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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對香港造成的歷史性大改變(圖)

2021-07-31 15:35 桌面版 简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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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去年9月有網民於九龍油尖旺一帶發起遊行,抗議「港版國安法」,港警拘捕了至少289人。(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圖為去年9月有網民於九龍油尖旺一帶發起遊行,抗議「港版國安法」,港警拘捕了至少289人。(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7月31日訊】今年七一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周年。香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人程翔撰文總結國安法對香港造成的五個歷史性大改變。在上文中,他分析第一、二個變化,包括香港由難民避難所成為難民輸出地等。在最新一篇文章中,他繼續討論其他三個變化。

國安法對香港造成的五個歷史性大改變:

一、香港從原來大陸異見人士的政治避難所變成向世界各地輸出政治難民的地方。

二、香港從原來人人享有安全感的地方變成沒有安全感。

三、香港從本來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變成同大陸一樣政治絕不自由。

四、香港從原本全世界公認法治最健全的地方變成法治岌岌可危的地方。

五、香港社會從本來強調制度理性變成強調政治正確、政治壓倒一切。

程翔指,歷史上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地區。從制度上看,回歸前的香港,自由近乎完美。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密爾頓‧費爾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句名言:「要知道自由市場是怎麼運作的,香港就是你要去的地方」,這是他在1980年拍攝電視系列片 Free to Choose (選擇的自由)時,其中一集的開場白。

費爾德曼在1984年倡議成立「經濟自由指數」,在其後的35年裏,香港每年都評為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他指出經濟自由不但是社會繁榮的基礎,更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和人文自由(human freedom)的基礎。

最自由地方變得不自由

因為擁有「近乎完美」的經濟自由,因此當年香港成為全球政治、人文最自由的地區。未回歸後,香港作為雄居世界最自由體制的地位開始隕落。今年3月,美國傳統基金會索性取消香港被評選的資格,理由是香港政府已經愈來愈聽命於北京,自由不再。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倒退。

程翔說,身在香港的人最能感受香港逐漸逝去的自由。以前香港是大陸和台灣兩地禁書的集中地,兩岸政府各自禁止出版發行的書籍都可以在香港買到(台灣民主化以後禁書不再,但大陸仍然禁書不絕)。國安法實施後,大量書籍被要求從公共圖書館要下架,針對的不僅僅是內容,更是作者。例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他被控違反國安法,他的所有書籍都被當局下架,包括和政治無關的生活類書籍。

程翔指,港府在香港禁書只是整個意識形態失去自由的一個表現,更嚴重的是香港失去「不接受洗腦」的自由。今年有香港幼稚園就出現「升旗」培訓,小朋友就被迫學習解放軍的升旗步操和儀式,程翔感嘆,香港享受了沒有共產黨的70年自由,想不到如此要重複國人自小被「洗腦」的厄運。

法治最健全變成法治岌岌可危

國安法對香港法治的衝擊絕對不可低估。程翔表示:第一、這個法律具有凌駕性,任何香港現行的法律與之抵觸時,要以國安法為準,而法律的解釋權在北京。這就意味着北京自此可以任意改變香港任何法律。第二、國安法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不受任何機構或個人監督,這表示案件一旦被冠以國安法罪名,則原有普通法下任何保護被告法律權利的制度都「被作廢」。第三,國安法無遠弗屆,不但擁有域外管轄權,還給各行各業都套上一個金箍咒,令到整個社會都要謹言慎行,步步為營,否則隨時可以觸犯紅網。

過去香港可謂全球法治最健全的地區,這樣成就了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程翔指,雖中共自詡要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惟始終不成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社會對大陸的法治缺乏信心。

7月16日,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與國土安全部聯合發布警示,提醒在香港營運或與遭制裁單位有接觸的美企,可能面臨四大風險,包括國安法相關風險、資訊隱私風險、重要商業資訊透明與取得風險,及與遭制裁中港人士或單位接觸的風險。程翔指,這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首次對香港發出這類警告關係,說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治已經漸漸失去信心。

從強調制度理性變成強調政治正確

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不是民主社會,但由於有健全的法治和充分的自由,使原有的制度充滿社會學家所稱的「制度理性」(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程翔表示,個人生活在一個充滿「制度理性」的社會裏,既能自我發揮,又能自我克制,兩種力量相互交替,社會便能健康發展。

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社會原有的「制度理性」迅速被「政治正確」取代。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特首因為有雙重問責的問題,故此可以不受香港法律制裁。

程翔直言,不相信這是林鄭自己的心得,肯定是中央的決定。《基本法》的確規定,特首有向中央和特區雙重負責的憲政責任,但是,從中央的角度看,中央和特區地位不能平等。《基本法》規定的「雙重負責」就會實際上削弱中央對香港的控制權,與習近平提出的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觀點不符。如果任由香港的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來規範或制衡特首,就是冒犯了中央對特首的至高無上的操控權,政治上絕對不正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說明制度理性已經讓位給政治正確的需要。

以上五大變化,都是《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出現的「歷史性大倒退」。

責任編輯: 李松兒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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