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不沉悶才怪(圖)

2021年兩會（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12日訊】中國有句俗語，叫做「老太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這話是用來形容那些毫無可讀性、思想幹癟的文章。不過，如果把正在召開的中國兩會看作是篇文章，用在兩會上倒也蠻貼切。

首先是中國的兩會時間長，一般要開十二、三天，有的年份長到半月以上，短的像今年，也要十天。其次是參會人員多，單單正式的兩會代表委員多達5千人以上，加上列席、特邀人員，人數會更多，倘若再加上服務和後勤保障人員，恐怕得上萬，所以每到開兩會，北京是如臨大敵，全城動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時間長人數多也就罷了，如果會議開得有聲有色，有品質，或者至少在億萬旁觀者看來，有點能夠吸引人眼球的東西，不管這東西是議題，是代表委員的發言，是新聞發言人或者記者會的精彩問答，哪怕是少數民族群體的艷麗服裝，都好，但這些東西在今年兩會上都沒出現。

江胡時代，中國的兩會在時間、人數、議程上和現在一樣，都是死板的，但由於那時出了兩個稍微和正宗官僚有點不同的總理——在江時代是朱鎔基，在胡時代是溫家寶，這兩位總理敢說一些別的官員不敢說或不願說的話，於是在中國的政壇被視為某種程度的異數，也成了兩會輿論和媒體矚目的焦點。至於代表委員，在江胡時代也相對活躍，有少數代表委員敢於也願意在會上放大炮，說一些讓人聽來振奮的話，這少數的人成為輿論追逐的熱點，兩會的明星。那時間或還有官二代、紅二代的代表委員，或因穿著的時髦或因發言不合常理的雷人或兩者兼有，常成為人們席桌上的談資。所以，江胡時代的兩會有些亮色，至少不顯得那麼沉悶，沒有看頭。

然而，習上臺後，中國的兩會連這點亮色也漸漸熄滅。在習手上，包括今年在內，已經開了九次兩會，如果要問人們記得哪屆兩會有什麼出彩的議案，留下深刻印象的發言，恐怕很少有人能夠答得上來，即使是「雷言雷語」，習時代的兩會也大大減少。尤其是今年，能夠引起輿論關注的東西少之又少。有個委員建議中小學取消英語，算是有點雷動了，引得輿論批評。人們通過電視畫面，看到習近平和中共七常委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幾千名代表委員則熱烈地、機械地鼓著掌，從台詞到手勢，彷彿都經過編排，是一齣劇場戲，對了，它本來就是一齣劇場戲。

嚴格地說，江胡時代的兩會也是劇場戲，但和習時代比，由於前者的演員可以偶爾臨場發揮，不願意完全按照劇本來念，於是就有了一抹亮色。可在習時代，由於習這個導演太霸道，不允許演員自我發揮，而他的導演手法又太拙劣，缺乏美感，整齣戲也讓觀眾感到沉悶，心生厭煩。我有時想，像朱和溫這樣有個性的「演員」，若碰上習這個霸道「導演」同樣怕不得不低頭就範。李（克強）就是一個對照。雖然李不是個強勢之人，性格比較溫和，但早年畢竟也浸淫在民主自由裡，如今遇上習，竟然毫無招架之功。還有王（岐山），性格算得上強悍，做事幹脆果斷，也乖乖地向習繳械投降。

江胡不是霸道導演，給了官場一點自由的空間，此乃江胡時代和習時代的本質區別。在習時代，政治自由完全扼殺，9千萬黨員，14億民眾，全聽一個腦袋說話和指揮。就算這個腦袋是全宇宙最聰明的大腦，也會窒息一個黨一個國家的生機，使這個黨這個國家變成一部整齊劃一的機器。因此在兩會上，人們就不可能看見代表委員能夠提出什麼有價值的議案建議，發表什麼有意義的看法，更不可能見到在代議制下人們經常見到的議員圍繞某個議題的唇槍舌戰，辯論交鋒。

中國的兩會和和睦睦，代表委員不是肩負著使命來審議國是的議員，在這個場合，他們的身份依然是各級官僚，或被各級官僚管理的精英，自然對他們的老闆提出的國家年度發展計畫，不敢提出不同意見，只能附和，而老闆也並不是要來聽取他們的建議，他需要的只是兩會的形式，是一種儀式感，來滿足所謂的合法性。

中國的官媒常常譏諷臺灣立法院上演的肢體衝突，批評西方國家的議會阻擾政府法案不讓通過。比如美國參議院3月5日審議拜登1.9萬億美元的紓困案，一位元共和黨議員利用議事規則執意提出「現場全文朗讀628頁議案」，參議院只好就範，工作人員花了11個小時才讀完全文，導致審議進程嚴重滯後，它正好和李克強在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發生在同一天，李的工作報告今年用的是「簡潔本」，一個小時就宣讀完，節約了時間，此事被中國一家半官方網站拿來大作文章，譏笑美國參議院效率低下。

殊不知，無論是發生肢體衝突還是故意利用規則拖延審議進程，它固然反映了民主制下的黨爭事實，確實也算是一個弊端，但是一個必須容忍的弊端。然而，民主制下的國會審議的低效率恰恰是對大眾對國家負責的行為，在這種議員的拉布和黨爭中體現了國會和議員的職責所在。國會和議員的功能就是嚴格的地為國家的財政和國務把關，雖然它在很多時候以這種方式實現。

而李克強為節約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在大會上只宣讀簡潔本，不讀全本的這種所謂「革新」，反而是對代表委員和民眾知情權的不尊重，是不真正瞭解議會性質的行為。因為「魔鬼藏在細節中」，簡潔本必然要舍棄大量的政府計畫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往往體現了政府的意圖。儘管代表委員審議的也是全本，但從程式言，是不能這樣作的，必須讓代表委員和民眾第一時間瞭解政府報告的全本而非簡潔本。

可以說，在不該改的地方改，在該改的地方不改。這就是中國兩會、也是習時代的政治特色。隨著習的地位的強固，這種只有一個聲音的狀況會進一步嚴峻，兩會不沉悶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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