何人說，甚至也不曾告訴雍和宮的喇嘛，我擔心這一切被人得知，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讓我這個連共青團都拒絕加入的人更被排斥和邊緣化。
中共一直在貶低、詆毀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說他是西藏分裂勢力——藏獨的代表，隔三差五就要批判一番，因此尊者的形象很難在寺院裡面看到，每次看到都是在新聞聯播裡面，作為被中共詆毀的目標偶爾出現。我雖然年少，但是對中共的宣傳伎倆也有自己的見解。中共可能一直想從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雙重否定尊者，但是尊者在歷史上建立起來的宗教合法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即使中共也無法撼動，這是西藏佛教特有的轉世制度決定的，也是尊者海內外公認的品德和人格決定的，也和藏人堅定的信仰和團結密不可分。中共在尊者流亡問題上一直顯得可悲、渺小和無力，一方面大肆批判他是分裂勢力，一方面又不能否定和抹殺他的宗教地位。從這點上，我也看到了中共的軟弱，這頭猙獰的野獸也有束手無策的時候，我覺得這正是信仰的力量，我從中也得到了一些啟示和鼓舞。
四、民主思想的啟蒙和自我價值實現
我高中時期所在的學校總體上人文環境很好，我的老師裡面只有少數是中共黨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很多，包括政治老師在內都有幾位是民主黨派。在不直接公開反對中共統治的前提下，老師可以和我們自由討論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介紹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和法制，為什麼西方國家會認為人權高於主權，以及將馬克思哲學和西方其他哲學思想進行比較，讓我們自己判斷和得出中共哲學基礎的來源和優劣。英語老師更是非常推崇北美的自由、平等精神，鼓勵我們去參加夏令營，做交換生，高中畢業有少數同學直接去了北美和歐洲。我當時家庭經濟情況難以支付我留學的費用，但我也朝著留學的方向努力，每天堅持鍛練英語聽說。當時還花費了大量時間閱讀美國發表的中國人權報告英文版，從1997年開始的中國人權報告，我都列印出來認真閱讀，藉此提升英語詞彙量和閱讀能力，更從中瞭解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眾以及對藏人、維吾爾人的種種屠殺迫害暴行，對宗教信仰的打壓，和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種種譭謗。
高考前夕，2003年春天中國突然爆發SARS，我無法去學校複習，只能每天在家裡準備考試。當年中共就在瘟疫爆發之初蓄意隱瞞，等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才不得不宣布病毒傳播的事實，那時候我每天收聽自由亞洲電臺廣播，從外媒瞭解被中共封鎖的瘟疫近況和真相，那時候聽廣播講，北京已經變成一座死城，死亡人數可能超過萬人，這是中共公開報導數字的十幾倍。我好像也給自由亞洲電臺投過稿，揭露中共隱瞞SARS病毒感染事實的罪行，但是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了。
由於心理上和複習準備上都受到了負面影響，考前處在灰暗抑鬱的心理狀態，還被通知高考可能延期，我的高考成績受到了這場瘟疫的影響。如果沒有這場瘟疫，我可能會考上更好的大學。因為高考只有英語成績還不錯，我被錄取的大學調劑到新設立的外國語學院學習英語專業。瘟疫過去後，我還對冒著感染和死亡的危險參加考試記憶猶新，我決定寫一篇我對中共的完整剖析文章來紀念這一事件。回顧中共的發家史、建政史，就好像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一樣，在思想上不斷給人民和自己的黨員洗腦，不斷建立和強化對領袖的偶像崇拜，還不斷打壓各種宗教信仰，甚至給練氣功的群體法輪功冠以邪教的惡名，而中共自己的組織，如果要加入，都不能活著退出，入黨誓詞是永不叛黨，從這些特徵來看，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宗教團體，而且符合他們自己描述的邪教特徵，從中共發家的數十年曆來來看，中共可能是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對中國人民殺戮數量最多，對中國原生文化破壞最嚴重的最大的邪教組織。我在大學入學不久的一個晚上，一氣呵成寫完了這篇文章《論最大的邪教——共產教》，投稿給我當時比較認可的，比較客觀的看中國網站。很快看中國就登載了我的文章，編輯修改了我對法輪功的一些描述。可能是受到中共宣傳的熏陶，以及我本身對法輪功篡改佛教教義的不滿，我對法輪功的態度也不完全是肯定的，只是抱有些許的同情，而看中國的編輯明顯是站在支持法輪功的立場上。當然，在我看來這無關緊要，我只是想有個平臺能夠揭露中共的罪行，給它下一個定義，將它污蔑其他團體為邪教的惡名還給實至名歸的它自己。我今天再回顧這個投稿，很多細節已經記不清楚了，畢竟已經足足20年之久了，當年使用的郵箱都已經忘記地址了，但我在一個晚上大概3小時內一氣呵成寫完的那種感覺還記憶猶新。我用的網名是John，今天看起來是有點宗教色彩的名字，這也是我在大學用的第一個英文名字，因為高中學英語和外教交流的需要，以及大學讀的是英語專業，所以我當時用了這麼個英文網名，這之後我再投稿或者留言，好像都沒有再用過英文名字，這個名字可以說是那個特殊時期的印記。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有過一定閱讀量，在之後幾年大紀元才陸續發表了在華人圈有較大影響力的《九評共產黨》，我不知道我的文章是否對他們有一些啟發和借鑒，但我自己搜索以前網路上公開發表的中文文章，發現自己可能是最早提出並比較完整闡述中共是一個邪教的作者。
在這之後我也曾給看中國再次投稿，曝光被學校蓄意隱瞞的學生自殺跳樓事件。好像由於外媒率先報導，學校迫於輿論壓力，學校的書記和黨委決定在學校網站公開了這一事件的基本情況。
大學期間，同學都來自二三線城市，即使英語比較好，也大都沒有出國經歷，也沒有翻牆看過海外媒體，所以我和他們沒多少共同語言。我曾在所在院系的論壇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做中國一人，不如做美國一狗》，我的初衷是針對暫住收容制度下被警察迫害致死的某外地大學生事件來抨擊中共對人權的踐踏，我將具有中國合法戶籍，有身份證、暫住證但是沒有隨身攜帶而被警察搜查並抓進收容所的後果，和美國離家出走沒有佩戴項圈的寵物狗做了對比，指出中國人還不如西方國家的寵物有權利和尊嚴。結果遭到了同學的不理解和嘲笑，院系裡面不論是同班同學還是高年級的學長，都開始疏遠我，認為我是異類、不愛國，和他們之前所受的教育熏陶不一樣，雖然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受到公開處分，也沒有受到院系老師的指責，但是導致我在整個大學四年期間，沒有被批准加入任何一級學生會，還得到了「美國狗」這樣一個綽號，直到大學畢業，同學都經常這麼稱呼和譏諷我。（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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