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延安之旅所見觸目驚心之事(圖)
原標題：憶1943年延安之旅
魏景蒙（前排右二）1943以中央社記者身份訪延安會見毛澤東（前排右三）。（網絡圖片）
按：魏景蒙（1907～1982）是民國時代著名記者。赴臺後，曾任國民政府新聞局長，總統府國策顧問。1943年夏，應中共邀請，和一批中外記者訪問中共割據之陝北地區。留下了一些外國記者看不到的東西。
曾有機會訪問延安的非共黨記者並不多，尤其是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羽仍然窩藏在當地的時候。在一九四三年夏末，毛澤東邀請一群中國與外國記者前往他的窯洞據點訪問時，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也在被邀之列。在這次訪問行程中，我們在當地停留了兩個多月。
毛澤東發出這項邀請並不是出於他的慷慨。實際上這是一項為了配合史迪威將軍呼籲容納中共軍隊去和日本人打仗而採取的宣傳行動。這是個非常奸詐的詭計，因為外國新聞界因此而認為蔣委員長是唯一反對史迪威計畫的人。
我當時極熱中於進行這項訪問。第一個原因是，我明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一個武裝的政治集團。其次，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本質所知甚少。我所知道的共產主義只是閱讀馬克斯的「資本論」所獲得的模糊印象。我心想，前往延安親自與毛澤東會晤並與其他高級中共黨員交談，將可使我對這個在戰時的中國極關重大的問題形成客觀的觀點。
與我們同行的外國記者包括艾普斯坦（Israel Ipstein），英國新聞紀事報記者斯坦因（Guenther Stein），他們兩人我後來獲悉都是共產黨員。此外還有福爾曼（Harrison Forman），他在當時是個共黨的同情者，一位塔斯社記者，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以及紐約時報的艾金森（Brokes Alkinson），天主教報紙的夏南漢（Shananhan）神父和佛濤（Moe Votaw）教授。只有最後這兩位記者可以說是客觀的觀察員。參加這次旅行的中國籍同業中，只有極少數人現在還生活在自由國家。
就我訪問延安的目的來說，我並未失望。這真是一次其有教育意義的旅行。
首站南泥灣，王震接待對中央日報記者不客氣
教育過程自我們渡過黃河後的第一站南泥灣，也就是踏入共黨佔領區的時候開始。一位親共黨的記者採下路邊一朵小野花，把它傳給同行各人看，同時興奮的感嘆道：「多美妙的巧合！這朵花看來就像紅星。」我對於他這句話大感驚訝。我曾在中國大陸許多地方看到同樣的野花，而且這種野花看來一點也不像星星。
前來南泥灣迎接我們的是王震，他原是個火車駕駛員，當時已成為毛澤東的保鏢頭子。他騎著馬到來，後面跟著幾個徒步的士兵。在代表他的上司表達歡迎之意後，他宣布他的任務是「保護」我們，並在此行途中陪我們到處參觀。我必須說他非常忠實執行了他的任務。因為自那時起，直到我們返回政府區為止，我們一直都在他的「保護」之下。
王震說，毛澤東知道我們之中有些人是國民黨員。因為「解放」區的人民對於國民黨深惡痛絕，我們如果到處遊蕩將是不智之舉。為了我們自己，如果我們要離開我們居住的地方，最好是先要求許可。
當我們到了一個臨時招待所略事休息的時候，王震令我們大感意外的詢間我們之中誰是中央日報記者。當時為該報記者的張文伯，站起來表明自己的身份。
王震立刻變得十分野蠻。他對著張先生大叫道：「你們的報紙散播謠言說我們在解放區種植罌粟花製造鴉片。現在既然你已來到此地，我要求你尋找實質的證據以證明你們所報導的。如果你不能發現任何東西來支持你們的指控，我恐怕我們必須把你留在這裡。我們不能平白受到侮辱。」張先生為之愕然。其他人也一樣感到驚訝，我們沒有人料到共產黨的待客之道竟是如此。
張先生如何能在一個充滿敵意的陌生地方尋找他被要求找出的證據？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在我們休息地點步行半小時距離的一座山頭後面，就有一大片罌粟花農場！
結果是由我們這一群中的共黨記者勸告王震不要蠻幹，因為這個記者團在旅行時必須集體行動，因而挽回了局勢。
王震假裝勉強接受這項安排，而撤回他的威脅。
在其後我們停留延安期間，我會每天記下我的經歷。這真是一種獨特的經歷。很不幸的，一位借了我的筆記的美國女記者卻把它弄丟了。雖然如此，我還記得一些我在這段時間內值得紀念的遭遇。這些事件在某些方面來說，對於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有極大的幫助。
魏景蒙，資深記者。
毛澤東、周恩來回答記者提問
