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第一個「年」 我們過得血雨腥風(組圖)
文革亂起，我體驗到了「年年難過」和有家難歸味。（網絡圖片）
「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這是抗戰時期，在大後方重慶流傳甚廣的一幅對聯。短短的十四個字，道出了小人物們在動盪紛亂的大時代中的滿腔辛酸與無奈。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還正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人，只是從直覺上喜歡它。想不到的是，沒過多久，文革亂起，只有十幾歲的我剛剛踏上人生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劈面刮來的就是一陣狂風暴雨。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開始體驗到了「年年難過」和有家難歸的苦味。
六七年的大年是文革開始後的第一個黃曆新年，也是瘋狂的紅衛兵們「橫掃四舊」之後的第一個年關。報紙上和電臺裡充斥著「過一個革命化春節」的口號，可是城裡的大街小巷中卻看不到半點往年那種熱熱鬧鬧的過年氣氛。鬥紅了眼的各路造反派和保守派們忙於奪權武鬥是無暇過年，而那些半年來被當局和紅衛兵們整的家破人亡的黑五類門則是無心過年。
那時我們家住得是父親學校的家屬院，鄰居們大多是教師和他們的家人。臭老九再加上教師，正是文革初期重點打擊的雙重目標，自然也就成了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們肆意打罵侮辱的對象。記得那一陣子，每到了深夜，院子裡總有不知誰家屋子裡傳出來的壓低了的嚶嚶哭聲。以前那些每逢過年總愛湊到一起打燈籠放鞭炮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們，如今一個個都像小耗子一樣躲在各家的角落裡不敢出來了。
年關將近，那些僥倖暫時平安的人家大多是在門口貼上一副大紅的革命化對聯。上聯常常是「聽毛主席話」，下聯是「跟共產黨走」，橫批則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有了這樣一副紅色對聯把守大門，人們心底裡的安全感似乎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接下去就是老少三代紛紛出動在寒風中四處排隊，用平日裡小心翼翼存下來的糧票、肉票、油票、豆腐票等等大肆採購一番，最後全家人圍坐在那一間——大多人家也是唯一的一間——輪流作為廚、臥、客、餐、衛使用的房間裡悄悄地吃一頓年夜飯就算是過年了。可憐的是，我們家過年連這樣一頓團圓飯也享受不到了，而大門口被紅衛兵們貼上的則是白色的對聯，因為父親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
父親和所有的師生員工一樣，沒有了寒假，每天必須到校參加「運動」，過年也不例外。那一段他每天帶回來的都不是好消息。先是隔壁的陳老師因為揭發右派丈夫不積極被關進了牛棚，再就是過去常到我家來串門，最喜歡和父親一起下棋喝酒唱京戲的郭老師突然成了更可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在全校批鬥大會上被當場逮捕，戴上手銬押進了監獄。郭老師是父親多年的好友，相貌堂堂，留有一縷雪白的長髯，頗有名士風度。他不但國文教得好，還是我們這個大院中的孩子頭。過去每逢過年，他總愛領著我們一群孩子抖空竹，放鞭炮，高興起來還會跳進院子的中央，把一根竹竿當成寶劍舞得呼呼有聲。每逢此時，他那上下翻飛的白鬍子常常會引起大人孩子們的一陣陣笑聲。
郭老師被捕之後，父親好像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我們每天飯桌上的談話內容，也少了他常和我們兄弟談論的唐詩宋詞和托爾斯泰，八大山人等等。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問起郭老師被捕的原因，他卻一反常態發起火來，還大聲地說，「小孩子別亂問。」
後來我聽見他壓低了聲音告訴母親，「老郭他只不過是在鬥爭會上背錯了一句語錄。」
