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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闆 湧入精神科(圖)

作者:每日人物  2022-07-21 08:0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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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4日,居民在深圳排隊接受病毒核酸檢測。
2022年3月14日,居民在深圳排隊接受病毒核酸檢測。(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7月21日訊】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燈光秀打出了這樣幾個字——保綠碼,搞錢錢。但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來說,搞錢正變得越來越難。

疫情之後,這種物質層面上的難,正在轉變為精神上的難。一個顯著現象是,深圳唯一的一家三級甲等的精神疾病專科醫院「康寧醫院」裡,多出了許多中小企業主的身影。醫院成立已42年,其精神心理科下,設立了睡眠障礙、焦慮障礙、抑鬱障礙等門診,正好與這些前來醫院尋求幫助的企業主們的症狀相呼應——焦慮、抑鬱、睡不著。

他們搭乘過時代的「電梯」。從農村出身一無所有,在過去的十數年的幾波造富浪潮中一躍成為企業的管理者,進入富裕階層。今年2月深圳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數量超過250萬家,佔全市企業總量的99%以上。毫無疑問,他們是深圳經濟的毛細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在深圳,精神疾病已經成為它的常見病之一。40年來,深圳常住人口從31萬增長至1343.8萬人,增長42倍。同期,北上廣人口增長只在1-2.5倍之間。在康寧醫院的一次調查中,發現深圳市居民各類精神疾病加權終身患病率已經達到了21.87%。而疫情放大了這種壓力。

王永軍,現任深圳市康寧醫院臨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他今年50歲,博士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也是清華大學博士後。同時,他也是一位新深圳市民。他既享受深圳的開放、包容,也感受到競爭帶來的壓力。最近,他接診了許多焦慮的老闆們。

以下是深圳康寧醫院王永軍的講述——

返貧焦慮

近兩年,來找我看焦慮的企業主越來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歲。最近的患者裡,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歲,人很內向、有涵養。經過十多年奮鬥,積累了今天的財富,已經擁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過進一步溝通,發現他是典型的焦慮症,產生了一些軀體不適。和人聊天的時候聲音都帶著細顫,止不住發抖;坐下來不停換腿,不能長期保持同一個姿勢。他也主訴自己時時刻刻處在不能控制的擔憂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細節不會出太大紕漏,但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擔心。這種難以控制的莫名擔憂引發的坐立不安、肌肉顫抖,最後影響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在醫學上叫「浮游性焦慮」,是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其中一種表現。

而引發他焦慮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長期的運營壓力。

我記得還有一個焦慮比較嚴重的男性患者,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他50歲,潮汕人,整個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進出口貿易。因為疫情、國際貿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來就嘆氣,跟我說:「每個月公司財務赤字太厲害了。」

找到我的時候,這個患者整個人面容憔悴,滿頭大汗,兩個黑眼圈非常明顯。他一坐下就開始摳手指,說話的時候手和腿都在發抖。他主訴自己已經三四個月不能睡覺,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強維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鎮靜作用,他晚上剛吃完的時候,斷斷續續勉強睡一小會兒。到了白天就會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渾身乏力。來看我,是因為受到焦慮困擾,情緒低落,悲觀絕望,他基本上無法正常應對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給其他人處理。

他情緒極不穩定,煩躁易怒。狀態好的時候,他精力旺盛、愛好社交、講話滔滔不絕,對生意和生活會產生很多想法和計畫,除了這些之外,患者還會變得易怒,到後期情緒失控的時候會對老婆使用暴力。狀態差的時候,一段時間情緒變得極度抑鬱,無所事事,所有的想法和計畫都執行不下去,也不願意去做。

判斷一個患者是否是焦慮症至少有四個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與軀體疾病有關,很多種軀體疾病早期可以是焦慮,其次有沒有具體的生活應激事件引發焦慮,第三評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礎,第四確定焦慮對其社會功能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焦慮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時服藥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顯、焦慮嚴重的患者,社會功能受損嚴重就需要住院。

越來越大的門診量

從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我明顯感覺到康寧醫院的門診量越來越大。

即使是很貴的特需號,仍然是供不應求。每週二下午,正常情況下是預約5個病人,疫情之後,基本上每次都要加號,最多一次,我一個下午加了五六個患者。

整個醫院每天門診量每天都超過2000,睡眠、焦慮、抑鬱這三個科室的專家號都很難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調查顯示,幾年時間,康寧醫院的門診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創業者普遍處於焦慮狀態。很多老闆就診的時候會有秘書陪同。他們不僅有自己賺錢的壓力,還負擔著很多家庭的生計。

不過,他們不避諱來康寧看病,一方面是這些企業主相對來說經濟基礎比較好、世面見得多,敢於面對自己患病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生活事件引發的焦慮,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不得不治療的地步。

同時,重病患者也比較多。從今年開始,住院病人數量就沒有低於1600人。實際上正常情況下,坪山區和羅湖區總共開放床位只有1330個。

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接診過一個年輕人。陝西的小夥子,只有二十來歲,因為和同事產生了肢體衝突,對方報警之後才被送到康寧來。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慮,情緒非常不穩定。他跟我交談過程中對我不信任,總是抬頭看監控器,認為我和警察是一夥的,肯定不會向著他。而且覺得周圍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揚言出了醫院就要報復他們。

仔細詢問才知道他老家在農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個人賺錢。他一個月工資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還得給老家的父母寄錢。同時從小也缺乏親人的關心,住院了都聯繫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麼排解自己的情緒,遇到挫折就會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壞處想——每個人都要害他,最後形成惡性循環,被大家集體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競爭的壓力會傳遞給未成年人。最近經常有媽媽帶著孩子來門診找我,覺得孩子精神狀態不好,情緒不穩定:一天到晚玩手機、打遊戲,就是不好好學習;或者不服從學校管束,對任課老師、班主任乃至家長都有強烈對抗情緒。好多家長和孩子的溝通方式存在問題,焦慮程度比孩子還嚴重,家長的焦慮得不到緩解,孩子的問題很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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