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飢餓的世界浪游 我的宇宙被飢餓深度改造(圖)


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網絡圖片)

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

它逼迫我12歲時步行250里翻過大別山買糧食,它在最近十年撬掉了我十幾顆牙齒。它啃噬我的肉體和靈魂,深度改變了我的世界,此刻,它正蹲在我身旁,驅使疾病圍毆我。

飢餓隨我爬出娘胎一直型塑我的童年

1963年4月,大飢荒讓人們氣息奄奄,我很不知趣地在此時降生人世。母親46歲,高齡疊加營養不良,我的落生十分勉強。出生那天,大雨滂沱,父親盤田抓到兩條魚,母親很歡喜:老五有些名堂,自帶伙食落生。

小名就叫雨生。有人喊「魚生」,他們相信有兩條魚陪我來到人世。

飢餓跟我一起爬出娘胎。沒有奶水,母親每天抓幾粒米,加一點菜葉和鹽,放到蒜缽大的土罐裡,煨在土灶中,用那米湯餵我。

學話和走路節奏都算正常,兩歲多突然又不會走路了,只能坐在小木凳上。缺鈣,小腿慢慢羅圈,飢餓開始型塑我的身體。幾年後,飢餓又在我的上身鼓起一個不大的雞胸。

飢餓還讓我差點成為獨眼龍。

三歲時的一天,家門口晒了一堆竹雜(竹枝竹節),黃昏時我抱竹雜到灶口。因為缺鈣,走路不穩,過門檻時摔了一跤。眼前立即一黑,一根鋒利的竹籤插向左眼。母親嚇壞了,檢查後出了一口氣,竹籤插中左眉,差一點就進了眼珠,讓我成為一輩子的「杜具隻眼」。母親刮了些鍋煙,敷到傷口止血。左眉這個斷口,留到現在。

記事起,每年春荒父親都要到安徽省太湖縣去「挑芋頭」(紅薯、地瓜、紅苕)。英山極左,虛報產量,都交了公糧,每年有幾個月粒米難尋,只好到安徽買人家不要的爛地瓜充飢。那地瓜長滿黑疹,苦氣嗆鼻子,有的整體腐爛,像死老鼠滿身白毫。

那年頭,從英山到鄰近的安徽太湖、霍山、岳西、金寨幾縣,佈滿荊棘亂石的山道上,買芋頭的英山人絡繹於途。蓬頭垢面,滿臉菜色,他們有氣無力,卻不肯打開袋子吃一口,這是要拿回家救命的。

爛芋頭和上野菜、穀糠做成「苦芋頭粑」,蒸粑的苦氣能飄出幾百米。

1969年春天,比我小兩歲的周棟到家做客,他捏著那冒苦氣、黑得像牛糞餅的芋頭粑來回翻看,不敢下嘴。我靈機一動,說「毛主席叫我們一不怕苦」,咬下一口。苦粑進嘴,眼淚都催出來了,苦味中還有腐爛的霉味,要吐。怕周棟不敢吃,我沒敢嚼就吞了下去。周棟把芋頭粑放到嘴邊,猶猶豫豫,我趕緊補上一句:「毛主席還說二不怕死」,又大吃一口,周棟受到鼓舞,終於把芋頭粑送進嘴裡。芋頭下去,眼淚出來。

我家牆上有個三腳架,上面放著一個毛主席石膏像,用來做「早請示晚匯報」,苦氣直熏老人家。我建議挪挪桌子,挪不了,小屋無處可挪。

身體一天天長大,胃口需要越來越多的東西填充,我像狗一樣滿世界找吃的。房前屋後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一種帶刺的「貓兒刺」最好吃,甜甜的,酸酸的。茅草根也不錯,淡淡的甜,像極稀薄的葡萄糖。

家裡多老鼠。沒有蚊帳,老鼠晚上從臉上跑過。三哥抓過幾隻煮了吃,我跟著吃,盡是碎骨頭,味道像雞肉,有點腥。

飢餓讓我看到一個無法相認的父親

父親三代要飯,他對食物的態度讓人恐懼。他不放過任何能下肚的東西。地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桌上不會剩下任何食物,我有時把那極苦的苦芋頭疹子摳出來,父親搶過來丟進嘴裡,瞪我一眼:看我鬧(毒)死冇(沒有)?

