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鼎、潘漢年、謝和賡（看中國合成圖）
中共特科——蘇聯「契卡」的翻版
中共的「紅色特工」，始於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特務」一詞，最早就是中共發明的，周恩來一直是最高負責人。
周恩來親自主持特工的培訓，陸續為特科設了四個科，即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和通訊科，無孔不入地在國民政府、軍隊、警察、憲兵及租界中建立起遍及上海的立體情報網。特科工作包括保衛中共領導人的安全、安排各種身份的人滲透國民政府竊取情報；通過賄賂租界當局或司法界等不法手段營救被捕人員；處決不被信任的特工、建立秘密電臺等。
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陳賡等都在蘇聯「格別烏」，即「契卡」的後繼部門，接受過特務培訓。而蘇聯秘密機構「契卡」所扮演的恐怖角色，如今越來越被世人認識。
特科下的行動科建立了「紅色恐怖隊」，簡稱「紅隊」，當時即有遠東「契卡」之名，負責暗殺、武裝劫囚、劫獄、劫法場等。比如，對原特科科長顧順章全家及不被信任特工的處死行動，就是周恩來親自指揮「紅隊」，率康生等人秘密執行的，16名受害人全部被用繩索迅速套入頸部勒死，連慘叫一聲都不能，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當時震驚了上海灘。
不能公開的16字方針
中共特工，當年都是對中共充滿幻想的，為盜取中華民國的軍事情報，他們出生入死，拋家捨業，甚至婚姻大事都要聽從上級安排，為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1949年以後，對地下潛伏的特工，中共有一個沒有留檔、原件難以見諸於世的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紅色特工們沒有想到，「新中國」沒有給他們帶來曾經向他們許諾過的「自由、民主、富強」，自己為之獻身的中共，竊政後卻將他們棄如敝履，甚至置之死地而後快。
中共建政後一直擔任國家總理的周恩來，就是特科的最高司令，特科成員康生，負責中共黨內情報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文革」中直接參與「整人」，「文革」後，中調部與公安及其它相關部門合併，成為公開的國家安全部。所以，中共「特科」的基因，延續至今。
本文列舉了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部分紅色特工的結局。
行刑者洪揚生
洪揚生，1924年加入中共。年輕時即跟著中共離家「幹革命」，是特科一科負責人。1930年前後，洪揚生幾乎參加了特科的每一件暗殺行動，為保衛「革命領導人」，他出生入死。
洪揚生曾同一位女特工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的洋房裡，作為特科的內部接頭處，周恩來、陳賡、顧順章等時常去那裡秘密接頭議事。1929年，任弼時在上海被捕，洪揚生也曾用100元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請律師進行辯護，最後使任弼時獲釋。1931年，洪揚生是顧順章一家滅門案的行刑者，親手處死了顧順章的妻子。
中共建政二年後，洪揚生被抓捕，之後被安排在工廠勞動，1958年洪揚生再次被抓捕關押起來，但一直不走法律程序判刑，直到洪揚生76歲時，中共才放了他。受其株連，洪揚生次子也被勞教二十年。洪揚生一直給周恩來、鄧穎超等中共高層寫信，還求助過潘漢年，但他們都不理睬他。
洪揚生自述：獄中十六年，戴帽五年，一共二十一年未得中共補償。「文革」後，在上海中百公司後面一間破爛的亭子間，洪揚生度過餘生，房間只有4、5平方米。
晚年洪揚生總算進了上海文史研究館，沒有公費醫療，每月可得到80元生活費。
「中共第一紅色特工」潘漢年
潘漢年
潘漢年，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特科情報科負責人，長期負責中共秘密情報的統戰工作長達二十多年，後在江南指揮中共特務工作，被稱為「中共第一紅色特工」。
1941年蘇日簽訂中立條約，毛澤東決定與日本情報機關合作，共同打擊蔣介石。負責執行此任務的就是潘漢年。
由老部下袁殊介紹，潘漢年與駐上海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密談。岩井同意潘漢年為「岩井公館」蒐集情報，每半個月，潘給「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岩井每月付2000港元給潘作為報酬，並出資由潘在香港創辦雜誌《二十世紀》。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了蔣介石抗戰的軍力、與英美各國的關係等情報及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信息。通過潘漢年的工作，中共與日本人共同破壞了蔣介石的下屬機構。
