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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张春桥是怎样走向末路的?(图)

 2022-10-05 09: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7月,张春桥任上海革委会主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7月,张春桥任上海革委会主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依靠一批“笔杆子”——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大五毛”,来左右舆论风向,掀起极左狂潮。但最后,这些“笔杆子”都没有好下场。“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就是其中一个。

张春桥被判刑死缓

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收录了一篇旅英华人作家凯蒂对张春桥女儿张维维的访谈。

张维维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

张维维问:“那么你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

张春桥几乎准确预见了自己的下场。1981年1月23日,原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他,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发动武装叛乱”,“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步田地的呢?

张春桥被毛泽东看中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县人。他1935年5月到上海,长期从事文化写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担任过中共《晋察冀日报》主编。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春桥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1965年3月起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文革前,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秘书。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张春桥从已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得知毛的思想动向,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

这篇文章正对毛的心思。毛看到后,很是欣赏,还亲笔写按语,责成《人民日报》转载。从此,他知道上海有一个叫张春桥的“笔杆子”。

毛酝酿发动文革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北京,他的计划推动不了。他认为,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在上海,这不有张春桥吗?

1965年2月,毛派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授意张春桥组织人写文章。张春桥指示他的手下干将姚文元,历时8个月,完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揭开十年文革的序幕。

因为写作这篇重磅文章“有功”,张春桥、姚文元都被毛看中,让他们到北京,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标志——“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张春桥跟江青一起,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从此,青云直上的张春桥,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成为毛制造“天下大乱”的“理论家和实践者”。

张春桥在文革中做的四件事

第一,充当打倒刘、邓的急先锋。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大政敌,是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毛通过一系列会议、讲话、文章,透露出打倒刘、邓的明确信号后,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

据《复兴记》一书记载,张春桥示意蒯大富联合“革命小将”“痛打落水狗”,造刘少奇、邓小平的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多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然后,他们兵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蒯大富还组织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得水泄不通,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斗刘少奇。从此,打倒刘、邓的口号,传遍全中国。

张春桥做的第二件事,是充当全国夺权的急先锋。

毛泽东在中央打倒了刘、邓之后,立即着手部署打倒刘、邓在各省、区、市的代理人。据中共党史,1967年1月,了解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等人,跑到上海煽风点火,鼓动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掀起“一月夺权风暴”。

1月6日,张春桥等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1)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2)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3)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会后,上海市委、市府的权力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里。1967年2月,张春桥兼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一直到1976年10月。

上海夺权风暴得到毛的支持,毛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从此,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张春桥做的第三件事,是心狠手辣地整人。

张春桥的妻子曾被侵华日军俘虏后叛变过,他本人也加入过被中共认定为非法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所以上海一直存在反张行动。对于反他的人,张春桥毫不留情。

据《张春桥其人》一文记载: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该杀的就要杀”。

在张的指使下,“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出现了,许多人被抓。重点人员被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病不准治。同时,他们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里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泣不成声的录音。有人被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张春桥还指使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250多人,137人被关押,51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

根据张的指示,上海公安系统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张春桥做的第四件事,是充当极左理论的炮制者。

在北京,张春桥手中的笔深受毛泽东重用。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毛对老秘书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等起草的稿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共十大的重要文件,也都是张春桥等人起草的。

文革后期,毛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根据毛的意图,张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文革后期极“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权倾一时 悲剧收场

凭借卖力迎合毛泽东,张春桥“官运亨通”,从1975年1月起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军方总政治部主任;并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同年10月6日晚,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诱捕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四人帮覆灭,十年文革浩劫也终于结束。

在1981年1月23日被审判时,张春桥一直沉默不语。为什么沉默呢?

或许,他自知整人无数,罪孽深重。或许,他亲历了中共高层许多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深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辩解毫无意义。又或许,他在文革中炮制的极左理论和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大多数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干的。毛是他的最大靠山,而这座靠山,已经不在了。

1983年,张春桥被减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在上海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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