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點鴛鴦譜 延安時期中共高層的淫亂(圖)

1940年，江青與毛澤東在延安結婚。（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共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

延安特色的革命+戀愛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1]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麼？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扑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3]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4]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5]

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著未來道德、一頭挑著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7]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嚐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

在那个荒唐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8]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9]

趙超構記述：

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麼?[10]

「保證完成任務」+「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赴延女知青大多來自城鎮，形貌氣質較佳，擇偶餘地很大，行情熱俏，自我感覺「多麼的稀有和矜貴」。她們定譜「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13]非大官、大知識份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雖然她們一腦門子婦女解放、獨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還拉起「不嫁首長」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霽雲拒絕過劉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絕林彪校長的當面求愛。[15]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還是只能以「革命價值」為價值，以職級高低為高低，以嫁給長征老幹部為榮。[16]海倫．斯諾記載：「彭德懷的清教徒氣質，這種態度很自然使婦女們對他發生了興趣，她們發現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戰士曾設法引誘他，遭到了他的拒絕。」[17]真正堅持「平等」，終屬少數。

城鎮女性的到來，中共高幹層掀起一陣離婚再婚熱。除了毛澤東離賀子珍娶江青，美籍醫生馬海德向韓素音揶揄：「劉少奇曾四次離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農幹部與小知識份子甚吃癟，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評某婦因愛人當了驢馬隊指導員，就不愛了。[19]男性選擇標準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腳、三是識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價是直線上升。……男找女的，幾乎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20]

女大學生在延河邊洗腳，對岸男同胞列隊傻看，女生擠眼直笑：「瞧，咱們的『尾巴』又來了!」時間一長，女生將常來河邊的男人呼為「河防司令」，內中還有後來的「開國元勛」。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每天清晨都能在窯洞窗口發現幾封求愛信;哈爾濱姑娘郭霽云「回頭率」極高，許多男性以各種方式求愛;南方姑娘鐘路遭南洋華僑及廣東男士「圍追堵截」，窯洞門縫、衣服口袋塞滿字條，人稱「被圍困的女八路」，被逼無奈，她只好公開與張力克(後任瀋陽市委副書記)的戀情，1941年早早結婚。[21]老幹部的求愛信，一般只有幾句，但都有關鍵內容——「我愛你!」[22]

週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門十分熱鬧，會客室擠滿男人，女大生謔稱：「禮拜六，四郎探母了!」週六是規定的團圓日，亦稱「陣地戰」，其它日子相聚，呼為「游擊戰」。延安新歌謠：「女大窯洞方丈高!抗大學生夠不著……延水河邊一對一對真不少，西北旅舍游擊戰爭逞英豪……」一般人對性慾還得掖掖藏藏，惟毛澤東敢於直言。一位抗大生寫信問毛為什麼與賀子珍離婚而與藍蘋結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則?毛回信：「同賀子珍同志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蘋同志是為瞭解決性慾……」[23]

「資源」嚴重匱乏，女青年拒婚幾乎不可能。丁玲《「三八節」有感》：「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若是嫁了工農幹部，會受到知識份子幹部的嘲諷：「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若嫁了知識份子，工農幹部也有意見：「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24]還有「組織分配」。1937年，二十二歲的長征女性王定國被安排給54歲的謝覺哉，組織告訴她這是一項莊嚴神聖的革命任務，王定國爽快應答：「保證完成任務!」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崗位。鄧小平與卓琳的婚戀，乃鄧從前線回延安，一眼相中這位北平大學生，留下一句「請幫忙做做工作」，組織一出面，卓琳雖嫌其矮，還是嫁了。[25]19歲姑娘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

組織亂點鴛鴦譜

如未經組織批准而戀愛(更不用說結婚)，可是犯了大忌。不過，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風景。14歲赴延的夏沙，17歲與文工團同事戀愛，18歲懷孕，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請求處分。張際春給了「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整風搶救運動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使夏沙成了抗大總校重點批鬥對象，她在大會上誠懇檢討「資產階級生活作風」。[26]新四軍畫家陳亞軍，與鹽城中學女生談戀愛，開大會狠批一場。[27]

