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代「中國通」遲到的醒悟（上）(圖)
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漢學泰斗費正清對中共一再錯判誤讀，直到晚年才醒悟。（網絡圖片）
如果說民國時美國對中共的誤讀幫助中共奪得了政權，那麼文革後美國對中共的再次誤讀則幫助中共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世界則目睹了《農夫與蛇》的悲劇一再上演。
「這次回來，我們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經去世了，他們在我們的心中就等於中國的一半。可是，這一半，我們永遠地失去了！」1972年5月，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說，這是他1946年離開中國後第一次踏上中國。在其間的26年中，他隔岸觀火，想像著美國能與心中的中國修好，但是卻不知中共到底在中國幹了什麼，即使兩位摯友的離世也未將他喚醒。
此時，文革的狂潮仍席捲中國，批鬥與迫害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但這位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漢學泰斗卻錯誤地以為，與中共修好，就可以重拾那逝去的半個中國。1973年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尼克松先生訪華向人們昭示，共產主義已經變好了，或變得中立了，我們完全丟棄了五十年代出現的所有令人驚異的東西。」
直到看到鮑若望根據自己在中國監獄七年的經歷而寫成的血淚之書《毛澤東的囚徒》後，費正清才深受震動，這讓他感到毛骨悚然。作為當時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通」，費正清卻這麼晚才知道在中國發生的悲劇，也說明中共的惡行在世界面前隱藏的如此之深。
1973年11月，費正清為此書寫了一篇評論，被中共視為敵意行為而記錄在案。後來，當他要求到中國去的時候，中國拒絕給他簽證。但1975年5月，費正清還在稱讚毛澤東「始終是最偉大的解放者」，殊不知毛在三年大躍進及歷次運動中造成了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當鄧小平帶著親切的笑容訪美之後，費正清和他的同事們又興奮了，認為中國願意走向民主。直到1989年「六四」的槍聲把他們驚醒，美國的中國專家們對中共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費正清終於在1991年臨終前兩天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新中國史》（China:A New History），有機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糾正了以前對中共的錯誤認識，承認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和毛澤東的革命——「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當時的中國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領導下，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
而這距他1931年第一次到中國已經60年，而他對美國政府提供的錯誤信息和判斷所造成的影響已經無法挽回。那麼，是什麼讓這位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通」看走眼了呢？
1949的錯判
1907年出生於美國的費正清，逝世於1991年，一生貫串二十世紀，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東西方陣營的冷戰，目睹了共產主義的興起，晚年則看到它在東歐的覆滅。他一生結交甚廣，對學界和政界影響很大，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費正清原名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irbank），為了撰寫19世紀中英關係的博士論文，1931年夏赴中國調查進修，開始學習中文，與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等人結為好友，他與妻子費慰梅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所取。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費正清被美國政府派駐重慶，擔任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並兼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來華，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因他早年在中國的經歷與人脈，以及曾服務於美國政府，後又執教哈佛大學，被美國朝野認定為「中國通」。
不過，這位公認的「中國通」，在中共謊言下只看到中共希望他看到的。1946年6月，費正清夫婦訪問了共產黨的邊區所在地張家口，費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創建新生活」。中共軍隊協助農民幹活，幫助農民收糧食，組織互助種莊稼，辦農村合作社，跟農民交朋友。訪問歸來，費正清在美國刊物《大西洋月刊》撰文：「一個旁觀者感覺到最觸目的一件事，是他們從中國農民最迫切的需要——經濟改善，這是作為他們立黨的基礎。」而中共對地主的殘殺，中共殘酷內鬥卻是他根本看不到，甚至想像不到的。
在決定中國走向的關鍵時刻，費正清還在美國散播國民黨腐敗的言論，打擊國民黨的信譽，建議美國拋棄蔣介石，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符合美國利益，甚至主張讓中共政權在聯合國獲得一個席位。費正清因此成為中共眼中的英雄，同時也遭到國民黨的痛罵。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中國專家們都看到有必要以軍事遏止共產主義勢力，費正清在1951年12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談到中國的共產主義同樣給中國人民帶來可怕的前景，被國家強迫從事大規模奴隸式勞動，壓抑、摧殘和毀滅人的個性，子女檢舉父母、鄰里彼此監視和告密等。
看到毛澤東政權開展整頓知識份子運動，費正清也感到憤怒和震驚。他在給一個臺灣人的信中寫道：「現今的共產黨政權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國歷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詐的一種。」1952年，他在聽證會上作證說，共產黨利用權力，使每個人入其彀中，被這個政權控制、孤立和利用。後來，他悲哀地說：「在中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樣付諸東流的，以及這種狀況怎樣使起義成了唯一的出路。」
1989的驚醒
但是，費正清看中國是相當矛盾的，他分不清中國人民的善良和中共的險惡，把與他熟識的周恩來等人當成聰明有趣的朋友，卻看不到他們普通人外表下掩蓋的殘酷與毒辣。1969年尼克松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費正清等人就寫信給尼克松，建議美國跟中共進行接觸。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費正清撰寫的《美國與中國》是尼克松與中國人舉行歷史性會見之前閱讀的兩、三本書之一。
但是，費正清與尼克松卻不知道，尼克松在北京街頭看到的景象全部是策劃好的，全部是中共營造出來的歌舞昇平。當時中國日用品緊缺，要憑票採購，突然貨架上琳琅滿目，不過大家假裝採購後，商店還要把東西收回去。這些發動人民扮演的假戲，外國人怎麼可能看透呢？
即使「六四」的槍聲驚醒了美國人，但是在國務卿基辛格等親共人士的作用下，美國對中共採取了不作為的姑息政策，費正清的繼任者們仍被中共迷惑，而他們的思想形成已經經過了一個階段。1955年，費正清與同事創辦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得到很多資助，也培養了很多研究漢學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作為學術泰斗，影響了一大批人。
在中國開始崛起的八十年代，美國學界流行「麥當勞必勝」理論，認為「中國人吃的東西（漢堡包）跟我們越來越像，他們就會越來越像我們。」《紐約時報》的左派專欄作家紀思道說：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喝美國「星巴克咖啡」了，當人們的咖啡選擇多於領袖選擇，政治變革則不可避免。美國商界、學界，包括政界領導人等，普遍都傾向這種「接觸理論」，誤以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會逐步邁向政治民主，實現和平演變。事實證明，這一切並未發生，中國人喝咖啡穿西裝出國留學，但中共卻更獨裁。
如果說民國時美國對中共的誤讀幫助它奪得了政權，那麼文革後美國對中共的再次誤讀則幫助中共實現了經濟騰飛。世界就這樣目睹了農夫與蛇的悲劇一再上演。
直至1997年，朱鎔基赴美前夕，兩位前駐中國記者理查德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合寫了《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書中斷言：「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的敵人。」
在中國威脅論被提出來時，費正清的繼任者、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卻站出來為中共辯解說，這一結論建立在對事實缺乏分析的基礎之上，是一種錯誤的導向。
恰如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所評價：「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
中共是歷史上最富陰暗謀略的組織，多次僵而不死，敗而不潰，稍有機會便藉機還魂。中共示弱，便是誘騙國際社會放鬆警惕，接納之，扶助之，而後伺機而動，反嚙恩人；中共逞強，是恐嚇國際社會，放棄對公義與自由的守護，自動繳械，威嚇控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