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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圖)

作者:二大爺  2021-09-09 19: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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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鼓動人們相互揭發,表忠心
中共鼓動人們相互揭發,表忠心(網絡圖片)

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它的正式僱員有9.1萬人,非正式僱員17.4萬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過4.8萬人。東德1800萬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將近30萬名眼線,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其觸角甚至達到了東德每棟公寓樓中都確保有一個斯塔西的線人。而納粹時期,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ChristaWolf)曾經在1990年出版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講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監控長達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線人爆料稱,沃爾夫本人也曾經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

連環相套的告密體系,構成了東德人無法磨滅的記憶。

蘇聯時期有個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的英雄事跡就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老爸。

他向組織揭發當村長的父親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是一名基層軍官。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勛章並晉升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舉報。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古格拉群島》。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實很簡單。方忠謀質疑當時的領導人搞個人崇拜,還替所謂的「工賊」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鬥,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

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作為兒子的張紅兵在信中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兩個月後,方忠謀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的文藝觀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立場」,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

舒蕪作為胡風的門徒,在組織的授意下,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胡風案」被隔離審查的人中,也包括詩人聶紺弩。時勢所迫,他也成為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但沒想到自己也最終被揭發。

1957年,因為老婆被劃為右派,聶紺弩遭株連,也劃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聶紺弩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舉報材料極為詳細,居然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當時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用心良苦。他甚至擔心某些詩作專政機關的人可能看不懂,還特意加以翻譯和註釋。

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坐牢11年,最後依托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馮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壇很知名。他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新政權成立後還官至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

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後,馮亦代誠惶誠恐,決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隨後多次向組織交心悔罪,遂被招募為眼線。

馮亦代由於民盟背景,和當時諸多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頂「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讓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憐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家裡跑,名為探望,視為窺探。事後寫成報告,反映這些大右派的思想動態。他還按照組織要求,主動刺探這些人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看法。

章伯鈞等人把他視為摯友,毫不設防、無話不談,皆事無鉅細被記錄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這些著名的知識份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鈞聊完後,回來在日記中寫道:「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馮亦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他從1960年開始申請入黨,認為自己「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但始終未獲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開了自己的日記,卻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斷,李政道還不是門下最好的學生。他最欣賞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份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份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

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線人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週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公開了自己的潛伏生涯,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向學校「評功擺好」。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於懷:

為什麼不給我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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