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去哪兒啦？(圖)
克林姆林宮（圖片來源：Avala/Wikipedia）
【看中國2020年7月20日訊】2003年夏天，我參加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組織的訪問團，應俄國國家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學經濟系的邀請，赴俄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和交流。年過半百，終於踏上這片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這麼近又那麼遠的國度，感慨萬千。
安娜和安娜
俄羅斯，或者更嚴格地說，蘇聯，那是貫穿著我們從童年開始幾乎每一段人生經歷的一個國度。最早邂逅「蘇聯「，尚是幼童，「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落成。這一建築離我外公家不遠。每當父母帶我們兄弟姐妹去外公家，下了電車首先仰頭尋找的就是那巍巍高聳的金色的尖塔和塔頂閃耀著光芒的紅星。於是金塔和紅星，或者說「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就成了蘇聯的象徵，光耀萬丈。及至稍長開始閱讀，蘇聯就成了卓婭和蘇拉的故事，成了古麗雅的道路，成了保爾柯察金無畏無悔的一生，成了在血與火的戰場上以生命保衛祖國的青年近衛軍，和在寒冷遙遠的西伯利亞建設新城的共青團員們。如克林姆林宮的紅星般璀璨的浪漫的英雄主義，在我們童稚的心裏打下了最早的紅色印記。
直接和「紅星」扯上關係則是上初一時的事。
某天，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把我叫去，交給我一封信。這封用我看不懂的俄語寫的信，已經由我們學校教俄語的老師翻譯成了中文。信是直接寄到我們學校的，寫信的是一位蘇聯小朋友，叫安娜，她提出要和我通信成為筆友。我不是學俄語的學生，家裡和親朋中也沒有和蘇聯有關的人，安娜怎麼會知道我，要和我通信呢？
這事說來也挺有趣。我所在的中學是上海市的重點中學，學校裡有一個金工車間，是供學生「學工」勞動的。金工車間主要生產地質探礦所用的重錘，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和不同的材質。「學工」學生的工作，是把鐵質或銅質的長棍狀原材料按所需尺寸鋸成段，然後在機床上切削成型，拋光，鑽螺絲孔，再裝配成成品。
進初中時我個子非常瘦小，只有132公分高，28公斤重，完全是個小學生的身量。這麼矮小的我，無法像高大的同學一樣在臺虎鉗上鋸鐵元，所以就被分配去開車床。於是，一個帶著紅領巾的「小孩」，站在龐大的車床前聚精會神(或者說一本正經)地勞動的景象，就成了金工車間裡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由於我們學校地處市中心，學校附近就是接待外賓的錦江飯店，所以經常有外賓來我們學校參觀，而金工車間又是主要的外賓參觀點。如果正好碰到我們班在金工車間勞動，那麼我的車床前就經常會站著好幾個外賓，照相機閃光不斷。據說，我的這樣一張照片出現在某本蘇聯的畫報上，於是安娜就「知道」了我，找到了我的學校地址，寫信來要和我成為筆友。
大隊輔導員說，和蘇聯小朋友通信，增加兩國少年之間的友誼，是組織對我的信任，是一件光榮的任務，要我認真對待。我也不知道全校有幾位同學有此殊榮，反正激動得不得了。回家就認認真真寫了回信，告訴安娜我的名字，年齡，哪一年加入的少先隊，現在讀幾年級，在學校最喜歡什麼科目，參加什麼課外活動……當然都是用中文寫的，再由教俄語的老師翻譯成俄文寄了出去。記得當時寄國際郵件不便宜，所以是學校給寄的，沒有要我自己出錢。