我上老林沖小學時,學校多次請父親去講「革命家史」。講完課要吃「憶苦餐」。大桶裡,盛滿泔水、米粒、苦菜、穀糠混合的稀湯,酸臭餿混合的味道傳遍操場,很多人捂著鼻子。學生們預先都帶了碗來,一人半碗,沒人敢喝。父親拿起一個土缽,連喝幾缽,回家就不再吃飯了。

父親精瘦,身上找不到一絲肥肉,沒有多餘的營養長肥肉。大概是1972年,父親餓得全身浮腫,大隊給了我家二斤黃豆給父親治病。黃豆泡漲煮熟,一半是我吃了。

父親的肚子是一個「無底洞」。有天父親回家晚,家裡留了半鍋清水粥。我們睡在床上,看父親一趟趟盛粥喝,我和四哥記數,父親連喝了12碗粥,也就是喝了12碗米湯。

父親從來不抱怨日子艱難,他只是怕吃「觀音土」。那是岩石縫隙裡的一種土,白麵一般,父親說吃下去拉不出來,要用手摳。我唯一的叔叔和嬸嬸死於大飢荒,他們可能吃過觀音土,給父親留下了噩夢。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無數次叫我們「做人不要臭了」,飢餓卻讓他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點」。

大概1973年,一天晚上,父親到穀田裡擼了幾斤稻穗,讓人撞見了。

夜裡發生的事,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生產隊薅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挖苦諷刺,說老革命也能偷東西。我不知道說誰,直到大家都瞄著我說,我猜到是說父親。我全身稀軟,像被人抽走了筋骨,站立不住,回家埋在被窩裡大哭了一場。

那時,偷地裡的莊稼是常見的事,我在放牛時餓極了,就去手刨生產隊地瓜吃,從手指粗就開始刨。每個放牛伢都這麼幹。

只是這事不該出在父親身上!他是老林沖資歷最老的老革命,當過生產隊長,他為了看護集體莊稼,晚上出來巡夜,有一次讓蝮蛇咬了,大腿腫得像水桶,我到處扯草藥為他消毒。

我家從來沒人談論這事,這件事的細節我不清楚,我甚至不敢肯定父親是不是幹過這事。但我知道,這件事簡直是把父親脫光了吊到村口。

原諒我,父親,四十年來我從來沒跟人談這事,你躺在山坳裡二十多年了,沒人能傷害你了。村裡知道這事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個挖苦父親最惡毒的人也早就離開人世了。

多年後我看過雨果的《悲慘世界》,才敢正視這件事。

冉阿讓在飢餓中偷了一塊麵包,得到了十幾年牢獄之災,還成了沙威窮其一生追捕的目標。

一個人有免於飢餓的權力,冉阿讓偷麵包和父親擼幾斤稻穗一樣,這不是他們的恥辱,這是讓人飢餓難耐的那種力量的恥辱。

12歲 我翻越大別山買糧食

終於,到安徽買糧食的苦事輪到12歲的我了。

70年代,農業學大寨、極左和飢餓同時達到頂點。

1975年,我12歲。四月,爛紅薯早已吃完,發到手的口糧每人每月8斤稻子,脫成米5斤,只夠三天飽飯。父親不知從哪裡借來8塊錢,叫我翻過大別山,到安徽霍山縣去買糧食。

為什麼是12歲的我去?哥哥們都上了工地,軍事化管理,不能請假;父親是老黨員,也沒法在農忙時節外出。母親此前跟隨毛正英細奶(叔奶奶),到太湖要過飯,她是小腳,不能走遠路,又不好意思開口,三天後空手而歸。

一天清晨,天剛麻麻亮,我扛起扁擔,將兩個裝化肥的塑料袋子綁在扁擔頭上,揣著母親給我烙的兩個菜餅子,和張窯匠出發了。50歲的窯匠大叔經常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掙錢,熟悉買糧的路子。那時私自外出當窯匠和當窯姐一樣丟人,張大叔為這事挨過大隊很多整。他這次還是偷偷出去做窯,我們趁大家還沒起床早早就出了村。

過河就是公路,公路從縣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紅花鎮,翻過紅花就是霍山。紅花離我家80里,長途汽車可以到,車票是8毛錢。我們捨不得花錢,只能走。

中午我吃了一張菜餅子,在水田裡捧了幾口水喝。另外一張餅給了窯匠,我說吃飽了。張窯匠出名的暴躁,罵人時齜牙咧嘴,唾沫星子能射穿人的臉皮,獻餅是討好他,怕他把我扔在半路。其實,碗口大的餅子,五張我也吃得下。

