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通勤 1400萬人的集體內耗(圖)


工作(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2年10月25日訊】一個新趨勢是,除北上廣深之外,極端通勤人群正在從非一線城市蔓延開來。各地城市的變遷,正在慢慢改造年輕人的生活。全國承受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的人口,超過1400萬。

精準的計畫

留給曉妍的時間只有3分鐘。

早晨7:59,從江蘇昆山出發、車次為G7503的高鐵,即將停靠在上海虹橋站站臺。曉妍已經提前走到第13節車廂的門口——那是距離出站口最近的車廂,從這裡下車,再走到地鐵站換乘,就能節約好幾分鐘。

車門一開,曉妍把包拽得牢牢的,懟開同樣聚攏在第13節車廂的年輕人們,加速小跑起來。她越跑越喘,但不敢停下來——10號線地鐵將在8:02分準時到站,她必須趕上,再坐上40分鐘,然後步行900米,抵達最終的目的地——位於上海長寧區伊犁路的公司。完成這趟距離約為58公里的通勤,她需要耗時大約1小時40分鐘。

和曉妍一樣,匆忙地往返於昆山和上海之間的上班族不在少數。今年6月的一天,提交滬昆通勤申請的人數達到95102人次,通過這個數據,人們終於直觀地感受到極端通勤人群的龐大。與此同時,每天早晨9點的312國道兆豐路檢查站,還有超過3萬輛車通過核驗,離開昆山,朝著上海飛馳而去。

這群人擁有相似的早晨——時間被標準化到分,嚴絲合縫地安排在公共交通的站點裡。上海高鐵出行的話題裡,有人教大家怎麼「3分鐘之內在虹橋站換乘地鐵」,其中一條秘訣是搞清楚「2號線在左手邊,10號線在右手邊」。一位名叫辰暮的網友,總會固定出現在同一節地鐵車門——那裡準確對著換乘站的電梯。出站換乘班車後,他還會熟練地坐到右邊靠窗戶的位置,這樣等車掉頭後,就不會被強烈的陽光晒到無法睜眼。

根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一份報告,單程時間60分鐘以上的通勤,被稱為「極端通勤」。《報告》顯示,44個國內主要城市中,單程時間60分鐘以上通勤比重為13%。2021年,全國承受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的人口,已經超過1400萬。

為了逃脫極端通勤,北京一位名叫奇異學士的皮划艇愛好者,嘗試在晚高峰時期划船,走水路下班回家,他從安定門西邊入水,一路途經北護城河,從下水到上岸,只花了35分鐘,遇到攔垃圾的浮漂,就直接用小尾鰭加速衝過。一路上,不僅有碧綠的垂柳作伴,還有好奇的圍觀人群。同樣,在晚高峰的上海,一位從事金融行業的女士,買了一張東復線浦西的輪渡票,只花了2塊錢,就順利躲過地鐵擁堵和隧道堵車。在緩緩前行的輪船上,她沒有錯過那個傍晚的金色晚霞漫天。

但絕大多數打工人沒有這樣的機會。極端通勤的他們,心頭總是記掛著時間。一位過著雙城生活的程序員,需要每週一從北京乘坐飛機前往杭州,參加公司的早會,為了精準地趕上最早的一班飛機,他習慣週一早上不繫腰帶,以免因為安檢多耽誤兩分鐘。

濟南女孩方樺的公司距離住處120公里,她想嘗試乘火車上班,但在前一天晚上就感受到了焦慮——去火車站要打車,她怕打車沒人接單,又怕路上堵車,耽誤了唯一的車次。一位嚴謹的IT男生,乾脆用代碼寫了一個「高鐵購票輔助軟體」,幫助他一次性調出未來30天的時間裏,惠州南和深圳北列車的所有餘票和已購票信息,防止錯過合適的節點。

一切舉措,都是為了防止意外出現。一位駕車通勤於城鄉兩地的縣城公務員,有嚴重的里程焦慮,400公里里程的電動車,她必須要在前一天晚上充電到330里程,才能放心睡去。