寄出信後，我一直急切地等待著安娜的回信。好像是過了三四個月，我終於等來了回信。我拿到信馬上交給了大隊輔導員，因為要請俄語老師翻譯。只是，那封信交上去後如泥牛入海，再無回音。而在那前後已經傳來了對「蘇修」批判的聲音，說蘇修怎麼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毀約逼債，是兇惡的敵人。我不是個愚鈍的孩子，想到安娜現在是我們敵對陣營的人，我沒有敢去找大隊輔導員詢問安娜來信的下落，也就永遠不會再知道安娜給我的回信裡寫了些什麼。我和安娜互相只通過一封信，我們的筆友關係就壽終正寢了。
再接下去，「九評」批判鋪天蓋地，蘇聯成了我們主要的敵人。
好在和安娜通那封信時，我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而且距文革開始還有幾年，所以此事並未成為我或我父母「裡通外國」的罪證。到了一九六九年上山下鄉時，我選擇去黑龍江。主要原因就是，那裡與蘇聯一江之隔，是反修第一線。騎馬扛槍守衛邊疆是我們的熱切嚮往。克里姆林宮的紅星給我們打下的紅色印記，竟然成了與「紅星」為敵的動因，可笑的是我們從來沒有覺察到這裡的矛盾。
再次遇到安娜，已是二十一世紀，時間過去了三十餘年，蘇聯作為國家已不復存在。當然這個安娜不是我少年時的筆友安娜，因為她要比我小二十來歲。她是我的同事，我們學校的數學教授。聽人說她是十四歲時和弟弟一起跟隨當訪問學者的父親從蘇聯來到美國，再未回歸。在美國完成教育後，成了大學教授。還聽說她的弟弟是個數學天才，也在美國大學教數學。
某年我給學生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課，請了來自蘇聯，波蘭，匈牙利，古巴，越南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和學生座談自己的親身經歷，安娜也在我邀請之列。於是，知道了她的故事。
安娜說，她其實是烏克蘭人，因為她的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所以她出生和成長在莫斯科。本來一家四口相親相愛溫暖和睦，但她的母親是蘇聯時代的「異議份子」，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結果也是大學教授的外婆舉報了安娜的母親，於是母親被流放去了勞改營。也許是為了兩個尚年幼的兒女，安娜的父母離了婚。再後來，安娜和弟弟隨父親來到美國，很多年未再見到母親。
在安排安娜和學生座談前幾天，安娜曾和我說，蘇聯解體後，她母親從勞改營回到了莫斯科，但那裡已經沒有了她的家，所以安娜把她的母親接到了美國。她可以問問她母親是否願意和她一起來參加學生的座談。但後來她很抱歉地告訴我，她母親患有嚴重的刺激反應後遺症。當安娜和她說起我們的邀請時，她母親表現出極度的牴觸情緒，幾乎發作了歇斯底里症，堅決拒絕談論她的那段經歷。
真的無法想像當年在流放勞改營，這位前大學教授受到過怎樣殘酷的折磨。安娜還說，當舉報她母親的外婆過世，雖然她母親是外婆唯一的子女，卻不肯回去料理後事，安娜家的其他成員也都拒絕回去作最後的告別，是安娜勉為其難地回去參加了葬禮。一次舉報，徹底毀滅了家人之間所有的親情。被舉報者妻離子散，舉報者孑然終老。不知安娜的外婆在她的風燭殘年會有怎樣的心境？
當學生們問安娜：如果用一個詞形容你在蘇聯的生活，你會用什麼詞？安娜毫不猶豫地回答：飢餓！（有意思的是，學生問了每個被邀請的學者同樣的問題，而他們的回答竟然都是這兩個字！）安娜說，她的記憶中，在蘇聯時好像從來沒有吃飽過。當她和弟弟來到美國，看到接待他們的家庭的爐子上燉著湯，而湯裡竟然有肉，高興得幾乎跳起來。等到走進超級市場，看到貨架上琳琅滿目五花八門的商品，她說她和弟弟簡直驚訝得要昏過去。我第一次來美國時有完全相同的反應！再後來，看到住處街道邊種著很多的櫻桃樹，櫻桃熟了也沒人採，她和弟弟成天爬在樹上吃櫻桃。吃呀吃呀，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櫻桃，一直吃到她爸爸回來才肯從樹上下來……
