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中的「筆桿子」張春橋是怎樣走向末路的?(圖)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同年7月,張春橋任上海革委會主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依靠一批「筆桿子」——也就是今天人們說的「大五毛」,來左右輿論風向,掀起極左狂潮。但最後,這些「筆桿子」都沒有好下場。「四人幫」成員張春橋,就是其中一個。

張春橋被判刑死緩

在《張春橋獄中家書》一書中,收錄了一篇旅英華人作家凱蒂對張春橋女兒張維維的訪談。

張維維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麼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

張維維問:「那麼你怎麼辦?」張春橋回答說:「我怎麼辦,千刀萬剮呀!」

張春橋幾乎準確預見了自己的下場。1981年1月23日,原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他,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發動武裝叛亂」,「反革命宣傳煽動」,「誣告陷害」等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他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這步田地的呢?

張春橋被毛澤東看中

張春橋,1917年生,山東巨野縣人。他1935年5月到上海,長期從事文化寫作活動;1938年到延安,擔任過中共《晉察冀日報》主編。1949年中共建政後,張春橋歷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1965年3月起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

文革前,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秘書。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張春橋從已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裡得知毛的思想動向,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上。

這篇文章正對毛的心思。毛看到後,很是欣賞,還親筆寫按語,責成《人民日報》轉載。從此,他知道上海有一個叫張春橋的「筆桿子」。

毛醞釀發動文革有很長一段時間。但在北京,他的計畫推動不了。他認為,以彭真為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但在上海,這不有張春橋嗎?

1965年2月,毛派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授意張春橋組織人寫文章。張春橋指示他的手下幹將姚文元,歷時8個月,完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揭開十年文革的序幕。

因為寫作這篇重磅文章「有功」,張春橋、姚文元都被毛看中,讓他們到北京,參與起草發動文革的標誌——「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張春橋跟江青一起,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從此,青雲直上的張春橋,往來於北京、上海之間,成為毛製造「天下大亂」的「理論家和實踐者」。

張春橋在文革中做的四件事

第一,充當打倒劉、鄧的急先鋒。

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打倒的最大政敵,是當時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毛通過一系列會議、講話、文章,透露出打倒劉、鄧的明確信號後,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

據《復興記》一書記載,張春橋示意蒯大富聯合「革命小將」「痛打落水狗」,造劉少奇、鄧小平的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多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然後,他們兵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蒯大富還組織紅衛兵把中南海西門圍得水泄不通,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裡面喊口號,要求揪鬥劉少奇。從此,打倒劉、鄧的口號,傳遍全中國。

張春橋做的第二件事,是充當全國奪權的急先鋒。

毛澤東在中央打倒了劉、鄧之後,立即著手部署打倒劉、鄧在各省、區、市的代理人。據中共黨史,1967年1月,瞭解毛澤東意圖的張春橋等人,跑到上海煽風點火,鼓動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掀起「一月奪權風暴」。

1月6日,張春橋等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等,並將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揪到會場陪鬥。大會發出三項通令:(1)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長;(2)勒令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交代「反革命罪行」;(3)要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

會後,上海市委、市府的權力落到張春橋等人的手裡。1967年2月,張春橋兼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一直到1976年10月。

上海奪權風暴得到毛的支持,毛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從此,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刮起,大動亂的局面更加嚴重。

張春橋做的第三件事,是心狠手辣地整人。

張春橋的妻子曾被侵華日軍俘虜後叛變過,他本人也加入過被中共認定為非法的「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所以上海一直存在反張行動。對於反他的人,張春橋毫不留情。

據《張春橋其人》一文記載:1970年11月,張春橋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為名召開座談會,在會上大罵反對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對他們「用椎子」「動刀子」,宣稱「中央已經把殺人權交給我們了」,「該殺的就要殺」。

在張的指使下,「三分鐘抓一個反革命」的「樣板」出現了,許多人被抓。重點人員被關進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病不准治。同時,他們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離室裡裝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書,播放這些被關人員親屬泣不成聲的錄音。有人被逼瘋、跳樓,身亡後,被扣上「畏罪自殺」的帽子。

張春橋還指使空四軍第一政委王維國捏造了17件所謂「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偵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兩名書記和97名公安幹警打成反革命。一個處250多人,137人被關押,51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9年初,張春橋說公安幹警「反動、頑固、狡猾」,對他們就是「要突出一個狠字」,鼓吹「打人是覺悟高的表現」,「假的要當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樣一串一串摘」。

根據張的指示,上海公安系統大搞「疲勞戰」「車輪戰」「火線學習班」「大兵團作戰」「夜開花」「開刀間」,用冷水澆、熱水燙,反綁吊打,直到木棍打斷、銅條打彎,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燒鬍子眉毛」「抽筋」「剝皮」「坐地老虎凳」「假槍斃」等三四十種刑罰。市公安局院內拷打聲、慘叫聲不斷,許多人被整得死去活來。

張春橋做的第四件事,是充當極左理論的炮製者。

在北京,張春橋手中的筆深受毛澤東重用。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時,毛對老秘書陳伯達起草的稿子不屑一顧,採用了張春橋等起草的稿子,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九大政治報告正式確認了毛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共十大的重要文件,也都是張春橋等人起草的。

文革後期,毛為維護文革路線,提出「學理論」,點名要張春橋寫文章。根據毛的意圖,張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是文革後期極「左」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在社會上遺毒深廣。

權傾一時 悲劇收場

憑藉賣力迎合毛澤東,張春橋「官運亨通」,從1975年1月起擔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軍方總政治部主任;並被選為中共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同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在中南海懷仁堂誘捕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四人幫覆滅,十年文革浩劫也終於結束。

在1981年1月23日被審判時,張春橋一直沉默不語。為什麼沉默呢?

或許,他自知整人無數,罪孽深重。或許,他親歷了中共高層許多次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深知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辯解毫無意義。又或許,他在文革中炮製的極左理論和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大多數都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幹的。毛是他的最大靠山,而這座靠山,已經不在了。

1983年,張春橋被減為無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醫,2005年在上海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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