夜幕降下,大別山浸泡在黑暗和靜謐中。我們到了70里外草盤地肖家大屋,找到在那裡修電站的大哥,歇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紅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陽還有一丈高時,我們到了一個只有一戶人家的山溝,窯匠說到了。

窯匠把我交給這家夫婦,說去找一個徒弟,看看哪裡能買糧食。

我在這家門口轉了轉,他家屋西有一個架在矮凳上的胖大棺材,我嚇得趕快進屋。

晚上,這對夫婦給我做了一碗米飯。半年來我都在吃爛紅薯,偶爾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飯,米飯的味道已經很久遠、很陌生了。

兩口子點起一盞油燈,給我盛上米飯,還有一碗青菜。

看著這碗冒尖的米飯,那樣白,那樣香,香氣從嘴裡鑽進去,走遍全身,有一種催麻的作用。這不是一碗米飯,這是來自另一世界生命的聖物,腸胃和肌肉都對這久違的米飯頂禮膜拜,我全身顫抖,身子在一寸寸發軟。沒有力氣拿起筷子,看著米飯兩眼發直。

我又擔心,窯匠還沒回,買不到糧食怎麼辦?

心底裡漾起一種悲涼和恐懼,傳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厲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來。豆大的燈火在燈盞裡搖曳,整個屋子忽明忽暗,牆上有大團黑影在晃,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動。眼淚在眼眶裡轉,終於越過眼眶,順著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幾下,突然放聲大哭,人癱倒在板凳上。

主人兩口子聽到動靜趕快跑過來,拍我的後背和胸脯,我只是哭,全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們慌了,連連說這可怎麼辦,來了個小客人,不吃飯,只會哭,又找不到醫生,怎麼辦哪?

看他們那麼著急,我強忍住哭聲,全身仍在不斷抽搐。兩口子見我不再大哭,勸我吃飯,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沒了餓的感覺,還是一口沒吃。見我平服了很多,他們卸下一塊門板,找來一塊破布,叫我睡下。

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著痛打了一天一樣全身酸痛,我12歲,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山路。

第二天一大早,張窯匠扛回了一袋稻子,50斤。那時稻子官價9.5元一百斤,這是黑市,價格高了近一倍。

吃過早飯,別過那家人,窯匠要留在這裡做窯,我獨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這救命糧挑回去!

一袋糧分成兩袋挑,山路很窄,兩邊是荊棘和灌木,扁擔無法橫在雙肩上,只能單肩挑起,讓兩袋子東西和人在一條直線上。山路陡峭,我個子矮小,即使讓扁擔前高後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扁擔溜滑,傾斜角度過大,在肩膀上根本摁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後面的袋子把我往下扯。

我跟兩個袋子較勁,一步一步往前挪。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脫下來,作了墊肩。赤裸的上身,被茅草和荊棘拉出一道道血口。

來時跟著窯匠,現在一個人走,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對不對。山中沒有人家可問,只有見到路邊還有一些印象的歪脖樹和怪形怪狀的石頭,才敢相信走對了。

昨天來時腳上起了兩個血泡,現在破了,薄薄的鞋底擋不住石頭子硌,硌一下傷口像被釘子戳一下。

一步一挪,終於看見紅花公路了!心裡高興,腳底踩空,跌下一處土坡。趕忙翻身看兩袋子糧食,萬幸,袋子沒破!

爬了起來,右腳疼得鑽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一塊石頭上,破了一個半寸長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條衣服邊,綁了綁,繫好扁擔,繼續和兩袋糧食一起往前挪。

終於,太陽下山前,走完了40里山道和公路,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早上,大哥把我和糧食帶到公路邊,攔了一輛工地到縣城拉水泥的貨車,讓司機捎我到我家河對岸公路上。

下車時又傻了!不知是上游大雨還是水庫放水,河水比出發時漲了幾倍!

水深齊腰,兩個袋子被水流衝擊,根本不受控制。我緊緊抓住扁擔,只要一鬆手,兩袋救命糧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來越深,都到胸口了,我和兩個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著。我不會水,那種失重的感覺讓人恐懼。扯著兩袋子糧食,拚命往河東走,很多時候腳根本踩不到河床,只能像鴨子划水一樣往前劃。好在河西岸施家湖的殺水擺(壩)把水流殺向河東,只要不沉到水底,肯定能夠衝到對岸。

終於,我抓到了河東岸一根伸到水裡的柳樹枝,我和我的糧食總算被水流衝到了河東岸。回頭一看,我大概斜漂了兩里路!