就這樣，和小安娜做筆友時克里姆林宮那顆紅星的萬丈光芒，不是被宣傳中「蘇修」的概念，而是被大安娜故事裡無辜者悲慘的血淚，告密者邪惡或愚蠢的行為，以及少年腦中抹不去的飢餓和匱乏的記憶所覆蓋，顯露出它黑暗的本質。
酒鬼和流浪漢
每個報名參加訪問團的人都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課題的說明。我提交的是俄國和中國農村改革的比較研究。之所以提出這個課題，一是因為我本身的專業和研究重點就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二是源自我還在伯克利上學時和一位俄國來的訪問學者的交流。那是蘇聯解體後不久的1995年，那位來訪經濟學家講座的主要內容是關於俄國當時正在經歷的經濟危機和困難。
他說，自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政府按西方經濟學家的建議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進行「休克療法」，冀望在短暫的激進改制的痛苦之後，市場經濟會得到快速和長足的發展，替代僵化的計畫而給俄羅斯經濟帶來新生的活力和快速的發展。但三，四年下來，經濟倒是嚴重「休克」，產出下降，物資如食品和日用品供應極其匱乏，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失去控制，最嚴重時竟然一個月漲幅達270%，而市場經濟應該帶來的好處卻渺無蹤影。
他說，俄羅斯經濟基本已經崩潰，民不聊生。在九十年代初上街抗議那些企圖通過政變阻止改革的保守派，誓死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廣大民眾，此時有很多轉而抱怨戈爾巴喬夫毀了強大的祖國，要求恢復甦聯共產黨的領導和計畫經濟體制。
講座結束後我和這位學者進行個別交流。我告訴他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或稱包產到戶），這一改革得到農民的廣泛支持，農產品產出迅速增加，在改善了城市居民食品供應的同時也使農民的收入增加。我問他俄羅斯聯邦為什麼沒有採用相同的政策。他苦笑著說，戈爾巴喬夫1989年訪華後原本想採用類似的方法，而且比中國更激進，就是解散蘇聯的國營和集體農莊，凡是願意從事農業的人，都可以從本地政府免費取得土地耕種。原本蘇聯就幅員遼闊人稀地多，每個人按規定可以取得的土地面積很大。然而出乎戈爾巴喬夫政府意料的是，這一政策公布後，除了少數要蓋房子的人領取了小面積的土地外，幾乎沒有人領取更多的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結果，原先的國營和集體農莊解散了，私人農場又沒有辦起來，農產品產出當然嚴重下降，價格飛升了。我問他為什麼前蘇聯的農民不去領取土地？他說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心裏一擱八年，成了我參加訪問團的動機。
到達莫斯科後，我們被安排住在某一地鐵車站附近的旅館裡。據說此旅館是前些年莫斯科舉辦青少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時為接待參賽運動員而興建的三星級賓館，旅館對街有個很大的公園。旅館大樓約有二十層，底層沿街有個不小的酒吧。因為是夏天，酒吧外面撐著很多遮陽大傘，傘下是酒客的天地。住進旅館第一晚，因長途飛行勞頓，我們都睡得很熟，一夜無話。