日本侵佔香港時，大批中共、親共分子面臨危險，潘漢年求助於岩井，岩井便派人安排中共在港的特工安全撤離。潘漢年還以繼續為岩井蒐集情報為條件，要岩井為他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還許諾會幫助日本進行「和平運動」——投降日本的非武力運動。岩井很快給了潘發了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查詢。
毛澤東1925年加入國民黨，任汪精衛的秘書時，汪對毛多有提拔，毛當時奉汪為「恩師」。1939年，毛在延安親自囑咐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與汪精衛取得聯繫，轉達毛的口頭致意。1942年9月，潘漢年被安排赴南京見汪精衛，會談兩次，轉達毛對汪的致意。
1949年後，潘漢年成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1955年，潘當年去見汪精衛之事被人揭發，潘漢年考慮良久，找陳毅講述了原委，陳毅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此人不可信任，並下達了對其的逮捕命令。第二天，潘漢年即被公安部部長秘密帶走，後在功德林監獄關了五年。
聯繫日偽、交換戰略情報、聯日反蔣等重大決策，當年是潘漢年奉毛澤東之命做的，但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潘漢年必須「閉嘴」、必須成為替罪羊。
1960年，潘漢年被轉移到新建的秦城監獄。1963年，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一個月後，潘漢年與妻子董慧被送到北京團河農場一個專門為他建造的獨院裡軟禁。
「文革」開始後，潘漢年被再一次下獄，與妻子一起下放到湖南茶陵米江茶場（湖南省第三勞改場），直至1977年潘漢年因病離世。死後，中共不許潘漢年用他自己的姓名立碑。
「兵工泰斗統戰功臣」劉鼎
劉鼎
劉鼎，1924年加入中共，周恩來安排他到特科擔任情報科副科長，長期從事情報和間諜工作。
劉鼎曾被安排策反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劉鼎夫人吳先清也是特工，負責收藏、傳送情報。他們曾利用家鄉特產黃岩蜜橘，在巷口以開水果店為掩護，夫妻倆一個在樓上工作，一個在店面「做生意」。
按照中共指示，從1930年夏天開始，劉鼎利用日本人和國民黨胡漢民改組派相勾結反對蔣介石的活動，蒐集情報，通過特情關係發送給國民黨，擴大他們的矛盾，離間他們。同時也利用改組派方面提供的情報，編寫成傳單散發。周恩來曾對這個辦法加以讚揚。
劉鼎是中共軍事工業的創始者及重要奠基人。他曾擔任兵工廠政委，生產出紅軍第一門火炮及其炮彈，改進地雷設計和黑火藥配方，創製電話機點火的電發地雷引信，建立了子彈廠和機器設備製造廠。
1936年3月，經宋慶齡引薦，劉鼎接受張學良的邀請赴西安，直接參與對張學良的策反，為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作準備。作為張學良的隨從副官，劉鼎參加了周、張會談，期間，劉鼎化名「擇生」，在洛川先後給中共寫過四封密信，及時上報張學良的思想動態。「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第一時間拿到了劉鼎的匯報，這對掌握「西安事變」和國民黨內部的情況有重要價值，毛澤東說：「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50年朝鮮戰爭以後，劉鼎組織研製生產無座力炮、火箭筒、火箭彈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彈藥，送往朝鮮戰場。
但這位「兵工泰斗，統戰功臣」，被中共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
「文革」中，劉鼎成為「大叛徒」、「大特務」，被關押進監獄達七年之久，1975年被放出。
五面間諜袁殊
袁殊
1931年，20歲的袁殊加入中共。成為特工後，潘漢年曾告訴他：「你加入的是秘密前衛組織，普通的組織成員不知道你的身份。」
1932年，袁殊通過表兄賈伯濤順利打入國民黨中統，成為中統吳醒亞的情報股股長，周旋於國民黨上層和社會上層，獲取情報提供給中共。
後來袁殊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利用記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出入南京政府宣傳部門，打入日本駐滬領事館，成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秘密情報員。