暮春四月,杜鵑花開,燦爛如霞。在12歲生日臨近時,我正值花季的生命差點葬身東河。

右腳踝骨上的傷口,得不到消毒治療,一直潰爛到第二年,都能見到骨頭,發出一股腐臭味。後來是借錢到楊柳醫院打了幾針青黴素,才慢慢癒合。

35年過去,每當看到右腿上那個酒盅口大的傷疤,我就能想起那次買糧的每一個細節。那年我才12歲。

飢餓改變我一生 我的世界與你不同

飢餓留下的更深刻傷疤,埋藏在我命運中,沒人看得見。

飢餓這頭怪獸,一直在悄悄消耗我的生命,有些時候,它還會跳出來,逼迫我的人生改道。

高中兩年,冬天吃爛地瓜,夏天米飯很少能吃飽,除了爛鹹菜,沒吃過其他的菜。因為營養不良,高考前一個多月,我病了。發燒頭昏,全身無力。三哥、四哥輪流背我二十多里外的考場,高考兩天幾乎沒吃東西,歷史課晚進場十多分鐘。高考成績不如預期,再多5分,我會報考武漢大學。

1984年大學畢業,空軍司令部到蘭大招生,選中了我。體檢結束,招生軍官告訴我:很遺憾,你不能去空軍了,你有肝病。我一點都不知道,窮困在我身子裡埋下了這樣一顆定時炸彈,在決定命運的時刻爆響了。潘世秀老師安慰我說,那是寫論文累的,讓我到家裡喝牛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牛奶。當時沒有症狀,我想那牛奶也許能治好我的病。到北京後,剛工作兩個月,肝病爆發,同事都躲著我,一個剛剛走入社會的人被疾病隔離,這讓本就內向的我更加孤獨。

飢餓是我家看不見的統治者。二哥小名叫百糧,1954年出生時家裡賣過一百斤糧食,帶來了難忘的歡欣。三哥小名餘糧,寄託了1958年飢荒中對糧食的期盼。四哥叫熟兒,六十年代初飢荒和四哥同時到來,全家都渴望莊稼迅速成熟。吃飯是一件不能承受的負擔,能對付就對付,二哥尤其能忍飢挨餓。長期營養不良,全家幾個人肝病,當時我們都不知道身體中潛伏著這奪命殺手。二哥直到肝硬化後才發現有肝病,最後死於肝癌。二哥去世,我家頂樑柱折了,屋頂落到我頭上,這也是飢餓給我最沈重的一擊。

飢餓像沙威追捕冉阿讓一樣,這警犬改頭換面過,但從沒放過我。它改變了我的一生,未老先衰,唇搖齒落,讓我今天寫作的精力都難以籌措。我苦中作樂,寫過兩篇治牙記錄:《杜昌華:三個女人要了我八顆牙》《杜昌華:美女有約》,讓驚訝不已的醫生知道病牙和飢餓的關係。

飢餓在靈魂深處留下恐懼,幾十年溫飽也沒能消除它。

飢餓讓我一輩子吃飯都沒有多少樂趣,吃飯只是為了免除飢餓,有吃的就行,不懂美食和挑食。最愛吃的是烤地瓜,好像小時候沒有吃過上萬斤爛地瓜似的。有人請飯,我點的飯菜往往最便宜,加工方式最直接,那些花樣吃食我理解不了,駕馭不了,不敢點。到食堂和飯館吃飯,食譜幾乎從來不變,很多人嫌跟我一起吃飯沒意思。有段時間,單位食堂的小姑娘見我來了,不用點菜,自動就把老三樣飯菜端了上來。有人千里迢迢請我吃飯,我說來一碗雞蛋西紅柿麵吧。

我在寫五集記錄片《中國人的飯碗》和四篇《疫情和飯碗》時,飢餓都在把捉著我的手。前幾天,有人問我為什麼寫下《疫情和飯碗》這樣「黑暗」的東西?我笑了笑沒回答。它並不黑暗,只是那些文字背後有一雙飢餓的眼睛,很多人無法看到這飢餓的「杜具隻眼」。

人和人的交流是一個宇宙和另一個宇宙的相遇,我的宇宙被飢餓深度改造過,已經變型,他人的宇宙難以穿行。我在這飢餓統治的世界裡浪游,掙扎,這是我的宿命。生命無分高低貴賤,只要莊嚴地活過,就可以坦然面對最後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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