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與中共百年的恩怨(圖)

2021年七一，警察在銅鑼灣嚴陣以待，阻止市民集會、示威，期間有市民被逮捕。（圖片來源：李天正/看中國）

【看中國2021年7月5日訊】中共在慶祝建黨一百週年前夕，對香港《蘋果日報》採取致命手段，凍結《蘋果日報》的營運資金；這顯示中共的「勿忘初心」就是扼殺新聞與言論自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宣稱禁止「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也顯示中共的初心就是建立壓迫人民，包括香港人的一黨專政政權。他們的畫皮已經被徹底撕下！

事實已很明確，共產流氓所洗刷的所謂「百年恥辱」，實際上是將英國人把香港從小漁村建造成功的「東方之珠」加以摧毀。中共建黨一百年期間，或者香港處在「百年恥辱」期間，香港對中共與中國起著的是負面效應，還是積極作用？這是很有趣的問題，當然，不同的立場角度，會有一些不同的答案。

中共在香港的百年史

在這裡，我要推薦2012年出版的由香港資深媒體人江關生所著的《中共在香港》（1921∼2012）一書，全書近一千頁，雖然主要講中共在香港的情況，然而涉及了許多中共黨史中的重要議題，也顯示香港在中共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這點，在過去中共黨史的著作中，基本上是空白的一頁，恐怕也是他們所不敢觸及的題材。這一頁由香港人蒐集到許多罕見的資料出版，中共以後要篡改或消滅這段歷史就很困難了。

1955年我從印尼回到中國，就是在香港維多利亞港，轉駁船在尖沙咀登岸再轉廣九鐵路到羅湖進入深圳「祖國的大門」，那時絕對難以想到21年後我會移居香港成為香港人，並且也居住了21年。所以我對香港與中共的關係也很感興趣。對此以前是模糊的認識，看了這本書以後，更加瞭解到許多事實，還知道許多過去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加深自己的親身感受。

毛澤東與周恩來對香港有一個「長期利用」的政策，雖然這是1949年前後制定的政策（1949年「解放」廣東時沒有同時解放香港），那時因為他們已經嘗到了1949年前利用香港的甜頭；1949年後這個甜頭更足。只有習近平這種蠢蛋，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且缺乏自信才會如此惡待香港。而這在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時，已經種下惡果了。不論習近平還是鄧小平，都沒有讀過什麼書，不必講人文修養，視野就是短淺，尤其習近平，因為沒有經歷過大時代的磨練。

香港與中共的關係，簡單來說，1949年以前，香港是中共顛覆國民政府的重要基地，1949年後，香港是中共的對外窗口。對中國人民來說，這一百年，香港基本上是中國人民的避難所（去掉日本人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與習近平的統治）。

1949年前的香港：中共顛覆國民政府的基地

我這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出身的人，過去在學習黨史時，談到中共1921年建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以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為起始，然後是武漢的二七罷工，接著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實際上，中共建黨後，香港只有10位名不見經傳的黨員，而且在社會上毫無影響力。香港的重要工會，與政黨有關的，就是國民黨孫中山，即使到了省港大罷工，主要也是與國民黨有關的工會在領導，罷工工人離開香港到廣州，也是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在接待與安排宿食。中共只是參與而已。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之一的蘇兆征原先是同盟會成員，是香港海員工會領導人，到1925年才被中共挖角在北京或上海入黨。中共因為缺乏產業工人出身的領袖人物，所以他被很快提拔，但也勞累過度1929年就病逝。

1927年南昌暴動後，紅軍不斷打敗仗南撤，到潮汕再被打散，周恩來得瘧疾昏迷，由聶榮臻（後來十大元帥之一）護送到了香港，病癒才回上海。聶榮臻在香港多年，成為上海、廣東、廣西與江西中央蘇區根據地之間的重要交通站，甚至某些軍事行動也是在香港策劃的。1929年，李強（後來擔任中國外貿部長）在中央蘇區裝好中共第一部電臺，一個多月後就到香港來裝，大概香港的設備零件比較好買，所以功率比較強。中共到了陝北後與各地電臺的聯絡，有時就通過香港轉接。

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派已故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兒子廖承志與潘漢年到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潘漢年原來領導上海的左派文化界，來往於港滬之間，他的間諜工作發展到聯合日本打擊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軍情系統。1955年中共開展肅反，毛澤東擔心潘漢年把這段歷史也坦白出來，所以把他逮捕關到死。潘漢年的太太就是香港有錢人家的小姐。日本佔領香港後，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數百人可以平安離開香港到「大後方」從事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就是得到日本人的默契放走的，包括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

