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 寬仁超乎想像(組圖)

元朝畫家劉貫道於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繪製的《元世祖出獵圖》，其中騎著黑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元朝，由元世祖忽必烈締建，是中國史上首個疆域橫跨歐亞的皇朝。

忽必烈早年奉蒙哥汗之命，主管漠南漢地。期間斷事官牙魯瓦赤和不只兒等人在追繳欠款時，曾在一天殺了28個人。忽必烈斥責他們：「凡是犯下死罪，必須詳加調查之後，才能執行死刑。像現在一天就殺28個人，一定會有人死於無辜。既然都處以杖刑，還要斬殺，那是什麼刑法？」當時，不只兒聽後驚訝不已，不知如何應答。

人命至重 寬仁以待

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革新刑法，將生殺大權全部收歸到汗廷，各地諸侯長官不能擅自殺罰。忽必烈說：「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人的生命很貴重，一旦處決後悔都來不及，朕實在哀憐他們。忽必烈也曾說過：「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凡是犯罪的人，必須再三查證，果然證據確鑿，才能懲罰他。

忽必烈即位之初，考慮到應該如何執法，才能維繫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這時出現三種不同觀點的建議。

第一部分是蒙古貴族，他們習慣按照草原傳統的習慣法，處理自己所轄領地的罪行和民事糾紛，不願意按照漢地統一的律法懲治罪犯。

第二部分是漢人儒士，他們崇尚儒家的倫理道德，習慣按照儒家的道德理念審理罪犯，而不是依據法治。

第三部分是金國遺臣，他們主張用金國的嚴刑酷法懲罰罪犯，不看重道德的約束力。

這三種觀點，忽必烈都沒有採用，而是選擇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忽必烈一朝制定的法律，是面對全民，從皇親國戚到普通百姓，以維護整體的王朝秩序為主。

沿用太宗五刑法

至元二十年，元朝制定了《至元新格》，這部律法比較全面，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內容，惟因其刑罰條例太過嚴厲，違背忽必烈的恤民仁政，引起忽必烈不滿，他命何榮祖全面修改這部律法，刪減了許多刑罰條例。《至元新格》修正以後，忽必烈才下命頒佈於世。這部律法後來稱為《大德新律》。

中國古代，早期的刑律包括墨、劓、刖、宮、大辟五刑。唐太宗時期，修改了五刑，定為笞、杖、徒、流、死。元朝從忽必烈到元末，一直沿用唐太宗時期制定的五刑罰，也延續了唐太宗時期禁止鞭打背部的規定，以免受刑者五臟受損。

忽必烈曾對近臣說：「當朕憤怒的時候，命你去殺有罪的人。你千萬不要去殺，必須延遲一二天，再來上奏。這番話，古代的仁君也講過，從來都不過時。」（《元史･刑法志》）

禁斷酷刑體恤罪民

《元典章》刑部二《禁止慘刻酷刑》，明確規定禁止使用酷刑，哪怕是為了讓人招供，也不能以酷刑拷問。原文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這個人有沒有犯罪，怎麼會查不到呢？

當時，大元皇朝不管哪一路官府，全部禁斷酷刑。如果官員違背這一條例，將處以重罪。文中還明確說明，希望各地官員能夠體會皇上的寬仁和恤刑，去掉酷吏橫行肆虐的余風。

忽必烈胸懷寬仁，對獄中的罪犯也很體恤。根據規定，負責刑獄的官員審理案件必須謹慎，務必防止獄卒的酷虐；提審犯人時，官員必須以誠相待。被關押的罪犯，如果沒有親屬，或者親屬貧窮，獄方要每天給犯人一升倉米；三升的糧穀中，可以有一升是有養胃作用的小米，以護養有疾病的犯人。

每年冬天，對那些沒有親屬的犯人，獄方要提供羊皮襖、褲襪，還要提供柴草，為犯人暖炕暖爐。對於流放的囚犯，官方要每天供米一升，如果患病，要隨時派出醫員為其診治。那些不幸蒙冤的人，一旦被平凡後，官方要為其提供補償。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下令設立「登聞鼓」制，含冤的百姓，不管是哪一階層，都可以敲擊大鼓，直接上訴冤情。這項制度有利於民情上達，監督官僚。

根據規定，還減輕了笞、杖二刑的次數，把十改為七，比如五十杖刑減為四十七次。由於擔心犯人會在杖刑時，死於粗壯的杖棍之下，於是修改了杖棍的寬度。如果犯人年滿七十，或者殘疾，或者罹患嚴重疾病，都不准使用杖刑。（《元史･刑法一》）

元朝對待犯人過於寬仁，也曾引起大臣反彈。皇慶二年四月，有官員上奏，朝廷為了行善事，每逢發生天災，都會釋放囚犯。釋放那些有罪的壞人，會使那些被害的人，冤氣無處伸告，反而會傷了和氣。其後聖旨下達，為了警醒罪犯，以後犯人都要由官府詳加審訊，不能再輕易釋放，以免壞了朝綱法度，那些犯人習慣了，以後也就不怕法治了。（《元典章刑制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刊本之影印本。（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史冊一頁的元朝風采

元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說：「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自從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天下，天下泰平六七十年。元朝刑罰寬仁，賦稅輕薄，子民生有所養，死有所葬，即使旅行萬里，也像住宿在自己家一樣，真是太平盛世。

《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書》中，談遷說到：「自唐以來，江南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徵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

也就是說，自唐朝以來，江南百姓殷實富足。宋朝時期，一畝田徵稅一斗；元朝時，一畝田徵稅不過三升。所以元朝中統、至元年間，吳中一代盛富名聞天下。到明朝初年，一畝田徵稅八斗。所以，談遷認為吳中百姓在元朝時最高興，在明朝時最困窘。

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元朝待民寬仁，對犯人實行輕刑輕罰，取利於民也是最低賦稅。

通常，人們對元朝的印象，多認為專制、殘暴，但史料記載和世人的印象大相逕庭，或許歷史的真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筆者並不否認元朝存在的弊政，不過單就刑罰和賦稅方面來說，元朝的寬仁，超出世人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