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去了「不該」去的地方 李克強表態非同尋常(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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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33週年。當年，中共的軍隊開進北京，用坦克、機槍製造了一場針對中國人的慘案，民眾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呼聲被強壓下去。當年，八九民運的很多主要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還在繼續從事民運活動。
民運代表蘇曉康、周鋒鎖和王丹，在日前接受採訪時這樣説：
「流亡是一種個人承諾。」
「在中共倒臺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不僅是民間，中共體制内，也一直有堅持平反六四的強烈聲音。
當年，作為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胡啟立，因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同情學生運動，與閻明復、芮杏文等中共高層領導，隨總書記趙紫陽下臺。胡啟立還被免去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務。
1991年，胡啟立復出。多年來，他先後致信中央政治局、人大，以及時任中共國家主席，一直持續呼籲中共最高層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2011年7月，胡啟立在北戴河見了胡錦濤，懇求胡錦濤能夠在任期內能解決「六四」這個歷史問題。
胡錦濤回答說：「我可以理解你，也可以接受你的建議、意見、觀點」，「但實際情況十分複雜，問題是出在黨內，事件拖得這麼長，導致事件惡化。」
胡錦濤還對胡啟立表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差不多每年都討論「六四」事件，結果還是這樣，有不少人和你一樣有較強的期待。
胡錦濤主政期間，在中央部分部委的部、司這兩級高官中，組織觀看了一部「六四」紀錄片。該紀錄片分上、下兩集，長達160分鐘，其中還選用了外國衛星及記者拍攝的實況。
有看過該片的人表示，這部紀錄片，突顯出當年場面的混亂，各地交通受阻，戒嚴部隊進京。
胡錦濤也曾批示：可以在中共地、廳一級以上官員觀看這部「六四」紀錄片。但後來，由於中共高層意見分歧，一些人擔心引發內外爭論，甚至失控，於是胡的這項批示內容被擱置下來。
2014年4月11日，已經卸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前往湖南瀏陽中和鎮的胡耀邦故居參觀，這個日子非常敏感，因為4月15日是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紀念日。
胡耀邦被稱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對胡錦濤有知遇、提攜之恩。胡耀邦和胡錦濤，都曾是中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們擔任總書記的時間正好相距20年。胡錦濤受胡耀邦的提攜，由地方進入中央，此後，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重用。
胡耀邦生前，曾特邀胡錦濤同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逝世後，1993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錦濤來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園，在墓前肅立良久，突然大聲呼喊起來：「總書記，今天我是來還願的！」陪同胡錦濤到訪共青城的有關人士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當時前往耀邦陵園弔唁的地方黨政幹部，一般都不敢再稱胡耀邦為『總書記』，更不用說中央級幹部了。所以，當時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由此可見胡耀邦與胡錦濤的關係和感情非同一般。
胡耀邦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元老們趕下臺。儘管胡耀邦被趕下臺，但他仍然獲得了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及學生們的歡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心臟病突發去世，終年74歲。他的猝死引爆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民主運動。
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決策者，江澤民則是六四事件的最大獲益者，是踩著學生的鮮血上臺的。因此，江澤民和江派官員，一直阻止平反「六四」。他們視胡耀邦為異類，主張淡化胡耀邦的問題。胡錦濤主政期間，一直受到江澤民的脅制，政令不出中南海。對於平反「六四」，胡錦濤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2014年的這次特殊行，胡錦濤在胡耀邦故居中停留了1個多小時，其實可以看出他個人的政治願望。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曾在事後向《德國之聲》表示，胡錦濤此行是非官方行程，「不會有政治上的立場，基本上都是民間的，他（胡錦濤）說不是代表官方」。
十八大後，接替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是胡錦濤一手提拔起來的，他本是胡錦濤最中意的接班人人選，但在江派的阻擊中，最終出任國務院總理一職。
李克強在第一個總理任期内，習近平和王岐山聯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李克強的角色也為外界所忽視，不過，這期間，倒是出現了「李克強經濟學」一詞。
到了李克強第二個總理任期，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的親信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任副總理，主管金融和工業領域，包括監督央行在內的監管機構。劉鶴等習近平舊部的上任，讓外媒發出，中國可能出現比總理權力更大的副總理的評論。「李克強經濟學」一詞也從此消失。
去年六四前夕，大陸的「網易」門戶網站，登出一條非同尋常的報導，長篇刊登了趙紫陽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的對話，而且還配了趙紫陽的彩色照片。
趙紫陽和弗里德曼的對話比較長，說的都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的問題。這裏邊非常有看點，看點在於，他們當時討論的情況，恰恰對應了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問題。
趙紫陽說，「中國有句話，即成都諸葛武侯祠有副對聯所題的：『審時度勢，寬嚴適度』。治理國家既要『審時度勢』，又要『寬嚴適度』。」
弗里德曼則談到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成功的經驗：「中國鄰近的地區，如香港、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它們發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於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難最大，但取得的成績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預最小。」
兩人對話的關鍵點，文章中還用字體加粗的方式來强調，其實是有人，想通過這篇對話，來傳達一些信息。弗里德曼說：「物理學的原理在每個國家都適用；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在每個國家也適用。這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繁榮與私有產權的關係。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經濟規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這就是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謹慎。這解釋了為甚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私營企業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弗里德曼還談到改革的最關鍵問題，就是不要半途而「膠」，不進不退。「南斯拉夫是個先例。過去我幾次訪問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國去的，當時是從一個經濟衰退的國家到一個經濟發展的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從奧地利去又是另一種感覺。那時南斯拉夫採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蘇聯是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計畫經濟。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沒有把產權交給工人；在工廠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紅，但卻不能將權利賣出或轉讓。這些企業為賺錢就不想多僱工人，也不想多投資，工人也難以另謀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產權轉讓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
當時，趙紫陽向弗里德曼請教，中國的經濟應該怎麼搞。最後説來説去，大家聽明白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才是對中國經濟最大的束縛。
那麽，是誰放出了這篇談話呢？我認爲，很有可能是李克強。或者說，是李克強所代表的，與李克強觀點相似的體制内高層，他們想通過這篇談話，告訴公眾一些簡明的經濟道理。同時也表達出，趙紫陽當時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構想，都跟現今習近平的經濟政策相左。
大家知道，在放出這篇報導之前，2020年6月，李克強曾說了一句名言——中國「6億人月均收入僅1000元」，來表達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後來國家統計局回應稱，李克強的説法，可從官方調查數據得到印證。
中共政府財政狀況在今年4月份急劇惡化，面臨著約6萬億元人民幣的「巨大」資金缺口。5月25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也被稱為「10萬人大會」，強調穩大盤、救經濟、督戰、保民企、護麥收。這表明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相當嚴峻。
近幾年，習近平、李克強矛盾的公開化，除了有他們私人之間的原因，更多的，是他們認知的不同，政策路線的背道而馳。
以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為首的改革派，高調紀念胡耀邦，拿出趙紫陽的話來刊登，其實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政治訴求和願望。
六四，我們除了要紀念逝者，我們更應該明確，當年，這場事件的導火索，就是民眾對經濟自由、乃至政體改革的訴求。如今，在經濟的巨大危機下，會不會再次點燃政治危機？歷史會不會重演？如果會，這一次的結局會是甚麽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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