某些情況下,極端通勤的風險還會再次被放大。深圳的待產媽媽宜霖,每天都需要乘坐高快巴士,從龍崗、龍華、再到南山,橫跨四個區去上班,這樣的路程,她一直堅持到預產期前一個月,這條大巴線路的輪班司機們記住了這個準媽媽,「看著我的肚子一天天變大」。但這個季度,她還是遲到了12次,剛好抵消了全部的加班工資。又一次瀕臨遲到,她狠狠心,花了117元打車,回去後和丈夫大吵一架,要求他馬上去租新房。有人告訴她,「孕婦最好不要挪窩動床」,為了孩子,她最終放棄了搬家的計畫。

改造睡眠

8:02,精準卡點的曉妍,終於順利融入浩蕩的地鐵大軍,她開始感覺到困意襲來。這個點兒,她沒有吃早飯,另一種昏沉感從空空的胃裡蔓延出來——曉妍起床的時間是6:45,寧願不吃早餐,也要多睡幾分鐘,趕路的時候再跑起來,就更顧不上胃了。

是的,當通勤路程變長,人們不得不先丟下睡眠——調整不了車程,就只能調整起床的時間,這成為他們唯一能掌控的東西。

來自武漢的企業員工美玲,會模仿美劇裡的「麥瑟爾夫人」,特意不拉窗簾睡覺,以保證自己會被清晨太陽的第一束光照醒。通勤車程超過1小時的張哲,因為擔心早八和晚八的限號,乾脆5:30起床,提前兩個小時把車開到公司樓下,再安心睡上一個回籠覺。

許默幾乎已經把睡眠時間壓縮到極致——5個小時。他每天從河北廊坊到北京上班,4:30起床,往返通勤需要花費6小時。住在北京平谷區的王濛更誇張,他得趕那趟凌晨5點出發的首班852線公交車,到東直門換乘地鐵,再坐上一個小時——起床時間被他調整到早上4點。

早起會讓人看到城市的另一面。方樺覺得,清晨6:00的濟南,是一天裡最安靜的時候,尤其是冬日,遛狗的大爺也起不來,大街上空蕩蕩。來自上海的工程師張楓,總會在出門時看看自己孩子的睡顏,羨慕又不舍,他出門的時候,天還沒亮,只有小區裡的垃圾車在進出。

極端通勤的路上,總有很多人在和困意作戰。6點出頭,瀋陽最早的那班地鐵上,總會有52歲的保潔阿姨芳姐。這之後,她還得再倒上兩回公交,全程預計兩個半小時,才能抵達僱主的家。中年人覺少,但在地鐵上,芳姐只需要3秒鐘就可以入睡,「只要坐在車上就困」。如果前一天是做商場保潔的工作,那就入睡得更快——得等到晚上九點商場關門,才能開始工作,到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

來自天津的醫生郭志鵬,把車載音響開滿,大聲唱歌來刺激神經,一位說唱歌手的《滄海一聲笑》效果最好。14年來,他一直往返於天津城區和濱海新區之間,常常在做完數臺手術之後,再開車50多公里回家,他的心跳不斷加速——精神高度緊張和集中之後,人更容易犯困了。

只是,困是每個人都無法控制的生理本能。王濛已經學會了在地鐵上站著睡覺,這成為一種「基本操作」。一位通勤時間長達兩個半小時、為了搶地鐵位子而5點起床的網友,驚訝又不意外地發現,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坐上地鐵,但到了9點,工位上的同事們剛剛進入工作狀態的時候,他就已經困了。

完整睡眠的代價,是高昂的房租。深漂女孩孟思思選擇住到南山區的公司附近,在家裡就能看見公司的銀色大樓。有一回,眼看要遲到了,她還沒有下地鐵,就已經進入公司打卡軟體範圍。她的房租是每月6000元,幾乎是一個月的工資。

與之相反,另一位乘坐滬昆高鐵通勤的女孩,不捨得多花房租,也想節約通勤費,她沒有忘記在12306上積累的上萬積分,1積分可以抵扣1分錢,她兌換了10張票,節省下265.5元。

