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本末】離我們不遠的歷史轉捩點(圖)
圖為2019年10月香港市民發起九龍區大遊行。(攝影:周秀文/看中國)
「要是這次不站出來,恐怕以後再也沒有這個機會。」如今看來,2019年抗爭運動之初,香港人的集體危機意識,是如此的真實。往後的歷史也證明了,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對的,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有機會站出來。
幾個月後,抗爭運動步入尾聲,大家亦都感到疲累,見到不少朋友引聖經中的這一句:「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持守了。」【提摩太後書4:17】
有人不喜歡這說法,認為太「放負」,只會令更多人感到挫敗;這些朋友深信,革命一日未成功,就要繼續堅持下去。
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有時我都會想,假如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有某些人做過不同的決定,結局又會否因此而改寫?假如政府在6月10日凌晨宣佈,終止審議逃犯條例,北京會否一樣推行港區國安法?在中美的矛盾持續升溫下,香港又可否像往昔那樣,繼續開放多元?
以上的推理問題,無非都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歷史不會因為一事件而改變;讀歷史的意義在於明白一件事為甚麼發生,而不是妄想要改革它。」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可以大膽講,在每個重要關鍵時刻,香港人都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1989如是,2019亦如是。
但既然香港人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最終仍然落得今日的下場,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宿命?
其實早在1960年代,英國作家RichardHughes已經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來形容香港。甚至在二次大戰之前,大英的日不落帝國亦已經步入黃昏。所以,在英國人眼中,香港無疑是大英帝國史的最終章。
與此同時,世界亦進入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與其說香港是大英帝國最後的回憶,倒不如說,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能夠反映新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地方;香港甚至比美國更自由開放,而事實上,香港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急速地發展工業,並且在短短的四分一世紀,又再進入第二次轉型,由工業社會轉型成一個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
我在1990年出來社會做事,身邊有些同事在他們年青的時候也是藍領工人,但他們可以在廿年間,轉型成文職甚至是管理層。又例如我的恩師黎智英,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他要到工廠做學徒,但在十數年間從「廠佬」轉型成零售,再由零售轉戰傳媒,以上一切只不過是四十多年光景,也是香港人的共同經歷。
中國大陸在1978年後可以急速發展出口工業,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的經驗。甚至在1980、1990年代,香港仍然為中國出口工業找買家,進行貿易融資,為國企改革引入技術和資本。當然,香港人亦在那個時候,的確賺了極可觀的財富。在那些日子,全世界都有個想法,以為只要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中國早晚會變。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轉捩點,應該是1986到1989年的這三年。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計劃由內到外,由黨內民主和幹部專業化著手,進行體制的改革。結果是,胡耀邦根本沒有機會在中共十三大提出改革建議,就在1987年初被中共的既得利益排擠和壓迫。正是因爲中共拒絕了那次改革,最終才導致1989年的民主運動。事過境遷地看,1989年中國大陸各地的民眾其實也意識到,那可能是他們爭取改變的最後一次機會。
1989年之後,仍然有人相信中共最終會變得更開放。但2019年之後,我相信世界各地絕大多數人都對中共改觀,亦更明白其極權統治的本質。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會問:「那怕全世界都因為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對中共改觀,但最終又是否能夠改變香港人的命運?」但我亦只可以坦白說,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政府最多也只可以盡量吸納那些離開香港的人;除此以外,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有很多選擇留在香港的朋友會問:「選擇留港的人究竟應該如何自處?」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甚麼是尊重。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的未來作出決定,旁人可以給意見,但最終還是由每個人自己去做決定,這就是尊重。選擇離開的人,不是沒有代價;決定留下來的,亦同樣面對各種挑戰。所以,我希望在港和離散的香港人,沒有必要對立。在未來的日子,要是能夠繼續維繫著大家的共同身份,孕育我們的文化和語言,那就更加是難能可貴的事。
假如說2019年有任何正面的意義,就是這場運動真正喚醒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19年之前,雖然已經有本土派的出現,但是2019年讓許多許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共鳴。至少從我個人而言,不論是「獅子山下」抑或「海闊天空」,都不及「願榮光歸香港」那樣觸動到心弦;重點不只是那首歌和它的詞,而是那幾個月以來親身的經歷。我更加相信,有這種想法的我不是一個人;因為自從那年的六月起,每次在街上,我們都見到不少同路人。法庭禁制令,或許可以讓特區政府向北京有所交代,表示自己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去滅聲;但存在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和影像,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被抹殺。
雖然一切的抗爭,彷彿徒勞無功,但我仍然是樂觀的。任何極權政府,必然會成本越來越高;香港近兩、三年的市況而告訴我們,在極權統治之下,社會和經濟的創造力,亦必然會越來越低;歷史更告訴我們,世間沒有千秋萬代的統治;而每個獨裁者的願望,其實亦只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維持一切不變。
換句話說,極權統治每逢出現有權力轉移的需要時,往往就是危機關鍵的時刻。當今的中共,亦不可能對十年、十五年後將會出現的權力轉移,有明確具體的安排。所以,不用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將會見到中國另一次政局上的大變;但願到時大家仍然未忘記歷史,讓我們可以重新導向香港回到原來的軌跡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