駭人「9･30」 印尼屠殺華僑始末(圖)
1965年10月，以蘇哈托（右）為代表的印尼軍方一舉挫敗共黨，挽救了印尼的國家命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今年又到了9月30日，以此紀念震驚全球的印尼「9･30」事變。
印尼事變與華人（1）起因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當地共產黨政變事件，使中國的「輸出革命」政策遭到一次慘重的挫敗。
印尼，歷來被稱作宗教寬容之國，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通婚在那裡很平常。印尼從民間到政府所信奉的社會準則，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從50年代起，中共向印尼投下最大賭注，試圖撥轉印尼的國家政治方向：拉攏蘇加諾，向印尼提供經濟援助，扶助印尼共產黨（PKI），操縱華人配合印尼共黨的「革命運動」等等。據說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稱：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我們有條件通過這些華僑使東南亞改變政治顏色。
利用華人在僑居國進行共產主義顛覆活動，是60年代中國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海外活動規則是「職業外交聽從革命外交的領導」。駐外的中國使館掩護和配合當地國的中共地下黨開展活動，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活動則以「中國使館」為招牌和面具。在東南亞諸國活動的中共地下黨歸屬中共「東南亞情報基地」領導，該基地設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消息說，該基地負責人是中共「對外聯絡部」（中共的對外顛覆機構）的幹部李某，他的掩護身份是中國駐印尼使館的「一等秘書」。
在二十世紀50年代，東南亞華人的普遍態度並不親共。中共若利用華人，需要施展陰謀。在中國駐外使館裡，有一些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人員，專門從事在當地國華人圈裡進行滲透，暗組地下黨。他們的策略主要是：
一、以給予生意便利或虛榮名譽的好處，賄買海外華人的民間社團首領，使華人社區變成可受指使的工具，對海外「華校」更是如此。
二、「收買」一些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政界、科技界、商界等領域內的海外華人，給他們以某些小利益，並展示給其他華人看，起到帶動作用。
三、物色一些貪圖小恩小惠而無道德意識的海外華人，作為中共在海外活動的基礎。中共稱他們為「愛國華人」。那些「愛國華人」的通常做法是：自己拉攏幾個人，參與某個同鄉會或者什麼小團體；然後去向中國領事館表忠心求領養，然後自己任命自己是「僑領」，之後就可以有中共方面的小恩小惠了。
四、拉攏海外華文媒體，主要是華文報刊，以此來影響華人群體的政治傾向。對於任何一份獨立的華文報刊或媒體，只要它有較多讀者觀眾，中共都設法施加影響。通常，人們只要看看華文媒體的內容和傾向，便可知它是否有中共的影子或者被中共所操縱。出現在親共的華文媒體上的虛假信息常被中共以「國外報導」的名義轉述給國內人民。
為把華人群體從當地國人民裡分離出來，中共使用的手法之一是挑唆離間華人與當地人、當地國政府的關係，使華人失去融洽的生存環境，最常用的套路便是煽動「華人受歧視」，所以人們一看到這種煽動便可知其背後必定有中共勢力的操縱。中共認為海外華人處境越孤立就越使華人不得不依靠所謂的「祖國」勢力，從而能夠被中共所利用。這在印尼已經取得了經驗和成功，在緬甸、馬來西亞、泰國也有望成功。
此外常見的中共的海外宣傳是「中國強大了，華人才會有尊嚴」，「華人要靠祖國才能在海外生存」等等。眾所周知，華人的「祖國」是指他們的祖先創造和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並不是現今的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海外華人常把「中國」與「祖國」這兩個不同概念劃上等號，這種錯位現象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中共則充分利用這種錯位意識，誘導華人把「愛祖國」與「支持中共政權」等同起來，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華人。那些「愛國華人」逐漸在華人圈裡形成親共勢力。如果這種勢力不受抵制地蔓延，最終會把一些華人社團變成被中共操縱的「第五縱隊」（潛伏的敵對勢力）。
