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長歌行》,我是趙長歌。
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33週年。當年,中共的軍隊開進北京,用坦克、機槍製造了一場針對中國人的慘案,民眾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呼聲被強壓下去。當年,八九民運的很多主要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還在繼續從事民運活動。
民運代表蘇曉康、周鋒鎖和王丹,在日前接受採訪時這樣説:
「流亡是一種個人承諾。」
「在中共倒臺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不僅是民間,中共體制内,也一直有堅持平反六四的強烈聲音。
當年,作為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胡啟立,因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同情學生運動,與閻明復、芮杏文等中共高層領導,隨總書記趙紫陽下臺。胡啟立還被免去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務。
1991年,胡啟立復出。多年來,他先後致信中央政治局、人大,以及時任中共國家主席,一直持續呼籲中共最高層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2011年7月,胡啟立在北戴河見了胡錦濤,懇求胡錦濤能夠在任期內能解決「六四」這個歷史問題。
胡錦濤回答說:「我可以理解你,也可以接受你的建議、意見、觀點」,「但實際情況十分複雜,問題是出在黨內,事件拖得這麼長,導致事件惡化。」
胡錦濤還對胡啟立表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差不多每年都討論「六四」事件,結果還是這樣,有不少人和你一樣有較強的期待。
胡錦濤主政期間,在中央部分部委的部、司這兩級高官中,組織觀看了一部「六四」紀錄片。該紀錄片分上、下兩集,長達160分鐘,其中還選用了外國衛星及記者拍攝的實況。
有看過該片的人表示,這部紀錄片,突顯出當年場面的混亂,各地交通受阻,戒嚴部隊進京。
胡錦濤也曾批示:可以在中共地、廳一級以上官員觀看這部「六四」紀錄片。但後來,由於中共高層意見分歧,一些人擔心引發內外爭論,甚至失控,於是胡的這項批示內容被擱置下來。
2014年4月11日,已經卸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前往湖南瀏陽中和鎮的胡耀邦故居參觀,這個日子非常敏感,因為4月15日是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紀念日。
胡耀邦被稱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對胡錦濤有知遇、提攜之恩。胡耀邦和胡錦濤,都曾是中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們擔任總書記的時間正好相距20年。胡錦濤受胡耀邦的提攜,由地方進入中央,此後,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重用。
胡耀邦生前,曾特邀胡錦濤同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逝世後,1993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錦濤來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園,在墓前肅立良久,突然大聲呼喊起來:「總書記,今天我是來還願的!」陪同胡錦濤到訪共青城的有關人士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當時前往耀邦陵園弔唁的地方黨政幹部,一般都不敢再稱胡耀邦為『總書記』,更不用說中央級幹部了。所以,當時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由此可見胡耀邦與胡錦濤的關係和感情非同一般。
胡耀邦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元老們趕下臺。儘管胡耀邦被趕下臺,但他仍然獲得了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及學生們的歡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心臟病突發去世,終年74歲。他的猝死引爆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民主運動。
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決策者,江澤民則是六四事件的最大獲益者,是踩著學生的鮮血上臺的。因此,江澤民和江派官員,一直阻止平反「六四」。他們視胡耀邦為異類,主張淡化胡耀邦的問題。胡錦濤主政期間,一直受到江澤民的脅制,政令不出中南海。對於平反「六四」,胡錦濤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2014年的這次特殊行,胡錦濤在胡耀邦故居中停留了1個多小時,其實可以看出他個人的政治願望。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曾在事後向《德國之聲》表示,胡錦濤此行是非官方行程,「不會有政治上的立場,基本上都是民間的,他(胡錦濤)說不是代表官方」。
十八大後,接替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是胡錦濤一手提拔起來的,他本是胡錦濤最中意的接班人人選,但在江派的阻擊中,最終出任國務院總理一職。
李克強在第一個總理任期内,習近平和王岐山聯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李克強的角色也為外界所忽視,不過,這期間,倒是出現了「李克強經濟學」一詞。
到了李克強第二個總理任期,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的親信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任副總理,主管金融和工業領域,包括監督央行在內的監管機構。劉鶴等習近平舊部的上任,讓外媒發出,中國可能出現比總理權力更大的副總理的評論。「李克強經濟學」一詞也從此消失。
去年六四前夕,大陸的「網易」門戶網站,登出一條非同尋常的報導,長篇刊登了趙紫陽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的對話,而且還配了趙紫陽的彩色照片。
趙紫陽和弗里德曼的對話比較長,說的都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的問題。這裏邊非常有看點,看點在於,他們當時討論的情況,恰恰對應了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問題。
趙紫陽說,「中國有句話,即成都諸葛武侯祠有副對聯所題的:『審時度勢,寬嚴適度』。治理國家既要『審時度勢』,又要『寬嚴適度』。」
弗里德曼則談到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成功的經驗:「中國鄰近的地區,如香港、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它們發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於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難最大,但取得的成績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預最小。」
兩人對話的關鍵點,文章中還用字體加粗的方式來强調,其實是有人,想通過這篇對話,來傳達一些信息。弗里德曼說:「物理學的原理在每個國家都適用;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在每個國家也適用。這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繁榮與私有產權的關係。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經濟規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這就是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謹慎。這解釋了為甚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私營企業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弗里德曼還談到改革的最關鍵問題,就是不要半途而「膠」,不進不退。「南斯拉夫是個先例。過去我幾次訪問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國去的,當時是從一個經濟衰退的國家到一個經濟發展的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從奧地利去又是另一種感覺。那時南斯拉夫採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蘇聯是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計畫經濟。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沒有把產權交給工人;在工廠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紅,但卻不能將權利賣出或轉讓。這些企業為賺錢就不想多僱工人,也不想多投資,工人也難以另謀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產權轉讓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
當時,趙紫陽向弗里德曼請教,中國的經濟應該怎麼搞。最後説來説去,大家聽明白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才是對中國經濟最大的束縛。
那麽,是誰放出了這篇談話呢?我認爲,很有可能是李克強。或者說,是李克強所代表的,與李克強觀點相似的體制内高層,他們想通過這篇談話,告訴公眾一些簡明的經濟道理。同時也表達出,趙紫陽當時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構想,都跟現今習近平的經濟政策相左。
大家知道,在放出這篇報導之前,2020年6月,李克強曾說了一句名言——中國「6億人月均收入僅1000元」,來表達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後來國家統計局回應稱,李克強的説法,可從官方調查數據得到印證。
中共政府財政狀況在今年4月份急劇惡化,面臨著約6萬億元人民幣的「巨大」資金缺口。5月25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也被稱為「10萬人大會」,強調穩大盤、救經濟、督戰、保民企、護麥收。這表明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相當嚴峻。
近幾年,習近平、李克強矛盾的公開化,除了有他們私人之間的原因,更多的,是他們認知的不同,政策路線的背道而馳。
以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為首的改革派,高調紀念胡耀邦,拿出趙紫陽的話來刊登,其實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政治訴求和願望。
六四,我們除了要紀念逝者,我們更應該明確,當年,這場事件的導火索,就是民眾對經濟自由、乃至政體改革的訴求。如今,在經濟的巨大危機下,會不會再次點燃政治危機?歷史會不會重演?如果會,這一次的結局會是甚麽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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