組織「亂點鴛鴦譜」，老幹部窗前選美，認識24小時之內就結婚等「革命愛情」，一路「演出」不斷。一些新四軍高幹利用工作接觸或集體廣播操等機會，直選城市女生，陳毅、粟裕、彭雪楓……都是這樣抱回佳偶。八路軍的聶鳳智(上將)、向守志(1988年上將)，也是這一時期從女學生中得偶。[28]他們再轉身用同樣方法為部下解決「個人問題」。「紅妃」張寧(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張富華(1911—1957，追授少將)，江西興國人，1929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清晨出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著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裡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介紹張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歲的「大洋馬」背著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禮成。「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後，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歲的我爸爸。這種事在戰爭年代不稀奇，許多當年在戰爭第一線拚命的指戰員，他們的夫人有許多是在與我媽媽大同小異的情況下與丈夫結合的。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報紙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畫《新娜拉出走》，諷刺一些青年女性為爭取獨立自由離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淪為大幹部附庸。在社會價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戀選擇的價值多元化實為無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謝覺哉日記：「小資產階級的戀愛神聖觀，應該打倒。因為它一妨礙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於各級首長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紅色女生提出反對「首長路線」，襄樊女生林穎(1920—)乃倡議人之一，一時名噪「小延安」——河南確山竹溝(新四軍四師駐地)。但林穎收到彭雪楓(1907—1944)第一封情書二十天後，自破金身，「下嫁」給這位1930年的老紅軍。新四軍一旅老紅軍萬海峰(1920—，1988年上將)，1943年10月得娶上海護校女生趙政。[31]

歷經五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婚戀自由權，就那麼「高尚」地交出去了——黨員結婚離婚須經組織批准。馮蘭瑞欲與前夫離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報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歲的團長高自如申請與二十九歲的鮑侃結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軍團長不能與非黨員結婚;1947年4月鮑侃入黨，獲得與愛人結婚的先決條件，可高自如已於1946年春在華北前線犧牲。[32]許多戀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組織勸止，甚至批判，鬧出一幕幕自殺悲劇。1948年冀察熱遼根據地，《群眾日報》電報員韓志新，因與地主女兒戀愛，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賄賂」，韓志新十分緊張，當晚用步槍自殺。[33]

延安還有「臨時夫人」。兩位蘇聯聯絡員與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阪參三，1892—1993)，[34]分別擁有臨時夫人，事先聲明回國時不帶走。他們向中共提出找「臨時夫人」，組織便挑選說合。兩位蘇聯人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臨時丈夫各留下一筆錢。三八式女幹部瀋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35]

江西時期，中共就為李德物色「臨時夫人」肖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36]中共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年太岳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後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只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

浪漫指數

囿於條件，延安婚戀浪漫指數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訪問」，情人們唯一浪漫之事就是週末舞會。打穀場上，油燈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著草鞋跳舞。婚禮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長征老幹部舒同(1905—1998，後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與女知青石瀾結婚，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主婚，舉行莊重婚宴——「粗面饅頭，西紅柿炒洋芋片，並以開水當酒。」[38]這還算好的，有麵有菜，辦了婚席。大多數延安婚禮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稱「花生米婚禮」。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也僅在鳳凰山窯洞外擺席三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著吃飯。毛澤東沒出來，江青出來轉了轉，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飯吃，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新婚青年沒有房子，十幾孔窯洞專門闢為「青年宿舍」，只有一張床，被褥自帶，不開飯，一天五毛錢。每到週六，小倆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單位。[39]生活供給制、組織軍事化、思想鬥爭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單位，無所謂家，夫妻在各自機關工作，每週見面一次，同一機關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飯。

人多之處，愛情亦多。陳學昭：「愛情!愛情!『前方正酣熱於炮火，後方一切還照舊繼續著，人們戀愛、嫉妒、相擠……』」[40]延安婚戀花絮多多，自由戀愛、組織分配、歷盡坎坷、第三者插足、愛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劉嫁三王」，各有各的戲，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醫院王抗博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王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於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後，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於擁抱她的男人懷裡。延安屢鬧愛情風波，結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並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丁玲：「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42]也還有火夫們強姦並殺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資源的缺乏，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根據最新資料，蕭軍與丁玲談過戀愛，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1920—，榆中縣長之女)訂婚後輾轉赴延，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談起戀愛。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到會，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44]

禁慾主義畢竟是紅色意識形態主旋律，「個人問題」終究與革命大目標有衝突——顧家難顧國、顧卿難顧黨，沉溺於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組織至上，個人問題再大也是小事。也有個別反例，體現了革命時期的「自由」，胡績偉就突破傳統娶了嫡親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婦還有一檔最麻煩的事——孩子。高幹有服務員給帶，或進保育院，一般幹部的孩子則很難進保育院。「女同志懷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輕夫婦李銳、範元甄，一邊是炮火連天的內戰與繁忙工作，一邊是麻煩日增的大肚子與哭聲不斷的新生兒，兩人不知吵了多少嘴、傷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範元甄家書：「我什麼也不能做，整日抱著，心似火燒。思前想後，只想把他勒死。我帶他已至毫無樂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傳統，嬰孩隨生隨送老鄉，且由組織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與陝公遷往前線，徐懋庸、劉蘊文夫婦隨行，新生一子，送給瓦窯堡居民。「解放後去信探問，經當地政府覆信，說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瀾生子，一個月後，「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石瀾有「特嫌」，要接受審查。[49]戰爭年代棄嬰尚可理解(賀子珍長征中棄女、張琴秋西路軍時期追兵在後棄子)[50]，延安時期再保留這一「革命傳統」，便帶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體現了「革命高於人權」的價值邏輯，屬於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烏雲。