1937年，經中共同意，袁殊加入青洪幫，來往於杜月笙、黃金榮之間，經杜月笙引薦，他又打入戴笠的軍統。在潘漢年同意下，袁殊後來成為戴笠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
根據中共的組織安排，袁殊充當了「漢奸」，成功打入了日方情報機構。岩井英一稱袁殊為「值得信賴的好朋友」，請袁殊幫助主持「岩井公館」。奉潘漢年指令（潘漢年奉中共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並以此為招牌，秘密組建新的情報據點。袁殊在岩井公館弄到了大量情報，通過安插在公館的特工轉送到了延安。岩井公館裡，正副主任、人事財務、新聞出版編譯、秘書等等均是中共特工。當時袁殊曾提供德、蘇開戰部署及日軍二戰期間的準確戰略情報，延安將此轉告給蘇聯，蘇聯據此下決心將東線40萬兵力統統調到西線，後來蘇聯向中共表示了感謝。
袁殊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中共人士，他親自救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也是因他及時提供的情報，使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袁殊還將岩井公館的財產偷偷轉到自己帳下，並賣掉一些房產，將這些錢換得三大皮箱的黃金，暗中轉運到延安，他還組織人將日偽軍軍火庫的槍枝彈藥偷偷裝船送至蘇北新四軍的基地。
袁殊有五重複雜身份，一度同時為五個組織做情報工作，包括軍統、中統、青洪幫、日偽、中共，但他最真實的身份是中共紅色特工，袁殊只聽潘漢年的，他說，「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黨的指示才幹的。」
1946年，袁殊被戴笠任命為國民黨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中將軍銜，最後他還是選擇跟隨了中共。
1949年，袁殊被李克農調到中央情報部門，負責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成為《世界知識》撰稿人。
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見潘漢年，潘傷感地對他說：「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不久，袁殊即因「潘漢年案」獲刑十二年。袁殊被捕時，妻子王端已與之離婚，幾個年幼的孩子幾乎無人照看，依靠中調部每人每月發放的20塊錢補助生活。
1967年袁殊刑滿，接著又被關押了八年，1975年出獄，之後被送到湖北武漢大軍山農場勞動改造，住在平房裡看菜園。
1980年，已患腦血栓的袁殊被釋放，被其子安置在北京永安裡的一處8平米的小空屋裡，以煤取暖。因手腳不靈便，袁殊費很大力氣也生不好爐子，他幾次在日記中感慨：「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將近流落街頭。」
雖名義上獲得了自由，但袁殊無自由之身，行動受限制，他曾向組織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皆不被允許。
1982年8月，潘漢年被「平反」，一個月後袁殊被「平反」。1986年後，半身不遂的袁殊已經精神紊亂，他喜怒無常，無法控制情緒，有時突然嚎啕大哭。1987年袁殊離世。
謝和賡與王瑩
謝和賡
在北平讀大學時，謝和賡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成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紅色特工，後被中共派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
謝和賡做過馮玉祥、吉鴻昌、李宗仁、白崇禧的秘書，也給蔣介石大本營國防會議當過秘書、為國民黨中央軍委當過秘書。秘密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謝和賡，經常和「上線」秘密接頭，向中共傳遞情報。
長期在白崇禧身邊，謝和賡深受信任，他與白崇禧夫人的表妹杜榮結婚，博得白崇禧的更深信任，他由此進入了白家圈子，但由於志不同道不合，謝和賡夫婦結婚不到一年便分居。
為了「黨的事業」，謝和賡維持著婚姻關係，同時與名演員王瑩熱戀，身陷緋聞，當時非議頗多。周恩來認為他們的戀愛關係「完全正當」，授意他不要解除舊婚約。王瑩也是中共特工，1930年入黨。
1942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謝和賡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前往美國學習，實際是去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情人王瑩隨同，謝和賡的妻子留在國內。1950年謝和賡離婚後，與王瑩在美國結婚。
