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關愛「小花梅」事件志願者（下）(圖)

鎖鏈女（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2年3月23日訊】中國江蘇豐縣鐵鏈女事件引爆洶湧輿情近兩個月來，那位被叫作楊某俠的戴鎖鏈婦女仍然身份不明、其人身安全持續受到各界（包括多名兩會代表委員）的強烈關注和追問。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總理李克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表態要追查嚴懲相關罪行及責任人。不久前在網上曇花一現的一段視頻顯示，小花梅舅舅和同鄉村民並沒有認同官方說法。這段目前遭到當局封殺圍堵的第一手音像記錄被認為戳穿了所謂「調查走訪」的官方謊言。記者電話聯繫到拍攝這段視頻的關愛失蹤人口家庭的志願者趙蘭健，詢問了他在雲南怒江一帶邊遠村寨走訪小花梅舅舅及其他一些人口拐賣受害家庭的前前後後。趙先生對記者表示，他無法保證別人如何解讀他在網上分享的信息和講述的事情，但可以保證自己所說的和所拍攝的都是真實的，他準備向中國有關當局提交相關視頻，作為調查斷案的證據。這是這次訪談的第二部分。

受鐵鏈女事件啟發開始怒江關愛之旅

農曆虎年前夕，呈現鐵鏈女的悲慘遭遇和八孩爹被捧為網紅的一組視頻在網上引起巨大震撼，給本應喜慶歡樂的節日蒙上了沈重陰霾。趙先生表示，鐵鏈女的命運讓他痛苦不堪，他覺得應該做點什麼。

記者：你是專程為了這件事情去的嗎？

趙：我是受到這個事情的啟發。我認為，我可以關注一下很多的失蹤人口家庭。我計畫要訪問50家失蹤人口家庭。我要看看這樣的家庭，他們在失去一兩位親人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什麼，他的心理感受是什麼。我需要我去把這個母親期待小孩回到家庭的這樣一個瞬間給凝結下來。我以前做過記者，也做過攝影師。我特別有這樣的這個藝術表達的衝動。所以呢，這是我去怒江的原因之一。

徐州鐵鏈女（又稱鎖鏈女、八孩母親等）被當局用楊某俠之名送進豐縣精神衛生中心已近兩個月。事發地豐縣歡口鎮董集村被以防疫為由閉門謝客。外界目前對鐵鏈女母子的現狀知之甚少。有消息說，曾因前往豐縣精神衛生中心探望獻花而遭拘留的兩名女性志願者之一（網名烏衣古城，也叫烏衣）目前又被徐州警方監視居住，受到許多網民關注。

僱車難的困惑

隻身前往雲南怒江走訪小花梅舅舅和其他失蹤人口家庭的趙先生表示，他曾預先向雲南地方當局報備他的怒江之行。

他說：「我的這個事情不像兩個送花女孩去到豐縣。她們可能是直接就去了現場，去執行他們自己所願望的工作。我到了怒江之後，跟怒江的公安系統跟宣傳的系統都去做了主動報備。我要求政府派一個人去監督我，指導我的工作。我認為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可以隱藏的東西。我的目的非常簡單，我就是想關注丟失了孩子的母親，她的這種期待孩子回來的這樣一個表情，或者對她失去孩子去做一個慰問。在這個節骨眼上，特別容易被誤會。所以我就千辛萬苦，接到（官方）很多電話。但是我的這種表述也都能得到各個部門的理解。另外呢，我又親自拜訪我們公安局、宣傳部，把我的訴求講得非常清楚。他們就說不能配合我。不能配合我呢，但是也很糟糕。我在當地約的所有的車，就都不能出行，導致我差不多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受困於此。因為那邊每個村莊和每個村莊差不多有幾十公里的路程，都要相隔很遠。我要是沒個車的話就是寸步難行。往往是頭一天約好了車，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就接我了，結果我的這個司機呢，就會因故生病。甚至我找了幾次的車，司機一聽說我要去失蹤人口家庭，都拒絕為我服務，我也就很困惑。」

幫亞谷村民找到失蹤親人而後意外遭疏遠

趙先生表示，甚至他幫助解救的一個失蹤人口家庭，也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本來熱情友好的態度。

 