1996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袁颯,也願意犧牲睡眠時間,花一個半小時、乘坐13站地鐵去上班。她住在上海浦東郊區,一個月的房租只需要2300元,省下來的錢,她都用去做了醫美項目。她最青睞的項目是骨膜,往眉骨、鼻子、蘋果肌裡注射液體,還打過8回瘦臉針,前後花了接近20萬。她還想繼續攢錢,因為骨膜效用是5年,而瘦臉針只能管半年。

職住分離

極端通勤的人們發現,生活的容錯率正在變小,時間成了一切的主導。從蕭山前往餘杭通勤的上班族小嘉說,23站的地鐵,讓自己約飯的選擇變得侷限——回家去附近吃,吃到飯的時間太晚;在公司附近吃,吃完飯的時間太晚,會趕不上地鐵,「來回預留3小時的行程,足以擊潰一切social的慾望」。

極端通勤在消解生活的趣味。比如凌晨5點起床的方樺,總是缺席朋友們在晚上11點之後的活動,因為擔心早上睡過頭錯過班車。她連生物鐘也開始和朋友們錯位,對方晚上發來的信息,她總是在早晨6點才回覆過去,來不及給失戀的朋友送上安慰。年輕的男孩陳真,只能把每天的遊戲時間安排在兩個小時的通勤路上,再也沒法和朋友們「一起開黑」。地鐵上,他玩了一把長達40分鐘的單人遊戲金鏟鏟後,抬頭嘆了口氣:「地鐵怎麼還沒到站?」

極端通勤,本質上是職住分離。對沒有買房、也沒有孩子的年輕人們來說,把錢花在睡覺上,和把錢省在睡覺上,差別並不大。但對一個家庭來說,極端通勤的痛苦是更具象的。

上海的工程師張楓,有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有一回,孩子把自己反鎖在家,孩子奶奶急得不行,求助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鄰居——因為知道兒子太遠,指望不上,「現在一般突發情況,我媽就不告訴我了」。另一位上海職場媽媽肖蕭,把時間都耗費在通勤和工作中,陪伴孩子很少,她有些後悔地發現,因為家裡老人的寵溺,兩歲半的孩子至今需要大人餵飯。

下班時間,在北京上班的新手媽媽小安背著整包母乳踏上歸途。她在和時間賽跑,2個小時之內,這包被稱作「軟黃金」的母乳,就會出現一粒粒的白色固體顆粒物,然後散發出難聞的餿味和酸味。但小安的目的地遠在河北,要讓寶寶喝上母乳,她要再擠1個小時地鐵、坐20分鐘高鐵,以及騎30分鐘電動車。為此,她準備了一個保溫袋,白天在公司吸奶之後,再從公司吧臺的製冰機裡取出冰塊,和母乳一起裝進燜燒罐,再放進保溫袋。

和她有類似煩惱的年輕媽媽不在少數。一位剛剛結束產假的媽媽,著急地在社交平臺詢問合適的背奶包:「我的通勤時間是一個半小時,馬上要回歸職場,不知道咋弄?」並附上了一個哭泣的表情。

即便孩子長大,通勤難度也不會降低,甚至有一部分父母,主動選擇職住分離。早晨7點,天津津南區,媽媽楊琳給兩個孩子做好早餐後,再驅車兩個小時前往北京朝陽,和客戶確認合同。楊琳正在習慣這樣的生活,今年8月,她剛剛把戶口落在「環津四區」之一的津南,選擇這裡被楊琳稱作「唯一的辦法」。

二十多年前,楊琳大學畢業,定居北京,在這裡成家、買房、立業,只有孩子的教育成為最難解的題——由於沒有北京戶口,女兒被分配到通州區的一所普通中學,楊琳開車去看了,學校建在破舊的小區裡,連大門都沒有。

楊琳無法忍受這樣的落差。她考慮過,過兩地通勤的生活,比積分落戶北京更簡單。最終,她花了200萬在津南買房,要是女兒成功考上了「十五所」(指天津十五所重點高中),就「相當於半隻腳邁進了985的大門」,她就再拚一拚市裡平均房價高出現在三倍的房子。

