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蔣介石的堅毅 領導中國最終勝利(圖)

「學者多同意，若無蔣介石的堅持，中國撐不到最後勝利」（攝影：李子霽/看中國）

由台灣聯經出版的《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和亞太研究學會（CAPRS）的跨國研究項目，歷時近十年，召集了台、美、中、日四地學者，致力於以國際視野、多元角度、最新史料，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本書力圖融合跨國視角和檔案，突破既有研究與原本偏狹的史觀，做到「客觀公正」地探討歷史的真相，並回答長期以來由於政治等因素而始終撲朔迷離的關鍵問題。經過多年艱辛的研究，主編郭岱君及其他學者們克服種種政治壓力，最終融匯成煌煌三大冊的鉅著，不容青史盡成灰。

即使一人敵一國 也堅持抗戰到底

其中，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同時是本書主編的郭岱君，在總結「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時，提出了重要一點，就是「蔣介石堅毅不拔的領導」。

學者們基本上都同意這個觀點，即若沒有蔣介石的堅持，中國是撐不到最後勝利的。早在1937年底陶德曼調停時，朝野就有過的屈服論調。即使支持到後來抗戰，恐怕武漢淪陷時也已早早放棄。

學者王奇生在〈抗戰初期的「和」聲〉一文中指出，蔣介石的堅定心志超乎常人。其實在九一八事變時，我們在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一個又一個「忍」，當時蔣介石在忍辱忍痛、韜光養晦，悄悄備戰。那時很多人都罵他，他也忍了下來，在日記中寫道：「我伸則國屈，我屈則國伸」。而到了抗戰前期，由於屢戰屢敗，大部分文武大員一下子都喪失了信心，朝中瀰漫著一片主和的聲浪－－蔣介石卻硬起來扛下壓力，堅持拒絕屈辱和談，甚至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記中說道：「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王奇生強調在抗戰初期，蔣介石幾乎是一個人在無數質疑和謾罵聲中，獨自撐持危局，頗有「以一人敵一國」的悲情與氣概。

郭岱君指出，在抗戰大戰略上，蔣介石堅信「持久消耗戰」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最終會讓中國贏得勝利。當然，前提是要撐到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參與到東亞戰事。我們知道整個抗戰過程當中，英勇奮戰的國軍由於國力懸殊，始終在戰場上接連戰敗，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非常慘重；面對這沉甸甸的壓力，蔣介石卻沒有因此氣餒或喪志。縱使後來失掉了半壁江山，他依舊帶領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

是「和」是「戰」？ 抗日復國乃大是大非

郭岱君指出，在抗戰的態度上，蔣介石和汪精衛產生巨大分歧。其實以當時的艱難情勢而言，汪精衛對於戰果的悲觀可以理解。在汪看來，中國沒有打贏這場仗的能力，如果硬撐，反倒會落得亡黨亡國，而給了共產黨趁機坐大的條件。所以汪精衛建議蔣暫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以等待機會未來再起。

在「和」與「戰」的問題上，于右任和汪精衛等多次對蔣介石拍桌大罵。其實，中日之間的秘密和議從未間斷。只不過蔣介石始終堅持和談的底線，即「日本須退回盧溝橋事變之前的狀態」，絕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

一次蔣介石感冒，于右任去看他，蔣介石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爾等數十年政見不同，但在抗日復國大是大非之事，爾等必須以民族與主義為依歸」。如果不是蔣介石的堅持，恐怕中國早成日本附庸。

汪精衛的屈服 與蔣形成強烈對比

在武漢淪陷以後，汪精衛出走了。似乎是對中國前景徹底絕望，他決定與日本合作。

郭岱君指出，歷史證明汪精衛對於「國民黨替共產黨作嫁」的預測是對的。抗戰之中，國民黨犧牲奮鬥；而抗日的結果，卻由共產黨收穫。所以汪精衛最後並不是敗在「主和」，而是他缺少蔣介石的忍辱負重、堅韌不拔，以及決斷與氣概。

郭岱君說汪精衛離開重慶時，是帶著滿滿的理想與願景的。但當他注意到日方屢次違約，或露出掠奪中國的野心時，卻沒有勇氣懸崖勒馬，而是與日本繼續交涉。當他離開重慶不久，日本總理大臣近衞文麿在第三次聲明中，就偷偷漏掉了「重光堂協議」裡「兩年撤兵」、「免軍費賠償」的承諾。連當時幕僚故舊都勸汪就此算了，不如歸去，但汪仍舊決定留在河內。

後來與日方協調談判，日本占領中華的狼子野心完全露了出來，尤其表現在最重要的《日華新關係調整協議》中。當時代表汪談判的陶希聖、梅思平都無法接受，主張應立即終止談判，陳碧君也同意暫緩。其實，連汪精衛自己都說「這完全是亡國條件」。但他依舊一邊唉聲嘆氣中，一邊簽下了他的名字，自甘淪為日本軍政府的掌上傀儡。

本文主要參考郭岱君：〈觀察與省思〉，《重探抗戰史（三）》（台北：聯經出版，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