探尋還有多少「小花梅」失蹤在走失之中。遭受福貢縣政府職能部門遇阻之後。計畫自己跑遍福貢縣60個村鎮，親自向書記、村民們問詢。不到500居民的亞古村有三位失蹤(包括一位被我們幫助找回)。作為人口流失的基礎樣本，福貢縣還有多少人員走失失蹤中？ pic.twitter.com/LPtXCppDnz

— 幸福個鳥 (@uyunistar) March 10, 2022

 

他說：「我在亞谷村，幫助一個何姓的大姐拍了一段視頻，然後把這個視頻找朋友發到了網上，三天就給她找到了失蹤20年的親人，她的第五個妹妹。她的家人非常感謝我的，還請了我吃一個那個傈僳族的這個篝火旁邊的一個晚餐。呃，挺原始的。即使是這樣，由於這個何大姐的妹妹，是一個政府的計畫生育部門的員工。這個妹妹是他的第三個妹妹。當天晚上呢，由於他們家裡頭都很興奮，一直在哭，因為他找到了他的親人。我們吃這個晚餐，也非常愉快。臨告別的時候，他們就跟我說，說你要到了福貢縣，或者是在當地有什麼其他的需求，我們可以幫助你。結果等我再找到他們的時候，給他們打電話的時候，他們就拒絕為我提供幫助了，甚至都不出來了。也不知到他們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響。」

走訪邊寨變臉書記嚇壞小司機

趙先生回憶道，訪問另一個村寨時，他說明來意後，本來友善的當地村幹部突然變臉。

他說：「我還訪問了另外的一個村莊，呃，村民見我都很熱情。後來呢，由於我認為這樣的信息呢，村支部書記可能會知道。我就拜訪了這個村的村支部書記，正書記，這個正書記很年輕40歲，是一個傈僳族，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我就把我此行的計畫講給了他。還沒等講完的時候，這個書記就已經很焦慮了。他就已經跟我告辭了，他就去到了戶外。這個時候，我正好是接到了福貢縣縣委的那個宣傳部的工作人員給我打的電話。我就跟電話裡這個工作人員再去解釋，說我要在這個村莊裡頭去訪問失蹤人口家庭，並為這個家庭去做一個拍攝，和給給予他們一些親情的關注。然後，在我接電話的時候，怒江州的公安局的有關人員也給我打電話，我也在給他們解釋我此行的計畫。但是我就不知道，後頭還有一個人在偷聽我的電話，他一直在偷聽我的電話。等我接完電話一回身的時候，才發現這有一個人。結果這個人自告奮勇就告訴我他是這個村的副書記。而且呢，熱情的他握了我的手，我當時也熱情地回握他的手。突然之間他這個手就掐住了，那種力量，把我的手就就像鉗子一樣掐住了。他的眼睛裡頭就露出了兇惡的光。他說我們知道你到這來做什麼的。我當時就感覺到特別恐懼啊。後來這次電話又響了，我又要接外面的一些朋友的電話，然後呢，這個書記就到門外了。等我接完電話之後呢，大概10分鐘吧，等我去到院子裡的時候，這個副書記啊，已經喝了不少酒。他醉醺醺地要打我，後來這個副書記就被他的一個女的工作人員給勸走了。他們去到另外的屋子裡喝酒了。就給我留在一個人留在這個一個人都沒有的這個院子裡，村委會的院子裡。」

趙先生回憶說，那樣一個黑暗夜晚，又是在深山裡的村落，孤單的他深感恐懼。他說，離開村委會時，發現司機和車都不見了。

「我就順著這個路去找。終於在遠處看到司機和車。一看是這個村的正書記正在跟我的司機訓話，而且呢氣勢洶洶的樣子。看我走過來之後，這個正書記也就停止了講話，就迎面向我走來。正和我相向而過交集的時候，這個正書記對我露出特別不友好的表情，又得意地微笑，甚至連告別都沒有。然後我就孤零零的還失魂落魄的上了這個車。這個傈僳族的小司機呢，今年24歲，他要養三個小孩和他的父母。像我這樣的包車一個星期的計畫對於他來講是一個龐大的又整塊的收入，而且我給的錢又比較多。這個司機呢，在之前跟我是一路談笑風生，那就像朋友一樣特別歡迎我。他為我去能做這樣的事情，他也都是挺感動的。但是呢，他見了這個正書記之後，小司機回程的路差不多一個半小時，一言不發，心情特別沈重。後來我就問他，我說是不是這個正書記跟你說了一些什麼樣的話？他說呢沒有。我說你明天還給我開車嗎？他說不能了，因為他有其他的工作。後來他就把多收我的錢都退給了我。那麼我就清楚了。我說這又是受到了外界的干擾。」

