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揭中共對美四大宣傳戰術(圖)

美國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图片来源: 中央社）

【看中国2021年5月8日讯】（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美國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5月5日在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發文，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針對美國發起的四類大規模宣傳戰術。

余茂春目前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下面是這篇文章的譯文：

宣傳要比中世紀的印刷機還要古老，每一項通訊創新都會增加宣傳者的影響力。西方人最經常想到的是來自20世紀兩位熱心實踐者的宣傳：德國納粹和蘇聯共產主義者。希特勒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明確闡述了宣傳在極權主義政權中的作用：「國家絕對有權監督輿論的形成…不是每一條新聞都應該出版，而是控制新聞的政策必須使每條新聞有一定的用途。」

今天的極權主義者持相同的觀點。像納粹和蘇維埃一樣，北京的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者也十分重視宣傳，因為宣傳是最重要的政權支持機制。與前輩的宣傳相比，中共的努力得到了先進技術的極大推動，變得更加系統、複雜和危險。中共中央宣傳部掌握巨大的權力和資源，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在各級共產黨中僱用了數千萬的共產黨「宣傳工作者」。

中共緊緊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宣傳指導方針，針對兩個目標：本國人民和世界民主國家，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宣傳運動。對於共產黨員來說，宣傳不是以虛假陳述事實為特徵，就應該在道德上應受譴責的行為。相反，宣傳是一種美德，是必不可少的積極和至關重要的施政做法。

中共針對本國人民的國內宣傳運動是直截了當的。通過對所有新聞和信息平臺的絕對壟斷和完全控制、完整審查以及強制和系統的灌輸來實現。外部信息被隔離在防火牆之外。

黨的對外宣傳更加老練，行之有效。藉助西方精英的軟弱和易受攻擊性，再加上開放社會的脆弱性，中共的大規模海外宣傳活動可分為四類：虛假信息、精英俘獲、強制自我審查和洗腦。

虛假信息

首先，中共在美國進行的虛假宣傳活動規模很大。從國家集結的編輯委員會到教室（這些教室只能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的惡習），卻忽略了系統性善良，而我們國家越來越多的自我譴責則助長了煽動破壞美國信心的宣傳。

這種努力的規模之大，僅2020年，推特（在中國境內被禁止的社交媒體）被迫關閉與中共政府資助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相關的近20萬個帳戶。其中一條被刪的推文來自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稱新疆是「解放婦女」的地方，這些婦女不再是「生育機器」，這是種族滅絕的委婉說法。

中共對少數族裔和宗教群體進行大規模種族滅絕，而北京使用相同的手段譴責美國所謂的「系統種族主義」。在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多次在反美推文上寫「我無法呼吸」。然而，在該政權龐大的灌輸和勞改營系統中，數千萬中國公民，尤其是藏族、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都無法在推特或任何其他平台上發表評論。

當今的技術進一步使宣傳者更加膽大。中共通過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傳播虛假信息，稱中國是一個有保障的個人自由的普通民主國家。在這方面，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最近幾名中國高級外交官在三月份在阿拉斯加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向美國外交大臣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作了演講。在漫長而又不間斷的虛假信息中，他們闡述了「中國民主」相對於美國民主的優勢。

俘虜精英-海外統戰

第二，精英俘虜，通常被委婉地稱為「統戰工作」，是中共在美國進行宣傳的老練做法。

1990年7月13日，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負責文化，宣傳和交流的副總領事在天安門大屠殺後叛逃到美國，他告訴加利福尼亞伯克利的聽眾，這是多麼容易的事情。中共宣傳者喜歡他自己，俘虜了美國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成為中共在美國的代理人：

「中國宣傳人員的戰術使用並不是很複雜。很簡單。在您的自我，商業利益，好奇心上，尤其是與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在愛國主義上，總是要努力工作。」

這位前中共宣傳家進一步說出了一點：

「在1970年代初期，尼克松訪問中國時，他的來訪是來自香港和西方國家的一大批中國專家。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是最簡單的目標，因為他們很重要。他們以為自己對中國一無所知。」

的確，自從尼克松1972年訪華以來，美國精英的自我，商業利益和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心為中共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機會，可以在美國建立中共的中共宣傳代表。

