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包拯剛正不阿 激濁揚清(圖)
北宋名臣包拯剛正不阿，激濁揚清，被譽為「包青天」。（電視劇視頻截圖）
包拯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名臣，是歷史上著名的好官、清官。《宋史･包拯傳》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這個記載，不僅說明包拯剛毅為官，使「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而且為政多創舉，如他改革了訴訟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狀，得通過「門牌司」層層上遞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訛詐百姓。包拯裁撤門牌司，人們可以直接接觸辦案官員，使「吏不敢欺」。
包拯的剛正不阿、一心為公、兩袖清風、明察秋毫等品質與為政行為，不僅在歷代影響都很深遠，對今人亦不無啟迪。
激濁揚清剛直
包拯，字希仁，安徽廬州人。北宋天聖進士，先後任天長縣令、權開封府、監察御史、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等職，人稱「包青天」。監察御史掌管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肅整朝儀等事務，包拯任監察御史，曾直面天顏三諫反對超擢張堯佐。
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之父張堯封的堂兄，志大才疏，為人淺薄，卻憑藉張貴妃的這層裙帶關係，在仕途上春風得意。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是，宋仁宗一心想討張貴妃的歡心，不但不理會包拯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
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於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張貴妃老大不高興，一再在仁宗耳邊吹風，為其伯父張堯佐說情。宋仁宗告訴她說：「包拯進諫時，唾沫直濺到朕的臉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還在當御史！」
宋祁是北宋文學家。天聖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曾上疏認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費是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主張裁減官員，節省經費。並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新唐書》大部分為宋祁所作），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景文，與兄宋庠並有文名。宋祁本是殿試時的狀元，宋庠為探花，但章獻太后劉娥不同意，謂弟不可以先兄，將宋庠定為狀元，而置宋祁為第十名。世人稱譽兄弟倆為「雙狀元」，分別稱為「大宋」、「小宋」。
宋祁詩詞語言工麗，因他的《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王國維曾讚「『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人間詞話》）。
但宋祁的生活作風極差，奢糜享樂，痴迷於蓄妾納妓。他在任益州知州時，每頓飯必不少於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葷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葷半素的菜。他還養著三十二名侍女，分別為他搖扇、捶背、敲腳。在他下榻的床邊，每夜都有一名丫環通宵守候，照顧他的隨時需要。
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計地將她納為小妾。他道德敗壞，醜聞很多。後來，宋祁回到朝廷，被任命為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包拯多次向皇帝上書揭發宋祁的醜行，終於使朝廷罷了宋祁的官。
「三司使」張方平也是被包拯參倒的。張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論時事，享名一時。他對眉山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都十分欣賞，並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包拯參張方平的理由是抨擊其假公濟私。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京城開封發生一起因房屋歸屬產生的糾紛案。當時京師有個叫劉保衡的富商開了一家酒場，但卻經營不善，欠下官府一百餘萬兩酒曲錢。主管國家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屢次派人督催劉保衡還債，劉保衡自然不敢與官府抗衡，不得不變賣家產以還債。劉保衡的房屋甚是豪華氣派，張方平在劉保衡拍賣家產時，以較低的價格買下了他的房屋。
這件事後不久，平地再起風雲，劉保衡的姑姑到開封府告狀，說劉保衡並非劉氏後代，而是一個無賴地痞，無權賣掉劉氏祖宗基業。開封府派人調查後，發現劉保衡姑姑所說的情況屬實。如此一來，當初購買劉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張方平就成了風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極大。包拯當時任御史中丞，立即上書彈劾張方平，指責他身為三司使，卻乘人之危，賤買所管轄富民的住宅，寡廉鮮恥，實在駭人聽聞，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處之以高位。張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職務。
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興販私鹽一萬多斤」。案情揭發後，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越多定罪越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他說，張可久身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如果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則「議罪必輕」，因此要求「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加重處罰。在包拯的堅持下，張可久受到嚴厲制裁，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去了。
有一個叫任弁的官，也撞在包拯的槍口上了。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作，佔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折合細絹一千六百餘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里外的邊疆去。仁慈寬厚的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里外的刑罰。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利用職權，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還留下了一則七鬥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並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裡，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寵於上，平步青雲，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而且言辭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終於被削職了。
在官場，敢於堅持原則激濁揚清，是最可貴的品質。這一點，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謂戰果纍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