亞谷村和普洛村實行防疫封路

這次走訪經歷使得趙先生原訂走進60個村莊看望失蹤人口家庭的計畫中途擱淺。他不得不買一張飛機票準備回到都市。趙先生表示，這時候，他在邊境村寨裡感覺充滿了危險和恐懼。

他說：「3月2號的時候，我就買了幾箱酒，我想去看望一下小花梅的舅舅，想去看我幫助找回失蹤的妹妹那個何大姐和他的愛人，還想去訪問一下另外的一個失蹤人口的母親，一共是三戶人家。都是亞谷村的。哦，小花梅的舅舅是普洛村。我就又高價雇了一車去到普洛村，還沒等到這個普洛村的這個219公路和普洛村交集的這個唯一的路口，這個司機想要把車開上去的時候，才發現那個路口已經被防疫人員給卡死了。防疫人員告訴我，任何人不許進這個村莊，不只是外地人，其他村莊的人也不可以進入到這個村莊。」

趙先生回憶道，由於無路可以進村，只好掉頭轉往小花梅戶籍地亞谷村。他曾在這個村寨停留十來天，訪問過村裡的幾戶失蹤人口家庭，但是到了這個村寨的路口，發現也有人把守。

他說：「結果我到那一看，亞谷村的路也被堵死了。從219號公路再也不能進入亞谷村了，也是以防疫的名義就把這個村莊就給卡住了。我都不敢下車。讓司機去防疫的崗亭。掉車的時候，那外面有四五個人，拿著執法記錄儀，拿著手機，拍攝我的車和和我這個人。我連跟他們打招呼的這種勇氣都沒有，又是落荒而逃嘛（笑）。因為我擔心自己的這樣的一個禮節性拜訪，一個是怕給自己惹麻煩，更怕給那個何大姐和另外一個失蹤人口家庭的那個阿姨惹麻煩，就匆匆的告辭。後來呢，我在回程的路上要經過這種關卡，有的是檢查站，有的是邊檢站。經過這些關卡的時候，他們在刷我身份證的時候，都是充滿了別樣的表情。他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攝影家，只是刷了我身份證，他就知道我的一切計畫。那就是說，我的整個行程計畫都已經被他們錄入了這種執法系統。」

亞谷村另一名失蹤女子的母親

據百度百科資料，亞谷村地理環境山高谷深，村民多為傈僳族，屬於絕對貧困村。不過，據中國媒體報導，現在該村已經在中國政府推行的脫貧攻堅運動中摘帽脫貧。

怒江傳媒2020年10月22日報導，福貢縣正在為該縣剩餘的19077名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而衝刺決戰。另據中國稅務報報導，2020年11月13日，亞谷村所在的福貢縣成功脫貧。

趙先生介紹說，亞谷村至少有三名失蹤婦女，除去小花梅和何大姐的五妹，還有一位老阿姨失蹤20多年的女兒。

他說：「那女兒呢？再也沒有回來，我白天的時候我對這個老阿姨做了很多拍攝和採訪，到了傍晚，我又跟隨她去到了教堂。我想看看她在教堂裡是什麼樣的表情。我在教堂裡待了兩個小時，一直在聽他們唱讚美詩。就亞谷教堂。最後的讚美詩，是老阿姨唱，唱的特別美好。這個阿姨有70歲了，她的聲音就像20歲，空曠，委婉，寥寂。我呢，順著這個歌聲悄悄地從後面走到了這個阿姨旁邊，我看到這位老阿姨呀，淚流滿面啊。她一邊唱歌，一邊滿臉都是淚水呀，在這樣的一個場景下，她只能成為我靈魂上的一個照片，不可能成為我手機或者相機裡的照片。因為這個場景太震撼人心了。我不知道，她是給上帝唱的，還是給她自己唱，還是給她失蹤的女兒唱，還是特意在給我唱。我真是不知道。在那個時候，簡直就是我的靈魂和精神要崩潰了。我還得故作安靜，因為這裡是教堂。你可能感受不到我這種當時的心情。有可能只有親歷者本人才能感受得到。我出來之後到現在，這位老阿姨找女兒的事情我還沒給她曝光。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寫，深入了走失人口家庭的內心的那種折磨。」

