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劣制度必遭淘汰 強制管治死路一條(圖)
中國外交剖長王毅在歐洲各國外訪，期間恐嚇捷克議長維特齊，結果屢屢遭到各國讉責。（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9月12日訊】此前中國外交剖長王毅在歐洲各國外訪，期間恐嚇捷克議長維特齊，結果屢屢遭到各國讉責，弄得灰頭土臉。另一邊廂，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不知是否見王毅出師不利，希望扳回一城，逐在到訪歐盟中與中國關係較密切的希臘時大談要搞「文明古國論壇」，又指要與希臘搞好「一帶一路」，更強調反對「文明衝突謬論」云云。
所謂的「文明古國」概念，在中國的文獻中源於梁啟超在1900年所著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當中提及「文明古國」包括中國、印度、埃及以及美小亞細亞四個文明。之所以揀選這四個古文明作「文明古國」，只不過是因為它們均為河套文明，分別建基於長江與黃河、恆河、尼羅河以及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並非經各方面的詳細研判，證明它們比同期同時存在的政權和部落具有更先進，更發達的「文明」。最諷刺的是：據梁啟超的講法，希獵、羅馬以至一切位處歐洲的文明皆不屬「文明古國之列」。
查實，「文明古國」之言，根本只屬當時知識份子聊以自慰的工具：二十世紀初，大清帝國在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列強於中國建立大量根據地，奉行傳統中國文化的知識份子感到灰心喪志，逐以憑弔中國過往的光輝歷史作寄托。
文明，可以理解為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制度以及文化。秦暉教授在其著作《共同的底綫》第四部份「文化的底線」中，已述及了制度有高低之分，文化卻理應沒有高低之分。要求他人接受某套文化，實侵犯了人的選擇權，當然屬於強制。再高尚的理想，再優秀的文化，實也不可以以強制形式實現，否則必定會適得其反。
華夏文明的面貌是怎樣的？很明顯地，華夏文明的文化上有其精妙之處，有其值得欣賞之處，也有其值得代代傳承之處，但華夏文明的制度卻問題多多。華夏文明自秦朝起，即以「外儒內法」的制度作管治，法律只是當權者的政治工具，變相做成當權者擁有極權，缺乏應有的制衡。實際上，強制在管治上所做成的禍害，中國人並非不知道：清代儒生李毓秀於早已在其傳承至今的著作《弟子規》講明「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意即以權力強制他人服從，別人只會口服而心不服，以道理說服他人服從，別人才會口服心服。
在資訊爆棚、航運交通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所有人，包括中國人，也能夠存取不同面向，不同角度以至不同立場的資訊。中國現今制度的本質，早於這種情況下被看得清清楚楚。在自由的選擇下，最近表態支持香港警察的劉亦菲，雖生於在中國，但卻選擇成為了美國公民，依法效忠美國，用腳投下美國一票。蔡霞、任志強、閻麗夢等等，全為中共培養的菁英，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但卻仍冒着失去一切既得利益的風險下，接連反對現時中共政府的制度，充份反映了在自由選擇之下，華夏文明的制度並沒有吸引力可言。
「面子是別人給的；架子是自己丟的」，近來中共的「戰狼外交」策略，本質上便是屬於「勢服人」，動輒以恐嚇、侮辱、讉責等方式與其他國家交往，不懂得與他國為善，自然不會受國際社會歡迎。而中共政權在處理內政上，亦到處樹敵，製造矛盾，不談自去年六月在香港發生的事，中共政權在已行蒙古語教學過十年的內蒙古禁止蒙古語教學，行為上已同新朝王莽強行迫「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服于」沒有甚麽分別。
類似王莽這樣的做法會做成了甚麽樣的結果，歷史上已有大量先例，筆者在此不贅。很記得毛澤東曾對胡耀邦說：「政治，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自己的敵人搞得少少的」。今天中共政權有多少朋友，多少敵人，明眼人也能看得出，中共政權最終的下場會是如何，答案實已經寫在牆上。
來源：楊文俊臉書專頁（本文為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