真是人間禍福難料。郭老師在監獄裡雖然沒少受罪，但卻躲過了隨後一段更加血淋淋的武鬥和紅衛兵們的種種更加殘忍的獸行。好幾年後他終於被放出來的時候，人瘦得皮包骨頭，鬍子也幾乎掉光了，可他畢竟活了下來。比起大院中的許多老師來說，他的結局還算是幸運的，這都是後話了。
六七年的大年三十，下起紛紛揚揚的大雪。（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六七年的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就下起了紛紛揚揚的大雪。天冷得出奇，屋檐下面凍結的冰柱有一尺多長。天漸漸暗了下來，街上開始有了稀稀落落的鞭炮聲，可是父親還是沒有回來。母親一向膽小，此時更加坐立不安。父親早上出門的時候說是去參加政治學習班的，按理說早就該回來了。不忍繼續看著母親蒼白的臉和滿眼驚恐的淚水，我自告奮勇，到學校去打探父親的消息。
頂著漫天風雪，我吃力地蹬著自行車向前蛇行，身後的雪地上是兩行長長的扭曲了的軌跡，像麻繩一樣，似乎要把這充滿了苦難的大地緊緊地綁住。
父親的學校是一座巨大醜陋的紅磚樓房。我剛剛把自行車在大樓拐角處放好，就看到不遠處的雪地上圍了一群人，昏暗的路燈下看不清他們在看甚麼，我只聽到有一個挺熟悉的小女孩的嗚嗚哭聲從人叢中傳了出來。
我使勁擠進了人叢中，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冷氣，這不是隔壁的陳老師嗎？她滿臉是血，側臥在雪泥之中。要不是先認出趴在她身上哭個不停的小英，我真不敢相信這個血肉模糊的人形就是一向那樣文雅矜持的陳老師。我也忘記了害怕，正要再往前擠，一隻大手從後面揪住了我的衣領，我急忙扭頭，看到的是父親那一雙冷峻的眼睛。我乖乖地隨著他離開了人群，忽然發現他走路很奇怪的樣子，似乎右腿上受了傷。平日裡他走路很快，此時卻一拐一拐的，可是我一句話也不敢再問。
正要推自行車的時候，父親突然生氣地問我，「下這麼大的雪，你跑到學校來幹甚麼？」
「今天過年，你——你這麼晚了還不回家，媽媽不放心，還一直在哭，我就來找你——」我囁囁喏喏地回答。
父親沒有再說話，只是用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撫弄我的頭。我推著自行車走出校門，正要讓父親坐上後座，傳達室裡出來了一個女人，衝著父親惡狠狠地吼道，「你明天早上八點準時到校繼續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不許遲到！」
我認出她是住在大院裡的魏德紅，學校政工組的成員。她背後打開的門裡有人正在大聲打電話，「——對，對，我是紅旗中學的文革領導小組——今天我校有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畏罪跳樓自殺——下一步？人死了，當然階級鬥爭不會停止，我們正在積極準備明天扎個她的稻草人繼續開大會批鬥——」
父親沒有答話，大門外此時湧進來了幾個人，其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被人攙扶著，只見她淚流滿面，口中還一直念叨著甚麼，我卻聽不分明。忽然間小英從人叢中跑了出來，一把扯住老太太的衣襟，嗚嗚咽咽地哭訴道，「姥姥，我媽媽——媽媽她——」
不能再聽下去了，父親拉住我的肩膀，我們在混亂中擠出了校門。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到了公路上，讓父親坐在後座上，我先是推著自行車前行。走了一會，想到媽媽大概早就等急了，我忍不住騎了上去。誰知道艱難地在大雪中沒騎出多遠，「咣」地一聲前輪撞到了埋在雪堆下面的一塊大石頭，我們父子倆人一起從車子上摔了下來。
「你摔疼了沒有？」父親掙扎著先爬起來，不顧他自己的傷腿，一面為我拍打著身上的雪泥，一面問道。
「不——不疼。」我拚命忍住眼淚說道。我並沒有摔傷，可是我真想大哭一場。為了甚麼？這一切到底都是為了甚麼啊？
父親沒有回答，只是不停地用手撫弄著我早已凍得通紅的臉蛋。揚起臉來，我看到他的眼睛裡似乎有兩朵小小的火花在閃爍。再往上看，朦朧的夜空中不時有幾道刺眼的紅光閃過，接著是一連串沉悶的鞭炮爆炸聲傳了過來。過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