第二天恰逢那年第一個高溫熱潮席捲莫斯科，氣溫升到攝氏三十幾度，旅館房間裡熱得蒸籠一般。在牆上四下搜尋，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空調的控制板裝在哪裡。打了電話到前臺，回說旅館里根本沒有安裝空調，讓我們開窗降溫。可是那兩扇窗，不管怎麼推也只能推開半尺左右（設計如此）。沒有辦法，將就吧。可是我們房間下面就是酒吧的地盤，雖然房間是在十二樓，樓下酒吧的音樂聲和吵鬧聲還是直達耳際。關窗吧，沒了聲浪有熱浪；開著那半尺的窗縫吧，高分貝的聲浪夾在熱風中隨意進入房間。反正怎麼都不行。
那一夜，輾轉反側，幾乎未眠。一會兒起來用冷水擦臉，一會兒去窗口往下看看。希望酒吧夜深停業，斷不了熱浪至少可以斷了聲浪吧。可是不管怎麼看，酒吧外總還是坐滿喝酒的人。實在是熬了一夜，累極了，天快亮時迷糊了個把小時。醒來下樓到餐廳吃早飯，卻見酒吧裡依然人頭濟濟。不少人坐在那裡，一面瞪著迷茫失神的眼睛不知看著哪裡，一面還在下意識地從杯子裡喝著什麼。後來又多次看到類似的情景，還聽說，這就是俄國人的習慣，喝上一整夜，喝醉了，早上得繼續喝，說是醒酒。
我在美國時養成了每天早上慢跑的習慣。看到旅館對街有那麼大一個公園，就每天早上提早起床去公園跑步。出發前就被告知，不管何時外出，一定要把護照帶在身邊，因為警察可能隨時叫住貌似外國人的行人檢查身份證件，如不滿意就會被找麻煩；二是要隨身帶些零錢，以應付可能的搶劫。可是一個慢跑的人，不可能隨身背個包（那無疑是「歡迎來搶」的信號），我只好把護照和錢分別放在短褲兩邊的兜裡，怕掉出來就用別針別上。公園裡有很多很多高大的白樺樹，道路蜿蜒，從林中穿過。看到白樺林，心裏好生喜歡，好像回到了當年黑龍江畔的小興安嶺，忘了警察，也忘了竊賊。
可是很快，不安的情緒漫了上來，先是看到公園裡遊蕩著很多流浪狗，品種不同，大小不一，但都髒兮兮的，毛髮斑駁，瘦骨嶙峋，一看就知道餓了不少日子了。要是它們跟著我要吃的怎麼辦？會不會要不到吃的咬我呀？接著，又發現路旁，樹下，草地上，有不少流浪者。看著也都落魄，穿得破爛骯髒。有的呆呆地坐著或者躺著，也有的蹣跚走著，嘴裡還在自言自語。多數都是比較年長的男性。狗倒是沒來打擾我，可是這些流浪者著實讓我膽怯。
不知怎麼一來，我吹起了口哨。《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反正就那幾首會唱的蘇聯歌曲輪著來。心裏下意識打的算盤大概是：看，我會你們的歌，別害我！就這麼一面跑一面吹，眼裡瞄到好幾個流浪者也在瞄我。後來想想，如果他們神經正常，大概會把我看成神經不正常的：一個外國人，還是個女的，到我們的公園裡來，連跑帶喘，還吹口哨，吹的又是多少年前的老歌，不是瘋子還能是什麼？也想過，莫斯科的冬天那麼長，那麼冷，這些夏天還能在公園駐留的流浪漢，到了冰封雪飄的冬天該怎麼辦呢？很可惜，我不會俄語，錯過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
在國家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的學術交流進行順利。那裡的專家學者肯定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俄國經濟開始回暖，雖然還面臨很多問題。此時距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蘇維埃聯邦解體已經十年有餘，中央計畫經濟體制已然壽終正寢，市場經濟開始起步。1990年代初失控的通貨膨脹在強制以1000舊盧布兌換1新盧布的貨幣改革後得到平抑，國民生產有所恢復。但是前十年的「休克」帶來的傷痛依然處處可以感受。那十年的通貨膨脹使人們擁有的儲蓄迅速蒸發，尤其是靠養老金生活的退休族，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很多老人熬不下去，淪落為酗酒的酒鬼，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或者早早逝去；年輕人則因前途不明收入不定而不敢成家，成家的也不敢要孩子；俄國出現人口負增長。
