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2020年10月12日在山東省煙台市給民眾進行COVID-19冠狀病毒檢測。(圖片來源: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22日讯】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最近刊文指出，“抗疫鬥爭彰顯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無比堅強的領導力“。然而傾全國之力，以犧牲人權和公民隱私為代價使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否佐證了專制集權的優越性？
當其它國家還在新冠疫情中掙扎之際，中國經濟從三個月的全國封鎖停擺中恢復了增長。中國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4.9%，成為今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大型經濟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8日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然而，專家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國公益人士、“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的合作夥伴楊占青告訴本台，從目前來看中國體制發揮了作用，但人民為抗擊疫情付出的代價過大。
“中國有一些專政的措施或者違背法律的集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於防疫，但代價是很多人不必要的犧牲。”
楊占青認為，單從疫情來說，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有利於控制疫情，但年初武漢的倉促封城擴大了武漢市民不必要的犧牲。他認為，在武漢生活、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封鎖，有利於防止疫情的擴散，但武漢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使本該避免死亡的重症感染者不能及時接受充足的醫療救治。
今年四月，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對武漢新冠肺炎的確診和死亡病例資料進行了修正。截止到4月16日，武漢死亡病例激增至3869例，粗病亡率達到7.6%。有輿論質疑，因疫情早期檢測能力不足、檢測標準不統一，被定為普通肺炎而死亡的案例未列入統計之中。
楊占青表示，雖然中國廣泛利用生活路徑追蹤等大資料監控技術進行防疫的成果顯著，但大規模數位監控的最終目的是維護中共統治。在疫情結束後，監控系統不會取消，只會被加強並成為常態。
“人們長久來看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人們更生活在恐懼中，說任何異議、不滿的話，政府以非常低的成本就能知道，對其他人這種無形的恐懼擴散，更沒有人去反抗，這個社會只能更倒退。”
美國民間人權組織“人道中國”創辦人周鋒鎖表示，中共當局以集權手段在疫情初期壓制吹哨人李文亮等人對社會的警示，並拒絕世衛組織專家組進駐中國進行調查，從而導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正是體現了威權體制的劣勢。
“體制優勢是中共一貫鼓吹自己的說法。如果沒有中共專制壓制新聞自由，這個事情在中國可能很早地被發現和治理，就不會發生世界性的災難。”
周鋒鎖認為，相比之下，2016年流行的埃博拉病毒死亡率更高，但未能發展成全球性疫情正是因為國際社會的積極合作。
周鋒鎖指出，成功控制疫情的臺灣模式更值得借鑒。他認為，疫情期間臺灣人民在醫療、福利、人權自由等方面的權利得到了最大保障，相比之下中國的抗疫模式則是不惜一切代價取得的。
“臺灣完全憑著民主體制，不侵犯人權自由而做到防疫成功，這個成就就比中國大陸好很多。”
受2003年非典危機啟發，臺灣近些年建立防控體系並逐步增強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今年年初，在北京公開承認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之前，臺灣政府在社交媒體上獲得李文亮的爆料之後，第一時間加強出入境管制，並對大陸入境的旅客進行重點篩查。截至目前，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佈的全球新冠肺炎資料即時統計系統，臺灣僅確診544例，而死亡病例只有7例。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資料顯示，中國每十萬人新冠死亡人數為0.34，自由之家每年發佈的全球各國自由度指數報告中，中國只有10分。而臺灣每十萬人新冠死亡人數僅為0.03，自由度指數遠超中國，達93分。另外，紐西蘭、韓國都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指數，同時新冠死亡率也很低。自由之家認為，獨裁不是對抗新冠疫情的必要條件。
周鋒鎖表示，中國是在利用新冠疫情對內進一步加強社會管控，鞏固專制政權，對外則是對國際社會進行選擇性誤導，並大力推廣數位監控技術，為其尋求合法化。
原標題：中國防疫成功靠體制優勢？ 學者：犧牲人權自由代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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