在天津陪讀的北漂媽媽,已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建忠常年在北京和天津武清之間往返,他回憶,這幾年來,高鐵上的陪讀媽媽越來越多——武清到北京的距離只有87公里,每天,京津城際鐵路會在這兩個城市來回30次,望子成龍的父母們像遷徙鳥一樣乘著高鐵來來往往。一位剛剛來這裡的媽媽成了「當代孟母」,此前,她跟著父親搬遷到瀋陽,又跟著丈夫搬遷到北京。現在,為了兒子唸書,她又來到了天津。

城市的褶皺

城市圈在擴張,催生了「睡城」的誕生——如燕郊之於北京、昆山之於上海,一線城市的周邊區域,總是無法逃離成為睡城的命運,也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住進了城市之間的褶皺裡。

選擇在昆山和上海兩城之間通勤的曉妍,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法。今年6月,她和男友代疆住進了買在江蘇昆山的婚房。70平方米的房子,210萬元,幾乎是兩家人全部的積蓄。

買房之前,兩人曾去昆山花橋鎮看過房——那是江蘇和上海的交接處,房地產商和房產中介向他們極力推銷著這塊地皮,打出的招牌是「不是上海,就在上海」。代疆看著這條雙向四車道的馬路,還是覺得比較魔幻:就幾十米的距離,怎麼對面的房價就貴了一萬塊?

距離北京CBD大約40公里的燕郊,是更為知名的「睡城」。乘坐大巴車從燕郊去北京上班的女孩蘇河,總是要卡好時間點,保證自己有位可坐。她害怕自己沒有座位,就只能坐到過道裡的小馬扎上,身高和視野都有些低人一等,就好像居住在燕郊的感覺——她所有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自從住到燕郊之後,大家約飯都要將就她的時間、她的地點,以避免她沒法安全回家。坐在小馬扎上,蘇河情緒幾近崩潰,忍不住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這樣來回來去地通勤?」

疫情之後,「睡城人」的出行變得更為艱難。5月份時,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車司機,由於擔心回家之後無法再返京,20多天沒有回家,開車在整個北京城流轉,晚上直接睡在路邊。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廟檢查站,小元騎著電動車,和車流人群匯在一起,等待交警檢查通勤證。有時候,進京的隊會堵到大上午,皮質坐墊被晒得滾燙,皮質的異味被激上來,熏得小元的頭嗡嗡地疼。人群裡,有人不甘地嘆氣,「再近,也不是北京」。

一個新趨勢是,北上廣深之外,極端通勤人群正在從非一線城市蔓延開來。各地城市的變遷,正在慢慢改造年輕人的生活。

濟南女孩方樺,之所以需要橫跨120公里去上班,是因為單位把新樓建在了濟南新區。在通勤路上,方樺看到,越來越多的樓盤和產業大樓,在這一路上陸續拔地而起。近幾年來,濟南城區一直在向東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了城市以東的位置,西邊則變成了康養之地,濟南的著名景點都盤踞在了這一頭。這甚至影響了方樺的婚戀規劃:「再有人介紹,要問清楚對方是不是也住在東邊兒。」

在武漢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阿瑜,幾個月前剛接到通知,公司的班車時間又提前了——為了讓大家能夠在7:50前到公司,班車的發車時間變成了6:10。阿瑜所在的單位屬於重工業行業,這幾年來,市區的製造企業都要搬遷至周邊,職工也就只能跟著奔波,那些曾經在原廠區附近買房定居的職工,如今反而成為離家最遠的一批人。

有的人住在市中心,面臨著工作地點的外擴,也有一部分年輕人,選擇縣裡買房、城裡上班的生活——那裡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資。24歲的周歆,一直坐公交車從蘇州鄉鎮到市區上班,往返3小時,而錯過一趟,就再等20分鐘。周歆只堅持了一個月,就買了輛車。不過,油費佔到工資的五分之一。

也有很多房地產公司開始下沉到區縣,比如河南洛陽。在房地產行業工作的洛陽女孩瓶子,想要在市區裡找到地產項目工作,變得越來越難了——在市區,幾年的瘋狂擴張後,地皮基本被瓜分乾淨,開發商開始搶佔縣裡的地盤。瓶子應聘了好幾回,對方最起碼的要求都是:「你得同意到縣裡工作。」