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51]1949年進城後，不少中共幹部頂不住「糖衣炮彈」誘惑，蹬掉鄉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裡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萬件。[52]親歷者浩然(1932—2008)詳述共幹這一時段的「鳥槍換炮」：

邪氣是由那些吃上公糧、穿上幹部服和軍裝的農民們給攪和起來的。當初他們在村子裡幹莊稼活的時候，又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著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後來共產黨在農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他們靠近革命，最終被捲進革命隊伍裡。隨大流跟大幫地挨到勝利時期，他們竟然撈到一個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官職。地位變化，眼界開闊，接觸到年輕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腦袋裡滋生起喜新厭舊的毛病，就混水摸魚、乘風而上，紛紛起來帶頭「實踐」新婚姻法，生著法子編造諸般理由跟仍留在農村種地、帶孩子、養老人的媳婦打離婚。由於他們的行為，形成一種時興的社會風氣：凡是脫產在外邊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農村裡的媳婦鬧離婚，就被視為落後、保守、封建腦瓜，就沒臉見人，就在同志中間抬不起頭來。

我們的老縣長，年近半百，很追時髦。他在貫徹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縣直機關起帶頭作用，跟鄉下那位與他同甘共苦患難幾十年的老伴離婚之後，馬不停蹄地跟一個比他兒子還小若干歲的女青年幹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薊縣傳為新聞，傳為「佳話」，轟動一時，風光一時。有這麼一位領導做表率，縣直機關的男人們，不論年歲大小，不論原來的配偶與之感情如何，幾乎都比賽似地搶先進、追時興，吵吵嚷嚷跟鄉下的媳婦鬧離婚。

……縣委書記彭宏同志指責我思想「封建落後」，不捨得跟一個沒文化、梳著小纂的農民媳婦打離婚的事兒。[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進入「火紅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戀幸福度達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戀也隨著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與此後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54]舒同與石瀾結婚40年，夫妻關係一直十分緊張。石瀾：「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裡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55]

李南央評母：「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範元甄自評：「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56]1950年的李銳，對夫妻生活退守於「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範元甄甚至咒罵婆婆：「死，也沒什麼，只解放了許多人。」陳雲聽說李銳跪母：「這種母親還要她作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後，李銳白天在機關挨鬥，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在等著。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勵。1960年範元甄離婚不久，去看周恩來夫婦，吃飯時陳毅說：「老夫老妻離什麼婚呵?!」周恩來正色：「嗯，這是大是大非呵!」範因周恩來的理解頓感釋然。[57]

1994年，南京電臺「今夜不設防」欄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訴的長信，一位離休女幹部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時代有一位才貌雙全的戀人——留日清華生。參加革命後，她向組織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組織嚴肅告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能調和的!」她大哭一場，只好將組織的意見信告戀人。不久，文工團的上級領導、某部長為她作媒，一位參加長征的正團幹部，大她14歲，已有一孩。她說：「我不找對象。」部長：「不行!」再曰：「那我轉業復員。」「也不行!」組織一次次找她談話，要她服從安排。她只得成為老紅軍的第三任妻子。

這位老紅軍農民出身，剛開始學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傷疤，忍受不了「戰鬥英雄」的暴躁性格——動輒「老子槍斃你!」一次將她從樓上打到樓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離婚，組織科長批評她：「他對革命有貢獻，對待革命功臣應該熱愛。你的小資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准離婚!你和他離了婚，他怎麼辦?誰跟他呢?」

長期憂鬱，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她多次提出離婚並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氣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法院轉給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不准離婚!要好好照顧老同志。」她只得含淚維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開飯。每晚等老頭看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廳看自己喜歡的歌舞戲曲或電視連續劇。年年歲歲，一出長長的啞劇。

改革開放後，55歲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機關提出離婚，還是不准。組織上說：「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話?將就著過吧。照顧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務!」她哭訴蒼天：「這是為什麼?」