「休克療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以最快的速度將公有的生產資料私有化。俄國採用的方法，是將每個國有企業折算成一定的價值，將所有的國有企業的價值加總就是全國公有資產的總值，然後將此總值除以包括剛出生的嬰兒在內的人口數，就是每個公民應該持有的公有資產份額。每個公民都收到了自己相應的產權證。從理論上講，這樣的私有化還是比較公平的。每個握有產權證的人，不管居住何處，過去從事什麼行業，都可以成為自己希望擁有的企業的所有者。然而，問題到了現實中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所擁有的產權證很可能不夠贖買一家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即使集中產權證買下了一家企業，習慣計畫經濟的人也很可能不知如何經營。所以絕大部分分到產權證的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些產權證，將其視為無用的「廢紙」。
後來，就有腦子靈活，敢於冒險的年輕人開始收購這些「廢紙」。他們以遠低於產權證紙面價值的現金向居民買下產權證。既然被視為「廢紙」的產權證可以變為現金，不管現金數額怎麼低於產權證面值，總比」廢紙「的一文不值要好，於是出售產權證的居民很是不少。而那些收購產權證的人則將收集到的足夠的產權證「買」下有利可圖的企業。其中最受青睞的是石油天然氣企業。據說，葉利欽時代的政府竟然愚蠢到只把這類企業的廠房設備計算了價值，而未把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價值計入。這些年輕人很快藉助幾乎免費的資源成了千萬億萬富翁，再也不用自己走門串戶去收購產權證，而是雇佣了更多希望發財的人去做這樣的工作。於是，一個新出現的暴富階層和大量失去產權證從而失去一切變為赤貧的勞動者的對立出現了。（曾有朋友問，那些最早收購產權證的年輕人的錢是哪裡來的。可惜當時沒有問這個問題，所以現在也回答不上來。有人說那是在蘇聯時期最早從事黑市生意從而掘到了第一桶金的投機倒把者。）
「人民幣！人民幣！」
辦公室裡的交流只是此行目的的一個部分，走訪與參觀是更加有意義的學習和調研過程。去克里姆林宮參觀當然是此行的一個重要項目。去克里姆林宮就要經過紅場。我們一進入紅場，就有不少小販舉著手裡的貨品擁了上來，口中喊著有點奇怪的話。走近了，才聽明白他們喊的是「人民幣！人民幣！」小販手裡的貨品五花八門，有工藝品如套娃、水晶擺件、彩畫盤；有日用品如圍巾、臺布、皮帽；也有各種紀念品。如果詢價，開出的是盧布價格，大概看我們是中國人，馬上又會問「人民幣？」如果你點頭，價錢會比盧布價便宜不少。再等到看我們掏出的是美元，價錢立馬又下去一截，大概只有盧布價的一半。在紅場上的感覺，手裡拿著美元幾乎等同於富翁，看什麼東西都便宜。我買了一條全毛精織印花的大披巾，十美元；兩大本精美的紀念郵票集，共十美元。我最喜歡的，是利用樺樹皮的原始木質花紋畫的俄羅斯風景配上原木畫框，大約20X14公分一幅，三幅總共五美元。
雖然經過盧布改革，幣值穩定了下來，2003年的官方匯率大約是一美元兌換30盧布，但俄國的外匯儲備非常緊缺，黑市上盧布兌美元的價格遠超這個水平，所以在市場上美元大受歡迎，連人民幣也比盧布更受青睞。我們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分別看了兩場高質量的芭蕾演出（莫斯科的是國立芭蕾舞團的《唐．吉柯德》，聖彼得堡的是馬林斯基的《天鵝湖》），因為是美元購票，第三四排正中間的位置，票價才二十美元！