王震在南泥灣的突然發脾氣之後，沒有人再提到任何有關鴉片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後我們就發現了可以支持中央日報報導的證據。當時我們正乘坐一輛敞蓬卡車在前去會晤毛澤東的途中，這時突然而來的一場傾盆大雨使得乾涸的延水變成一條怒濤洶湧的河流。在混濁的河水中，我看到有罌粟花順流而下。我叫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同伴注意這些花，但是共黨籍的新聞記者卻堅稱我是無中生有。我不曾和他們爭辯，因為我知道那將是徒勞無功。那件事情以後又一段時間，我也會在我們參觀的醫院中看到一瓶瓶的鴉片。這些鴉片顯然是用來作止痛劑。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這些東西並非來自外界。
我們與毛澤東的初次會晤非常簡短，只是藉此互相認識而已。第二次會晤的時間長得多，而且也比較有趣。我們在傾盆大雨中抵達他的住所時，我們看見他撐著一把傘在門外等候。他的鞋子和他的褲子的下段都已被雨水濕透。當他招呼我們時，真是親切溫和，我有點被他的彬彬有禮所感動。
這是近傍晚的時候。在這次聚會中出現的還有周恩來，一位漂亮的女秘書和「新華社」社長。毛澤東向中國記者宣稱，共產主義就像山崩一樣，沒有什麼能阻止它在全世界盛行。不過，他說，中國必須要等待很長一段時間後才能享受到共產主義的福祉。他對我們說：「首先，我們必須擊敗日本人，然後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國家建立成一個工業化國家。甚至到那個時候我們也還不能急於實行共產主義，在我們能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天堂以前，我們必須先發展社會主義。」
此時，我打斷毛澤東的話問他，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他回答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在江西的時候用鎚子和鐮刀標幟的紅旗，我們也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但是時代已經變了。約在三年前，史達林在莫斯科召集一項會談，打算取消『第三國際』。我也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這項討論。會議決定，解散『第三國際』的時刻已經來臨。如各位所知道的，這項決議已經付諸實施。」
我不願就這麼輕易的讓他打發過去，因此我說，「第三國際」的解散只是一種戲法。
毛澤東顯然被我的話所激怒，他說：「魏先生，你的話極不妥當！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在反侵略戰爭上團結一致，雖然我們已不再重視結構上的團結。」
我緊接著間他，他較重視精神上的團結或是組織上的聯繫。
毛澤東說：「我不必回答你這個問題，你自己知道答案。」
我注意到，一直保持沉默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答覆發出輕笑。
還是弄到一些鴉片的貨品
當時我對「第三國際」解體的觀察並不離譜太遠。史達林是在羅斯福的壓力下採取此一步驟。這位蘇俄獨裁者不得不屈服，因為他極需美國的軍事援助。
那天的晚餐很晚才開始。由於外面雨下得很大，我們不可能返回招待所，所以我們就被要求在中共總部大禮堂臨時搭成的地鋪上過夜。我們沒有人能夠在如此簡陋的地方睡覺，因此只好繼續與我們的共黨主人談話，而且談了一整夜。我對於這些共黨頭目所表現的充沛精力感到驚訝不置。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獲悉，所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頭目都已養成白天睡覺夜間工作的習慣。
中共的邪惡在余先生的例子中明白的顯示出來。余先生是一位在共黨尚未抵達延安以前被派往該地的電信官員，西安的電信局曾試圖召回他擔任新職，但是共黨不肯放他走。當我們在前往延安途中經過西安時，余先生的上司──正巧是我的一個朋友──要求我說服共黨讓他返回政府區。
抵達延安之後，我提出電信局調動余先生的請求。我要求與他會晤。但是直到我們要離開的前幾天我才看到這個人。我驚訝於他像幽靈一樣的外表，原來余先生吸上了鴉片煙，他的外表說明了一切。在我們單獨相處的片刻時間內，他告訴我共黨不讓他回西安，因為他們懷疑他是個間諜。他非常想念他的親友，而且極渴望與他們團聚，所以他藉著抽鴉片尋求慰藉，而鴉片在當地又極易取得。
他說：「魏先生，我真希望與親人團圓。但是你知道我現在不能回去。政府會因我抽鴉片懲罰我。」