但是，精英捕獲更進一步。包括內閣級人物在內的前政府高級官員經常為中共的殺人行為辯護，包括天安門大屠殺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前官員中的一些甚至已經成為北京政權及其由中共控制的在美國的商業利益的註冊代理。中共通常會選擇我們許多領先的大學及其有才華的教授來表達美國在北京的觀點，這些觀點被偽裝成研究報告。和客觀調查。

並非每個被俘的精英都是一個不幸的白痴。然而，美國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責任進行中共的重要宣傳議程，包括誤導美國公眾，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國仍然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程度。

語言的操縱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典型例子。在美國，很少有人會用真正的頭銜來指稱中國最高領導人，唯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他毫無例外地是頑固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領導著殘酷的列寧獨裁統治。無產階級。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幾乎普遍地，錯誤地將他重塑為中國的「總統」，這聽起來更民主，但卻毫無意義。

中共利用這樣的雙重言論向美國人民推銷現代中國作為一個受屈的國家的虛假精神，其十四億勤奮的，熱愛黨的人民由開明的領導人領導，他們在經歷了一個「屈辱的世紀」之後進行了歷史性的復興。」 我們自己太多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精英幫助犯下了這種虛假信息，他們常常以家長式的觀點將中國人民視為受其五千年歷史困擾的一塊石塊。

上個世紀的真實歷史與黨的謊言大相逕庭。事實上，自1919年5月4日運動以來，現代中國的真正指導思想一直是朝著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觀念奮戰，並與專制和獨裁作鬥爭。而中共並不代表1.4個中國人，如果那樣的話，它將允許他們投票並停止對他們進行插科打g。

自我審查

第三，中共的宣傳在美國是有效的，因為我們的主要文化機構出於對中共的恐懼而進行了系統的自我審查。

好萊塢和美國國家籃球協會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在即將到來的《壯志凌雲》續集中，特立獨行的外套將缺少臺灣國旗的補丁。Red Dawn續集中的反派是中國軍官，但徽章被換成朝鮮國旗-平壤禁止製片廠的電影對底線沒有多大關係。當總經理轉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時，休斯敦火箭隊（因姚明而接近中國公民的籃球隊）也陷入困境。此後他被迫道歉，此後幾乎沒有來自NBA的人物發表講話。

洗腦

今天，第四種也是最嚴厲的共產主義宣傳形式是洗腦。

由中共控制的孔子學院和附屬的孔子課堂已經滲透到美國的數百所大學校園和K-12學校教室。他們不是集中於中國語言和文化教學的思想競賽中心，而是向美國青少年介紹了在數千英里外的共產主義專政認為是意識形態上不正確的話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和自我審查的原則和實踐。如天安門屠殺、達賴喇嘛和法輪功。它們有可能使自由土壤上的學習環境與中共控制的領土相同。

洗腦的效果在美國左翼黨對中共關鍵概念和術語的採納中得到了體現。黑豹黨最初的思想基礎和許多政治口號來自毛主席的報價單，美國革命共產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免費提供給他們。激進左派今天對「進步」一詞的普遍使用可以追溯其思想淵源，直指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人們分為反動派和進步派的「辯證」分類。它不是來自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羅伯特．M．拉．佛萊特（Robert M.La Follette）和亨利．華萊士（Henry A.Wallace）所代表的美國進步運動的現代遺產。

北京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實力和可供使用的新技術使我們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問題變得迫在眉睫。但是，現代歷史上最殘酷和令人不安的洗腦運動發生在194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北方延安的中共飛地，被稱為「延安整風」。毛澤東在延安洗腦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意識」，自1960年代以來，這已成為「美國左派」的主要戰略，尤其是激進的美國女權運動。

「提高意識」的真正含義也許在1978年《時代》雜誌戰時中國通訊員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的書《尋找歷史》中得到了最好的描述。他寫了自己1941年對毛澤東的一位得力助手，中共高級軍事指揮官的採訪，並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提高意識」如何滲透到美國的政治生活中：

「他說，那些從野外來的人……必須洗腦，必須重塑意識形態……需要整整一年的時間來'重塑大腦'，然後他們才能繼續研究軍事問題，或者經濟，醫治或行政管理。他和我的翻譯員搜索的單詞比「大腦重塑」更好，最後，翻譯員想出了「提高意識水平」一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短語，這些短語多年來一直移出中國，並在1960年代流傳至美國的街頭和時尚界。」

這是中國共產黨宣傳歷史的大部分故事。西奧多．懷特死了，但中共卻沒有。今天，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中共宣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