為了讓來自市裡的年輕人在縣城買房,房地產公司想盡辦法。比如業主孩子上樓盤周邊的私立學校,能直接降10分錄取。諸如宜陽、伊川這些緊挨著洛陽的縣城,力度則更大,部分高速會對洛陽牌照的車輛免高速通行費。

各方驅動之下,不想買二手房又買不起市區新房的年輕人,成為了縣城新房的買主,隨之成為極端通勤大軍的一員。

抉擇

事實上,每一趟極端通勤背後,都是一道付出和收益的計算題。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人的身體會隨時發出警報,那個每天通勤6個小時的河北年輕人,在一次體檢中查出竇性心律、多源房性早搏。天津醫生郭志鵬,在開車過程中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這位心臟科醫生終於開始忍不住擔心自己的心臟。與此同時,他還要忍受由於長期站立手術導致的腰痛。另一位花兩個多小時在動車裡的鐵路通勤職工,由於長時間處在氣壓失衡的封閉空間,聽力出現了下降,他用「痛苦」來形容穿梭在隧道中的感覺。

精神問題也隨之而來。一位每天從上海浦東張江通勤到徐匯漕河涇的33歲女士,一年之後,情緒繃得越來越緊,她從國慶假期第四天就開始為上班焦慮,也會因為想到通勤而失眠。在燕郊和北京之間往返的女孩蘇河,因為那種被排擠出京的壓抑感,不得不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將其歸因於甲狀腺激素紊亂。

但也有人覺得值得。今年9月開學,楊琳得到了搬入天津之後最好的反饋——女兒放學回家,第一句話是告訴她:「媽媽,我終於可以和小學一樣,周圍都是‘正常’讀書的同學們了。」

對於張楓這樣的年輕人來說,極端通勤不過是在艱難的生活裡,最簡單的一件事——他想苦幾年,再多賺點錢,買一套離市區更近的學區房,這份工作雖然遠,但工資高了快一半。另一位將自己稱作「深圳邊角料女孩」的年輕人,主動放棄了走路10分鐘的通勤,上車了每個月只需要580元的、遠在大鵬區的公租房,不僅省錢,還可以躲避掉租房時「猥瑣又愛佔便宜」的二房東。那個住在鄉鎮、工作地點在蘇州的女孩周歆,更沒有選擇了,她從事的是教培行業,但在鄉鎮,更多的工作是進流水線,服裝廠、化妝品廠、機電廠。

保潔阿姨芳姐也覺得值得。十九年前,她從鐵嶺的大農村外出謀生,只有保潔這份工作堅持了10年——雖然辛苦,但沒有風險。她曾經做過小生意,結果是全部賠光。相比於困和累,芳姐更大的心理壓力其實來自於僱主,通勤路上,她總在暗暗祈求,不要遇到太苛刻的僱主。有一回,她打掃的是別墅,僱主嫌棄她的盒飯有味道,大東北的冬風裡,芳姐蹲在別墅門口吃完了午餐。

極端通勤的人群裡,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沒畢業的實習生。一個學校在上海松江、工作在長寧區淞虹路附近的00後男孩,感覺通勤就像「每天站著軍訓四個小時」,他還買過一個折疊板凳帶上地鐵,但不好意思拿出來坐。另一個在重慶學新聞的女孩,實習單位和學校的通勤距離超過兩個半小時,她有不少同學去了網際網路公司,每個月的實習工資是她的6倍。但她還是珍惜這份能夠美化簡歷的工作——初出茅廬的學生,總是需要為經驗付出代價。

平衡完得失之後,也有人會選擇離開。23歲的喬晶,今年剛參加工作,租下了距離公司通勤一個多小時的房子,才住了一個多月,就寧願不要押金、換到了離公司更近的地方。在縣城賣房的河南女孩瓶子,無法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這讓每天三小時的通勤時間變得不值,最終,她選擇用辭職解決問題。

職場媽媽肖蕭的離開則更加徹底,她計畫明年離開上海,回到老家湖南,住進自己的房子,陪伴孩子成長——這或許是在經歷極端通勤之後,她感知到的更有價值的東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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