我問他是否能在我離去以前為我找到一些鴉片。他可能認為我是個販毒者或什麼的，因此回答說：「好的，我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上好的貨色給你，而且還很便宜。」
次日，余先生為我帶來不下四十兩的鴉片。因為它的體積相當大，要獨自帶出這麼大量的鴉片是件太過冒險的事，如果共產黨發現了我做的事情，他們必會指控我自政府區帶來鴉片，為的是要誣陷他們。因此我把一半交託佛濤教授。很幸運的，我們離開延安時並未受到搜查，我返回重慶後就把這些鴉片交給政府專家檢驗。他們證明了余先生所說的，這些鴉片的確是上等貨色。
我在延安的停留使我相信，中共確確實實是在自行隨意執法。我還記得我當時訪問毛澤東的「司法部長」雷經天的情形。我間他共黨是否有類似我們的民法或刑法的東西。他答覆說，他們沒有任何成文法。我問他，如果沒有成文法又如何執法，雷經天答覆說他可以默記法律。他拿出一本小記事簿給我看，上面寫著一些大綱。他說，在「解放」區最嚴重的罪行是偷懶。他說對於一個二流子的懲罰不是死刑，而是被送往勞工營，在工作中接受改造。沒有確定的刑期。這種處罰性的勞役，時間的長短要視受刑人「學習」馬列主義真理的情形而定。凡是拒絕被洗腦的人，都將繼續「工作教育」的過程，直到他倒下死亡，就像一匹因不堪負荷而氣絕身亡的牛馬一樣。雷經天說，犯姦殺案的人所受的懲罰也是一樣。被控訴的人可以藉著接受馬列主義而重獲自由。
會見作家王實味，開口就是：我是托派
談到共黨的懲罰，我必須說，與某些被鬥的共產黨員所遭遇的命運比較，死刑可算是慈悲之舉。我們在離開重慶以前曾聽到謠傳說，共黨作家王實味因在他的小說「野百合花」中公開攻擊毛澤東、江青和其他共黨頭目而被處死。在抵達延安後不久，我們就詢問如影隨形般常跟著我們的王震，我們是否可以會見這位作家。他說可以，但是直到數週後，我們才被告知王實味願意在記者會中會見我們。
當王實味與我們正面相對時，他一本正經的宣稱：「我是個『托派』。」我在他幾乎毫無表情的險上唯一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
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我應該被槍斃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的工作，這才瞭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有一次，女作家丁玲出現了。我走近她向她打招呼，同時隨意說了一句，最近好久沒看到她的新作，她一句話也沒回答，只是僵直盯著我看。
稍後，她令我驚訝的大聲宣布她要講話。她站起來說：「這個人（指著我）剛才問我為什麼最近沒有寫東西。好！我可以告訴你們諸位，我以前寫得很多是因為我在政府管轄區內發現許多社會不公平的事情。在解放區這裡，我沒有發現任何不好的事情可寫。這就是我最近幾年來沒有作品的原因。」
她大可以在數分鐘之前當我與她談話時向我說同樣的話。她為什麼要以這麼奇怪的方式作這番解釋呢？答案是，在我們抵達之前她已失寵。她是在拚命企圖以公開讚美共產制度為自己「贖罪」。這種事情時常發生在共產黨員身上和共黨政權境內。只要他們在大聲宣揚某件事情時，你就可以確定他們是在試圖掩飾某件事情。
十數年後，在「文革」期間，北平宣布丁玲被整肅，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想見江青而不得，葉劍英證實很多人說謊
經常有人指出，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是撒謊大師，我在與葉劍英會晤時證實了這點。我向他提起，「解放日報」很少發表蔣委員長透過重慶中央通訊社新聞廣播的文告。他說這是因為在延安抄收中央社新聞廣播的情況很壞。
葉劍英以很重的客家口音說：「請你回重慶後告訴蕭同玆先生（當時的中央社社長），他必須告訴他的工作人員在播報重要新聞時，緩慢的重複播報三遍，尤其是蔣委員長向全國發表的文告。它們對全中國人民來說，都是極重要的文件。」
我當時完全被他偽裝的誠懇所騙，還向他保證要把這個意見轉告中央社。數天之後，葉劍英有關收聽廣播情況不良的謊言終於被拆穿了。我無意中在一位高級共黨幹部的桌上發現一份蔣委員長的國慶日文告全文，上面批著「只供參考」的字樣。這份文告從未在「解放日報」上出現。
我們在延安期間從未見過江青一面。當我們之中有人觸及這個問題時，我們的護衛人員就急忙告訴我們，她是如何一個資深共產黨員，毛澤東又如何珍視她為妻子和一個又能幹又忠心的助手。誰想得到這位被視為共黨聖女貞德的女人，後來竟會被同一批人指斥為世界上最惡毒的人。
但這正是毛澤東制度在實際運用中的情形，感謝那次延安之旅，它使我從那時以後未再受到中共謊言與詭計的欺騙。而且我相信，任何具有少許智慧與公正胸懷的人，只要接近過毛派思想，沒有不把它看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