長信播出後，感動了無數聽眾。此時，她還在醫院陪侍78歲的臨終丈夫，餵飯擦身、端屎端尿。老頭臨終前一遍遍問：「我死了以後，你還找不找老頭?」她不忍心傷害臨終者，咬咬牙：「我跟孫女過，你放心走吧。」老紅軍放心走了。當她得到黃宗英與80歲馮亦代的黃昏戀，再三感嘆：「我沒有這樣的膽量。」[58]

註釋：

[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冊，頁207—208。

[2]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頁66。

[3]舒湮：《戰鬥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譯書圖書部1939年3月30日發行，頁41。

[4]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52。

[5]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19;下冊，頁234。

[6]陳小津(陳丕顯之子)：《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頁233—234。

[7]楊尚昆：《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377。

[8]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中央文物供應社(臺北)1956年12月第5版，頁80。

[9]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72;下冊，頁180、256。

[10]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11月第1版，頁170。

[11]王實味：《野百合花》，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朱鴻召：《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88。

[13]陳企霞：《丘比特之箭》(長詩)，陳恭懷：《悲愴人生——陳企霞傳》，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頁127。

[14]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340。

[15]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49—350。具體細節：介紹人帶女生到林彪處即離開，女生並不知情，靜等校長說事，林彪一開口就是「我們結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長在求愛，推門哭出：「我不幹!我不幹!」

[16]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191。

[17]海倫．斯諾(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國的歲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譯，中國新聞出版社(陝西)1986年9月第1版，頁284。

[18](英)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王弄笙等譯，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頁259。

[19]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98。

[20]趙雲升、王紅暉主編：《元帥夫人傳》，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頁140。

[21]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184、186—187。

[22]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6年11月第1版，頁97。

[23]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3月1日初版，頁17、15、17。

[24]丁玲：《「三八節」有感》，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9日。

[25]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188—189。

[26]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頁244。

[27]黃仁柯：《魯藝人——紅色藝術家們》，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頁68。

[28]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頁170—198

[29]張寧：《紅妃自傳》，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頁4—5。

[30]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冊，頁189。

[31]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頁192—195、172。

[32]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232—233。

[33]李冰封：《並非家務事》，原載《書屋》(長沙)2001年第6期;參見李南央編著：《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頁177。

[34]野阪參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運，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驅逐，1922年回國與片山潛等創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獄，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國際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國，4月任眾議員;1955年日共第一書記，1956年7月參議員，連續四次當選;1977年辭去參議員，1982年辭去日共主席，任名譽主席。1992年因共產國際時期告密陷害山本懸藏事件公開，日共第19屆八中全會開除其黨籍。其延安臨時夫人為總政敵工部24歲的莊濤。宗道一《日共主席野阪參三的延安戀情》，載《同舟共進》(廣州)2010年第二期，頁55—57。野阪參三回國後，莊濤嫁黃興之子黃乃，旋離婚;再參見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258、517。

[35]瀋容：《紅色記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頁97。

[36]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參見宗道一載《同舟共進》(廣州)2009年第11期，頁69。肖月華(1907—1983)，廣東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紹入團，1927年轉黨，時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胡耀邦手下幹事，不漂亮但為人厚道，在組織磨泡下，抱著「為革命犧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膚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鄉巴佬!」到延安後，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麗蓮，肖月華哭訴至毛澤東處，堅決要求離婚，李德即娶李麗蓮。1949年後，肖月華任湖南交通廳辦公室主任，後返部隊，大校軍銜。

[37]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冊，頁1264。

[38]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90。

[39]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53。

[40]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224。

[41]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3月1日初版，頁14。

[42]丁玲：《「三八節」有感》，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39。

[44]黎辛口述，馬馳等整理：《「文藝座談會主要圍繞兩個人」》，載《社會科學報》(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9年10月第1版，頁343—354。

[46]李銳：《我的延安經歷》，載《爭鳴》(香港)2010年11月號，頁69。

[4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頁117。

[49]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93—97。

[50]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199。

[51]周錫瑞：《「封建堡壘」中的革命：陝西米脂楊家溝》，原載馮崇義等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頁9—10。轉引自岳謙厚、郝東升《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的米脂地主經濟》，載《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頁83。

[52]黃傳會《天下婚姻——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紀事》，文匯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頁99、103、211。

[53]浩然：《我的人生》，鄭實採寫，華藝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頁96、167。

[54]丹丹：《「送爛橘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編著《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頁162。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340。

[55]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252。

[56]李南央：《她終於解脫!》，載《開放》(香港)2008年3月號，頁70、68。

[5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256、272、270、59。

[58]越牛：《誰能告訴我……——一位離休女幹部的辛酸情愛史》，原載《家庭》(廣州)1994年第4期。《文摘報》(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轉。（作者：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