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維吾爾人的暴行是種族滅絕(圖)
一名維吾爾婦女在警察面前抗爭（圖片來源：Guang Ni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月26日訊】至2018年，新疆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可怕：這時候，已經有幾位逃離新疆的維吾爾人開始在美國國會做證；哈薩克斯坦也有哈薩克人開始講述集中營非人待遇，講述集中營裡的暴虐酷刑和死亡。維吾爾、哈薩克人被大規模抓捕拘押於集中營，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大批維吾爾各界精英或失蹤或被判重刑，海外維吾爾人親人在拘押中死亡的消息，也頻頻傳來。
海外的維吾爾人開始如熱鍋上的螞蟻，以組織形式、以個人身份，奔走呼籲，講述正在發生的暴行，試圖喚醒世界，拯救面臨民族危亡的維吾爾民族。
當時，西方大多數媒體、國家、非政府組織，包括維吾爾人組織還都在使用「人權危機」來描述中共對維吾爾人史無前例的暴行。
大概是2018年底年底，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邀請我們幾個維吾爾人去講一下維吾爾人危機。我當時一直在研究應該如何描述這一場民族災難，我想說這是民族屠殺，是一場種族滅絕而不是人權災難一詞可以涵蓋的暴行，但要有證據和依據。
當時，作為維吾爾人，根據我所聽到和看到的，我個人的遭遇，可以肯定說種族滅絕的證據、證詞已足夠。但依據在哪兒呢？我需要找到一個強有力的司法依據。
我每天翻看蒐集到有關二戰大屠殺，講述人權歷史的各類書籍，突然在一本講述人權歷史的書籍裡，我發現了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仔細閱讀研究對比之後，尤其是對該公約第二條有關「種族滅絕」所列5項定義，和維吾爾人遭遇暴行進行逐一對比後，我確信，維吾爾人正在面臨的是一場種族滅絕暴行！
我很快製作了一個以《可以稱這為種族滅絕嗎？》為題的演示文稿，大量使用蒐集來的證據、證詞，一一對照《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對種族滅絕的定義展開。
我在印第安納大學第一次進行了演講，不出所料，大家反應不一。會場提問階段，就有一位漢人學生以肯定迫害，質疑我的種族滅絕結論。我告訴他，這是我依據蒐集到的證人、證詞及其他證據，依據聯合國公約得出的結論。當然，任何人有權質疑，但在質疑之前，必須仔細對照公約研究證詞、證據。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維吾爾人權鬥士，也抱持懷疑態度，覺得我的結論下得太早，繼續使用會嚇跑名人政客，因為「種族滅絕」是個大罪名，必須要小心使用。
但我認定我的判斷沒有錯，繼續不斷根據新證據、新證詞補充完善我的演示文稿，繼續在各種場合演講。
後來，先是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一位負責人問我要去了我的文稿；再後來，是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以及其他學者、維吾爾活動分子要參考。只要是有人問我要，我就發給他們，告訴他們可以自由使用。我自己則繼續強調指出，這是大屠殺，是種族滅絕。
慢慢地，伴隨各國記者冒險在新疆的調查報導，更多集中營證據浮出水面；再加上媒體報導的大量中國泄露文件，及維吾爾集中營研究學者Adrian Zenz利用中共網路資料，得出的中國正在使用強制節育，控制維吾爾人出生率的報告，使種族滅絕鐵證如山。尤其是各國猶太人團體、大屠殺倖存者加入維吾爾人呼籲文明世界的隊伍，更使得「種族滅絕」一詞開始頻繁出現於媒體。
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7月，當時加拿大議會下屬國際人權委員會在連續舉行了幾次聽證會後，在其提交給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根據他們幾次的調查、聽證，他們得出了中國在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的結論，並建議加拿大政府做出定性認可。
自此，「種族滅絕「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報告中，最終於2021年1月19日，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先生在其卸任前一天正式宣布：依據足夠證據，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正對維吾爾及其他突厥民族進行的是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據此，維吾爾人面臨的滅頂之災，以「種族滅絕」正式獲得美國政府的定性認可。
相信很快，會有更多西方國家政府正式認定，並且將進入聯合國討論應對策略；中國政府也以「種族滅絕」的暴行，和法西斯義大利、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一起並列人類歷史的暴政惡名榜。
但痛定思痛，這道路何其艱難。維吾爾人，以百萬人的被關押，成千上萬人失蹤和死亡，整村、整村維吾爾人社區夷為平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血淋淋如山鐵證，用去四年才說服美國上一屆政府認定一個正在發生的暴行！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研究《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時，我又檢索到了該公約原始起草人、推動者，猶太裔波蘭法學家Raphael Lamkin的傳記。我發現維吾爾人和猶太人的命運，有很多相似之處。二戰開始，波蘭被納粹德國和蘇俄瓜分，Lamkin先生在離開波蘭之前，前往蘇俄佔領波蘭他父母住處勸他們離開。當時他父母認為，他們只是一介平民，應該不會有問題。但戰後，Raphael Lamkin教授尋找家人，發現全家十幾口人只有一個弟弟倖存，其他全部都死在了納粹集中營。
這使我想起，大概是在1997年的2．5伊犁大屠殺之後，我從伊犁探親回來。石河子大學一位維吾爾朋友問我，伊犁情況怎麼樣？我說，和電影裡看過的二戰後的一些城市一樣，破敗、蕭條，維吾爾人生活在恐懼中，每天惶恐不安。
他說：「咱們維吾爾人鬥不過漢人，他們有政權軍隊、有槍有炮，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做老百姓，與其反抗不如順從，還能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和信仰！」
我告訴他：「維吾爾人自被佔領起，一直也夠順從的，但文化、傳統和信仰不是也還在每天被蠶食嗎？在中國殖民者眼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甚至維吾爾人的長相都會令他們不舒服。如果今天我們不反抗，不爭取我們的正當權利，恐怕再過二十年，我們連自己家庭的命運都主宰不了！」
現在回頭想一想，我的預言不幸成真。那些以為順從就可以逃過劫難的維吾爾人，也失蹤了，也被關進了集中營，也被酷刑折磨，也正在在集中營拘押中死亡！
Raphael Lamkin教授二戰後期來到美國，傾其一生推動聯合國通過他起草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據一些傳記記載，他每天來到聯合國駐地，見到聯合國各國官員就講述猶太人大屠殺及其他人類歷史上的種族滅絕，講述人類不能再讓種族滅絕重複發生，只有通過公約承諾的「永遠不再重複」，才能保證種族滅絕不再發生，並拿出他的公約草案要他們答應通過。
後來，當聯合國會議最終通過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時，眾記者尋找Raphael Lamkin教授想聽一聽他的感言，但都找不到他。最後，一位記者在準備離開時，發現教授席地而坐在聯合國大樓一個角落，一個人正在默默地哭泣。
1月19日中午，當我看到新聞報導，美國國務院正式認定中國正在對維吾爾人進行的暴行，是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時，我也和成千上萬的維吾爾人一起，伏案默默地哭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