在印尼方面，60年代，蘇加諾總統加速倒向共產陣營，印尼共黨的勢力加速蔓延，華人社團的「革命」活動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印尼社會瀰漫著一種弔詭氣氛，印尼共黨的蓄謀和華人的不軌行為倍受疑惑。2004年有一份資料披露：當年中國使館和印尼共黨主席艾地之間的秘密聯絡員之一，就是現今北京僑聯成員、北京市旅遊局車隊的一位化名「張華」的印尼華僑，此人是中共扶植印尼共黨進行「革命」動亂的證人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東南亞，共產黨製造的動亂已是風起雲湧。印尼在遏制共產主義蔓延的亞洲格局中佔有重要位置。然而，印尼共黨滲透進印尼國家的方方面面，已是印尼總統蘇加諾在國內的依靠力量，而中共也成為蘇加諾在國外的呼應力量。印尼落入共產黨手中的危險性遽然加劇，但蘇加諾卻採納印尼共黨勢力來遏制印尼的民主勢力，還不斷強調要防範西方民主國家的「新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顛覆活動」。
印尼共黨主席艾地（Dipa Aidit）在1965年公布的印尼共黨勢力和外圍組織如下：印尼共產黨300萬人，共產青年團200萬人，婦女會200萬人，工會500萬人，農民協會1000萬人。總計2200萬人。
從1965年初，印尼共黨便試圖染指國家軍事系統。艾地向蘇加諾提出把印尼共黨所操縱的勢力武裝起來組成「第五兵種」（印尼現有四個兵種是國家的陸、海、空軍和警察）的建議，引起印尼軍方的警覺。1965年3月蘇加諾改組內閣，撤換內閣中抵制共產主義的成員，使印尼共黨的勢力進一步在國家中樞層面得到膨脹。5月，蘇加諾多次宣稱：「沒有共產黨幫助，印尼永遠不能成為第一流的大國」，「我是共產黨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我把印尼共黨看成是我的兄弟」等等。蘇加諾的親共政策激起了印尼社會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能使共產黨真心待蘇加諾為友。
大部分印尼人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安全正受到共產主義的嚴重威脅，而印尼軍方確認這種威脅在內部來自印尼共黨和華人，在外部來自共產黨中國。印尼社會到底會被什麼人主導走向哪裡的問題，已經失去循民主程序的選擇機會，因為印尼共黨不給印尼人民這樣的機會，他們首先動手，在1965年9月底發動了強奪政權的「9･30政變」，企圖一舉實現共產黨統治。
9月，印尼共黨份子、蘇加諾總統衛隊中校翁東（Untung）等人與某些親共軍人合夥密謀軍事政變，準備綁架和殺害印尼軍方的主要將領和奪取政權。9月30日夜，在蘇加諾的默許下，翁東等人開始行動。7輛卡車滿載身穿總統衛隊服裝的武裝士兵從哈林（Harlem）空軍基地出發，深夜來到首都雅加達，對印尼「軍事委員會」7名最高級成員的寓所實施襲擊。印尼陸軍司令等6名將軍被綁架殺害，印尼國防部長納蘇蒂安（A.H.Nasution）隻身翻牆逃匿，他的小女兒及家人被當場槍殺。與此同時，印尼共黨發動叛亂，佔據了國家電臺和其它要害部門，暫時控制了雅加達，史稱「9･30政變」。蘇加諾當然知情，他對殘忍殺害7名印尼將軍一事的看法是：「在革命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很自然的。」天亮後，翁東等人宣布成立由45人組成的印尼「革命委員會」來取代總統內閣，接管國家政權。翁東等人並沒有將蘇加諾迦納入「國家革命委員會」之內，表明了印尼共黨實際上不與蘇加諾站在同一陣線甚至根本不是朋友。此時，印尼共黨在各地的組織和潛伏在軍隊中的同黨都異常興奮做出策應行動，準備接管當地政權。國家頓時陷入混亂。
「9･30政變」是印尼共黨卸下「合法政黨」的面具而轉為叛亂組織的關鍵一天。至此蘇加諾才明白印尼共黨原來是在奪取國家政權。這雖然出乎蘇加諾的意外，但此刻他仍在庇護政變者。10月1日上午，印尼陸軍戰略預備隊（預備役組織）的長官蘇哈托（Suharto）少將，得知7名將軍遭到綁架殺害和國家面臨危難時，憤然出頭要求召集陸軍參謀部會議。蘇哈托在軍隊系統中的軍階低，而且手中無兵，但他仗義執言，嚴厲斥責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黨策劃的。」參加會議的陸軍將領眾怒一致，決定奮起反擊印尼共黨謀害國家的陰謀，他們公推蘇哈托展開反擊，賦予他陸軍指揮權。於是蘇哈托迅速調動陸軍開進首都，當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達的局勢。10月2日晨，蘇哈托指揮陸軍部隊攻佔哈林空軍基地，逮捕了翁東等政變者們。10月3日凌晨，沉默兩天之久的蘇加諾見到印尼共黨的政變大勢已去，尷尬露面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貌似中立地號召「避免武裝衝突，尋求政治解決」。他不得不承認蘇哈托行動的正當性，同意蘇哈托負責恢復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蘇哈托為代表的印尼軍方一舉挫敗共黨，挽救了印尼的國家命運，蘇哈托從此獨裁當政長達32年。給印尼引來禍水的蘇加諾被人民所唾棄，蘇加諾的助理說：「可以認為始自1965年10月l日，蘇加諾時代終結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