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1年7月1日訊】十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就開始了迅速極權的過程，他不滿中共體制內現狀，不惜鋌而走險，迫不及待的要挑戰國際秩序。為什麼這麼急迫呢？這也是讓中國問題專家撓頭的事情，國際政治界分兩派，一派認為習近平這是要從組國際秩序，一個對中共更有利的國際秩序﹔另一派認為他從內部觀察到中共政權的窮途末路，千方百計的要獨攬大權。雙方都有道理，但怎麼解釋習近平那麼的迫不及待呢？
另一種更為實在的解讀是這樣的，習近平看到他只有十到十五年時間的機會，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中國人口結構性變化，中國經濟不可避免的降溫，數字科技的飛躍發展，國際權力中心開始離開美國，這一切都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內發酵，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如果抓住了這個機會，在世界政治從美國獨霸到多元中心轉型的過程中，中共如果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許能化解國內權力鬥爭的危機，避開中產收入陷阱，提升中國高科技製造和軍事力量。
當然，想的挺好不一定做的到，人算算不過天。習近平上任後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和動作，把中共轉型成世界頭號公敵，甚至可能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成就付諸東流。在經濟上，習近平走回頭路，他相信政府主導的國營經濟體制，這必將扼殺民營經濟的活力﹔他要求黨員永不叛黨，要求對他個人效忠，中共官僚體制會更加僵化，更不接地氣﹔戰狼外交並沒有讓中共在國際社會贏得尊重，甚至都沒有讓外國政府害怕和恐懼，倒是在不少國家朝野令人討厭，讓中共在國際社會日益孤立。當權力過分集中於一人，而又沒有強大道德約束，沒有內聖外王的境界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大家心知肚明。
現在回過頭來看，習近平一上臺就開始這麼做了，他的前任胡錦濤行事緩慢低調，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也是一樣，會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上，深化經濟改革，但習近平上臺幾個月之後，就開始從新洗牌，首先對內就是清除異己，經過了幾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內部相當腐敗，國營企業、民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黨支部，甚至中宣部基本出於癱瘓狀態，高層決策過程也沒有章法。從2013年開始，習近平開始大規模的反腐敗，同時也是清除所謂意識形態不堅定的人，在習近平看來，中共黨員人數多少不主要，因為在他看來，當年前蘇聯的共產黨員人數比例被中共還高，最終逃不過解體的命運。其次對外，習近平不再遵循韜光養晦的政策，在南海主權問題上動作頻繁，在有爭議海域設置防空保護區，呼籲設立亞洲基建開發銀行，推出了一帶一路。習近平的集權過程基本沒有遭遇挑戰，修改了憲法，確立了終身制的法律基礎，在主要位置安插親信，習近平思想成了黨員幹部學習的內容，甚至成了經濟計畫和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私營企業都得向中共效忠，向他效忠。一場中共病毒傳染病甚至被中共當作宣傳的機會，宣傳專制、集權、鐵腕的統治制度的機會。
在外交領域，中共目前的評估是，西方自由社會的影響力每況愈下，世界格局正在從美國獨霸向戰國爭雄方向轉變，美國限於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2008年的金融危機傷害了美國的國際地位，2016年英國公投之後脫歐，2018年川普(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中共認為這都是世界格局變化的徵兆，中共相信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能有所作為，雖然有風險，但是也有收益。
與此同時，中共在國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發展是中共執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礎，但是中國經濟不可改變走向降溫、甚至衰退，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雖然一胎化已經結束，但是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大趨勢不可逆轉。中科院預測，中國人口到2029年不再增長﹔柳葉刀雜誌甚至預測說，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半。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一個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一個是對環境保護的漠視，這兩大動力已經不存在，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經濟談何容易。為了保持經濟發展速度只能靠打興奮劑的辦法，地產泡沫、信貸泡沫，想當初希臘債務危機引發了20058年金融危機，可是中國的債務危機規模是希臘的幾千倍。大興土木在改革開放之後為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基礎、提供動力，但今天中國建築業產能嚴重過剩，也只能到海外一帶一路的去，城市化過程也走到了盡頭。現在北京政府敲打私營企業，也就是中國最有活力的經濟領域，中國經濟前景可想而知。
人類社會出於數字化年代，中共看到發展高科技是一條出路，習近平政府大力扶植人工智慧、自動化機器人、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行業，也許能挽救在經濟、軍事、文化領域遭遇的困境。從半導體晶元、蓄電池，北京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資本，也不惜通過種種手段學習、甚至竊取尖端技術。發展高科技，中國認為是最後的希望、救命稻草。自動化可以彌補人口老化的問題，高科技行業能提高收入，當然，高科技更是把中國社會警察化的有力工具，有了臉部識別、語音識別、體態姿勢識別的技術，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出於一天24小時監視之下，黨內黨外的異議人士、政治對手更是監視你沒商量。
中共從成立開始就沒有安穩過，好像隨時處於被攻擊的狀態，從毛澤東開始就沒有權力安全感，中共執政後出現的內鬥、飢荒、叛逃、政變，還有來自外部自由社會的和平演變，中共的執政恐懼屬於常態，習近平上臺後更是把這種恐懼機制化了，他提出全面國家安全的概念，他聲稱中共目前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內外挑戰，把國家安全跟中共安全混為一談，並無限放大，一有風吹草動就說成是恐怖襲擊、顏色革命、宗教滲透，乃至於在新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主張戰略耐心，毛澤東曾經跟尼克松說，統一臺灣再等一百年無妨，鄧小平承諾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而習近平在臺灣和香港問題上都不再遵循戰略耐心。
習近平相信他能改變中共未來發展的方向，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這樣的人物就有描述，並將之成為體制人，就是一個對自己執政抱有浪漫思想的領袖，自認為完美無缺，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聲音。習近平又開始走國營經濟的老路，推翻過去幾十年權力交接的程序，雖然他自己遭遇過文化大革命，自己就是中共迫害的受害者，但是他顯然對中共有感情，他也相信自己的作為能延續中共的生命。還是那句話，人算不如天算。九十年代蘇共解體，說都沒有料到，西方社會那麼多的蘇聯問題專家集體跌碎眼鏡﹔中共十有八九也是這樣的命運，在一個誰都沒有料到的機緣中轟然解體，你我還沒明白過來呢，可能已經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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