我們住的旅館附近有一個莫斯科著名的小商品市場，進去逛逛，發現很多攤鋪的主人都是中國人。他們從中國批發大量日用品如衣服鞋帽，塑料製品，廚房用具等到這裡銷售。由於蘇聯時代重工業導向的發展政策導致畸形的工業結構，俄國直到此時仍然面臨日用品短缺的情形。因此這些中國「倒爺」出售的質次但價低的商品很受普通消費者的歡迎，利潤豐厚，引起了俄國人的嫉妒。政府已經幾次出臺各類政策限制他們的生意，還有俄國黑幫時時尋釁滋事。據說這個小商品市場即將關閉。我2015年再次去俄國旅遊，找到那裡，發現這個小商品市場依然存在，只是已經看不到幾個中國的生意人了。
那些中國倒爺對我們這些說中文的遊客顯然毫無興趣，倒是幾位出售皮貨的俄國商人對著我們使勁推銷。狐皮的、水獺皮的、貂皮的；大衣、帽子、夾克，看著華貴漂亮，價格低得驚人。可是一想到這是真的動物毛皮，我們還是買不下手。而且即使買了，也要擔心是不是能通過信奉動物保護的美國海關。我在國內的一位朋友被派往俄國做交換學者，他就用帶的幾條牛仔褲和一件滑雪衫給他老婆換了一件貂皮長大衣！
遠東來的尤莉亞
科學院給我們安排了一位年輕的姑娘尤莉亞做翻譯兼導遊。尤莉亞21歲，淺黃色頭髮，清秀活潑，一笑露出一顆小虎牙，好可愛。她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說是在中國的遼寧大學留學兩年學的。我們以為她是畢業做了專職導遊和翻譯，卻不是。她說現在科學院也市場化了，不再有從屬於自己的接待機構，而是將此類工作承包給專職的旅遊接待企業，她是與企業簽約的僱員，按接到的工作量獲取收入。我們所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輛很新的奔馳中型麵包車，開車的司機安德烈很年輕很帥，但不會說中文和英文。據尤莉亞說，車是安德烈個人擁有的，連車帶人被這家公司雇佣，同樣按工作量取酬。
我們問尤莉亞，她接不到工作時何以為生。尤莉亞說她是來莫斯科準備報考莫斯科大學的，借住在姨媽家裡，有活就干，沒活就複習功課。已經考過一次沒考上，打算接著再考。問她為什麼一定要上莫斯科大學。她說她父母本是莫斯科人，年輕時作為共青團員被分配去了遠東一個小城市建設邊疆。邊疆沒有建設好蘇聯解體，他們卻無法再回到故鄉。因為定居的地方距中國很近，聽說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很快，就特意讓女兒學了中文，想以此尋求希望。發現此路不通後，覺得還是要回到莫斯科才能安度晚年，於是轉而督促女兒報考莫斯科大學，希望這可以成為他們回歸莫斯科的跳板。
尤莉亞說，莫斯科大學的入學競爭越來越激烈，因為有很多和她父母同時代的人，被計畫經濟送往遠方安家，那些地方有的經濟落後，有的現在成了外國。為了回到俄羅斯，回到俄國的歐洲部分，很多人將希望寄予下一代身上。讓像她這樣的年輕人倍感壓力。我曾私下悄悄問她，是否想過到美國上學。一抹希冀的亮色閃過她的臉，又很快消失。她說她沒錢去美國上學，她的英語也不好。更主要的是，如果她去了美國，她的父母怎麼辦呢？不就永遠沒了回到莫斯科的希望嗎？我們互留了聯繫方式，以後卻從來沒有再聯繫過。
2007年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回黑龍江曾經插隊的鄉村，從黑河（愛琿）過江去俄國的遠東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簡稱」布市「，中文名稱」海蘭泡「）遊覽。我們住的是「布市」中心據說是星級的酒店，走進我們的「標房」，屋裡是兩張不到三尺寬的簡易鋼絲床，床上配置的鋪蓋雖說還算乾淨，但一看就知已使用多年。