被指海外敵對勢力及地下教會人員

趙先生的怒江之旅和採訪小花梅舅舅的視頻在中國網民中間引起了高度注意和各種反應，包括一些負面評論。

趙先生表示，自己淡出媒體圈已近十年，過著不關心政治的「躺平」生活，卻因為一次單純用行動表達愛心的怒江之旅偶遇了小花梅舅舅而惹上麻煩，讓他不寒而慄。

他說：「我在怒江的時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微信群裡的這樣的一個傳播的東西，它就說呀，有一個攝影家跑到了怒江，拍攝了什麼教堂，拍攝了什麼小華梅的舅舅，這個人是海外敵對勢力，又是一個什麼境外的地下教會組織派來的。這都是哪跟哪啊？我說為什麼要給我扣這麼多帽子啊？我在媒體界，甚至我在國際都認識很多朋友。他們都能證明我是一個毫無信仰、毫無政治覺悟的人。以前只會吃喝玩樂。只是今年過年的時候，突然被鐵鏈女的故事打動了。但是我也不敢去碰觸鐵鏈女，我僅僅是想關愛一下其他的走失人口家庭的母親。人家孩子丟了，你還可以不讓有情感的人，去看望一下嗎？是不是？我想這樣一個行為，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應該受到阻礙吧？如果就是在塔利班或者是希特勒的那種社會，一個母親的孩子死掉了，別人去給她送去一點關愛，會受到阻攔嗎？但是至少在我的朋友圈裡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是很多媒體的在職人員，記者、主編，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人士。他們都勸阻我。當然他們也是好心啦。但是我挺困惑的。我認為，我跟這個社會已經割裂的太多了。

「回來之後雖然受到很多朋友的關照，有很多朋友，突然一下子10來個人，就來到我家。其實都是挺讓我驚訝的。但是呢，我想我並沒有做錯什麼，我會跟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然後如實的坦白我的整個的怒江之行。甚至他們要看我手機，我就給他們看了。他們想要我手機哪個什麼密碼，我就主動打開給他們看。我想證明我的這個旅途的單純性，並沒有什麼境外敵對勢力什麼海外地下教會。」

保密的失蹤人口信息

趙先生說，小花梅原籍所在的福貢縣公安局以保密為由拒絕提供失蹤人口信息，這讓曾經漫遊世界的他始料不及。

記者：（給你）建議或者勸告的那些朋友，他們有沒有對你去怒江那邊幫助或者反映當地失蹤人口家庭的整體的這麼一個舉動，有沒有做出什麼一些關照或者什麼？

趙：這是讓我最困惑的地方。因為，我認為任何地方有失蹤人口，這樣的數據應還是對外公布的，除了個人隱私的問題之外，那麼可以適量的去公布一些失蹤人口的信息。比如，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在沃爾瑪門口就看到了貼上去的失蹤人口的一些信息。我以為我們國家也是這樣，至少跑到公安局是可以要到失蹤人口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我到了福貢縣的公安局之後，公安局的負責人就告訴我，他說這是保密信息。那麼我當時其實是很害怕的，因為你嘗試打探政府的保密信息的時候，我認為這個東西是超出了我個人的想像。

目前，探望鐵鏈女的女性志願者烏衣仍在徐州警方手中，未獲自由。公眾還在繼續追問鐵鏈女事件的內幕和謎團：鐵鏈女是不是李瑩？她究竟是誰？楊某俠又是誰？小花梅在哪裡？當局發布的五份調查通報是如何形成的？

截至發稿，網傳中國最高檢察機關正在督辦的徹底調查尚未公布任何進展。

（原題目：專訪關愛失蹤人口家庭志願者(2): 充滿困惑的怒江驚魂之旅）

（接上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