謝和賡先後在美國世界事務學院和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任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代總編輯，暗中替中共搞統戰和情報工作。王瑩先後在耶魯大學、鄧肯舞蹈學校學習，期間與賽珍珠、勃萊希特及史沫特萊交往，還幫助史沫特萊擬定了朱德的傳記。
1954年，因「共產」嫌疑，謝和賡夫婦被美國移民局逮捕，後被驅逐出境。
回國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謝和賡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王瑩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
「整風運動」中，謝和賡貼了一張大字報，建議保護古蹟牌樓；開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宅院，包括中南海，改成文化館、少年之家等，因此被打成「右派份子」，流放到北大荒850農場雲山畜牧場修水庫。年輕人刨土抬筐，謝和賡只能修理破舊的土筐。期間王瑩躲進北京西郊香山狼見溝的兩間農房，直到謝和賡兩年後回京，夫妻一起居住在人煙罕見的狼見溝，想過一種與世隔絕的安靜生活。
1967年2月，十幾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突然闖進狼見溝，大抄家之後抓捕了他們。幾個月的刑訊逼供後，他們雙雙被投入秦城監獄。謝和賡的罪名是「右派份子」，王瑩的罪名是「黑明星」、「美國特務」。
幾年後，王瑩被折磨得下肢癱瘓，渾身抽搐，不會說話，1974年，不到61歲的王瑩離世，葬於香山亂葬崗。
一年後，謝和賡拿到王瑩的死亡通知單，上面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犯人代號：6742。當場謝和賡就中風栽倒，昏厥在地，醒來後目光呆滯，大腦受了刺激。1975年被釋放時，謝和賡已無法正常思維，不會說話，兩耳失聰。2005年，謝和賡孤獨離世。
坐了十八年監獄的葛佩琦
葛佩琦（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曾參與策反三個偽軍師，成為豫東日本特務機關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進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與建立地下聯絡站，多次送絕密情報給中共。
葛佩琦曾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將國民黨東北駐軍一覽表等機密交給單線聯繫人，再通過秘密電臺傳給中共。1942年，葛佩琦被任命為國軍「少將參議」。
1947年，葛佩琦的聯繫人和組織關係領導人先後被捕，下落不明，他從此失去了同中共組織的聯繫。之後葛佩琦一直試圖接洽，未成功。
1951年起，葛佩琦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到1957年，他不斷申請複查自己的身份，但都無果。
1957年人大教師整風座談會上，葛佩琦發言，大意是，「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他的發言被說成是「反共」，由此掀起「揭批」葛佩琦的高潮，成為頭號「反共」人物的葛佩琦，被劃成「極右份子」，很快被抓捕。
經歷66次審訊，1959年，葛佩琦以「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葛佩琦再三申訴都無人搭理。當時葛佩琦身患多種疾病，血色素僅有3.5克。
妻子朱秀玲受打擊，不久病癱在床。小女兒在托兒所兩年沒人接回家；大女兒高考成績優異，卻沒有大學肯錄取。老三、老四送給了親友，老五沒有送出去。為了五個孩子，朱秀玲迫不得已提出離婚，為避免株連，葛佩琦同意了，五個子女全部改姓朱。
十八年後，1975年，葛佩琦以國民黨少將的身份，被特赦回京，住到了北京東大街96號大雜院裡，這是女兒千辛萬苦找到的一間八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18元的生活費和28斤糧票維持生活。
1978年葛佩琦提出平反的申訴，1979年人民大學做出複查，認為葛佩琦「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葛佩琦繼續申訴，直到1986年，葛佩琦的「右派」帽子才摘掉。1992年，葛佩琦死於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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