1949年中共建國前夕，大批國統區「民主黨派」要人，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為主，聚集在香港從事顛覆國民政府的活動，除了策劃國民黨軍隊的起義，包括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湖南省長程潛、雲南王龍雲等。他們還參與籌備中共的政協會議，並從香港分批北上到解放區。香港還有達德學院，除了培養青年革命者，還接待從南洋回國投身革命的僑生，我的一些學長、老師，還有現在在洛杉磯的馮國將，都是經過達德學院北上的。當然從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後來許多成為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者，因為他們的利用價值已經失去了。

1949年後的香港：中共對外的窗口

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進行禁運，中國亟需的物品，例如志願軍需要的大量藥品也從香港走私進口，造就了霍英東這位「愛國商人」。中國也需要外匯買進口物品，所以中國的外貿也利用香港這個口岸，有了華潤這個老牌國營企業。香港所需要的許多農副產品從中國進口，還有一些工藝品、中草藥以及劣質輕工業品也在國貨公司銷售，喊出「愛祖國，用國貨」的口號。香港為中國提供三分之一的外匯，高幹的醫療用品、江青等權貴需要的奢侈品，乃至外國電影等，也依靠香港進口。

即使改革開放，香港也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橋樑，港商本身也為中國提供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等等。有一度中國還想學習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學習香港的廉政公署，然而一黨專政的體制，怎麼學得了這些？中國學習香港的一些經濟運作制度，包括資本市場，尤其是深圳特區學習香港最快，可惜中國只有經濟特區而沒有政治特區，導致中國不但在政治上無法進步，九七後也導致香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崩解。連經濟金融也要實現「中國化」了。

百年香港成為共諜中心

不論是1949年以前還是以後，香港作為國際都市，也就必然成為間諜中心。除了前述的潘漢年之外，一些左翼文化人從香港到南洋從事地下工作，例如巴人、郁達夫、司馬文森、杜埃等，也是香港的八路軍辦事處做的。這就涉及毛澤東的「世界革命」了。1985年公布的金無怠案件，這個混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中國高級特務，就是利用香港交接情報與金錢。1961年香港政府破獲的中共間諜曾昭科，是華人在香港警界的最高職務者，曾送到英國培訓。

香港也是中共訓練間諜的場所。因為香港對中國的忌憚，即使曾昭科，也只是驅逐出境而已。1967年因為涉及炸彈暴力的暴動才有判刑。因此在香港做中共間諜最為安全。而香港當局對中共的瞭解遠不如國民黨，所以中共間諜在香港被破獲的很少。與中國民運及臺灣有關的中共間諜，香港更是一個活動中心。而龐大的中共地下黨員就是「准間諜」，因為他們掩蓋自己的面目暗地裡為中共工作，估計目前有40萬人左右。隱藏好的，為周圍民眾信任的，就是間諜的好材料可以加以培養。

百年香港成為中國人的避難所

對中國人民來說，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長期的戰亂，香港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尤其1949年後，香港人文縐縐的所謂「避秦」，使香港成為多次流亡高潮的避難地：

1949年中共解放全國，逃來香港最多的是上海工商業者、廣東被鬥爭的地主、國民黨中的反蔣將領。其中上海工商業者，尤其是紡織業者對香港經濟發展做出很大貢獻。船王包玉剛，香港興業查濟民、還有唐翔千、安子介等等都是，蘇浙同鄉會就是香港有名的社團。廣東出來的多為逃亡地主，他們到了香港還不放心，逃到更遠的美國。

1961到1962年，因為大飢荒導致大逃亡，高峰時每天有幾千人從海路與陸路逃到香港。

1966年文革以後，天下大亂，後來又要學生插隊落戶，於是又掀起逃亡潮。

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要聯美反蘇，為了表示中國的「開放」，開始放僑生出國，但是絕大部分僑生只能滯留香港，無法回到他們原來的僑居地。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到香港後看到報導，當時香港人口中，有一半是原來的香港人，有一半已經是大陸非法或合法出來的。香港人的反共意識就是這樣奠定的。

1978年改革開放後，移居香港的條件放寬，不是僑生，國內人士在香港、臺灣、外國有直系親屬的，都可以申請。中國也趁機放出一些權貴或與國安部有關係的人出來，摻入香港各界。

九七以後，所謂港人家屬要團聚的可以出來，更多的可能是權貴、民營企業家與賄賂者。接著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尤其到了習近平時候，更多政敵逃出來，不但被綁架回去（肖建華），還連累銅鑼灣書店。到後來乾脆要修例「送中」使綁架合法化，引發驚天動地的反送中運動。現在習近平不但封死中國人逃亡香港，而且以《香港國安法》逼得香港人要逃亡其他國家。跟隨的是大量資金逃出香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嚴重動搖。香港真的要「百年」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