最好玩的是衛生間，夜裡打算洗澡，卻見浴缸裡沒有淋浴噴頭，而且連水龍頭也沒有。沒有水怎麼洗澡？請來前臺服務員，他像變戲法一樣，把浴缸旁邊洗臉池的水龍頭往旁邊轉了九十度，那個比正常尺寸要長一些的龍頭正好可以夠到浴缸一角。原來，旅館的設計就是洗臉池和浴缸「共享」一個水龍頭！走過世界不少國家的很多旅館，如此腦洞大開的設計還真的是獨此一份！再看毛巾架，沒有大浴巾，也沒有一般概念的毛巾，架子上掛著兩條棕黃色的麻布，一尺來寬兩尺多長。看來我們洗臉洗澡都只能用這兩條麻布了，當年在黑龍江插隊也沒狼狽到如此程度呀！這個身為州府的中等城市的不發達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理解了尤莉亞的父母為什麼如此迫切地想回到故鄉莫斯科去。
雖然訪談進行順利，雙方聊得很開放很坦率，我卻沒能為我的問題找到答案。倒不是沒機會問這個問題，而是問了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和我們交談的學者只是籠統地說，蘇聯在農村實行了近七十年集體或國營農莊制度，早就沒有會種地的農民了。後來看了一些資料才知道，俄國農民不會種地也並非全是集體農莊的錯。不像中國，從封建時代開始，數千年來農村的農業生產始終是以家庭為核心組織進行的。俄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取消了農奴制，農民成了自耕農還不到一個世紀，就又成了集體農莊莊員，讓他們從哪兒學習從事個體農業去？
我們在莫斯科沒有觀察到為買麵包等基本食品而排的長隊，但商店裡供應的蔬菜水果雞蛋肉類等還是匱乏。貨架上商品寥寥無幾，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詢問之下，瞭解到俄國的農業生產依然沒有恢復。（實際是俄國的農業生產在改革之後嚴重下降，十年後只達到改革前水平的約三分之二）雖然糧食產出可以滿足國內需要，但蔬菜水果奶製品卻都極其緊缺。莫斯科等靠近歐洲發達國家的地區，可以從國外進口以彌補短缺；稍微往東的地方，短缺還是非常明顯，這和市場化的進展緩慢有很大關係。
所謂市場化，不是計畫一取消市場就等在那裡取代它了。市場的建立和發育需要時間也有一定條件。中國人口密集程度大大超過俄國，村與村，鄉村與城鎮之間，所距不遠。一地生產的農產品要到達需求這一產品的另一地，手提肩挑，騎個自行車，或者搭個農用拖拉機也就到了。當供給方和需求方搭上關係，市場就出現了；當地方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與其他的地方市場連接起來，市場體系就建立起來了。可是，俄國國土太過遼闊，人口密度太低，一地生產的農產品如無完善的流通渠道是到不了消費者手中的。而且從農產品生產地到消費者集中的城市路途遙遠，要建立流通渠道，交通的便利又是不可或缺的。俄國的交通體系，尤其是連接其東歐部分和遠東部分的交通體系，年久失修，據說到1990年代末，鐵路運速每小時還不到二三十公里，運量受到極大限制。如果農民生產了農產品，沒有有效的流通渠道和交通體系將產品賣給消費者，他們又怎麼會有動力去領取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呢？
科學院我們交談的學者還告訴我們，說俄羅斯的農民不像中國農民，勤勞細心，有耐心從事需大量勞動投入的蔬菜水果種植。說俄羅斯農民習慣於集體農莊的機械化生產，你讓他種植蔬菜水果，他干不一會兒，一准跑到樹林裡喝酒採蘑菇，累了就躺下睡一大覺，就別指望他會一整天留在地裡侍弄菜苗幼樹。據說在遠東的有些地方，當年分派去的農莊工人都跑光了，只好偷偷雇佣越境的中國農民種地。
記得2007年我們在黑河乘船過黑龍江去俄國，上船時走在我們前面的兩個農民模樣的大漢抬著一個大麻袋，卡在階梯上上不去了。我們同行的男同胞伸手幫了一把，死沉。問他們裝的是啥，回答說去俄國種菜，帶的種菜用的各種農具和菜籽。據他們說，像他們這樣借「旅遊」之名（過江時落地簽證）去俄國種菜的不少，雖說苦一點，但比在國內務農收入多。說籤證的其實都知道他們過去幹啥，就是睜一眼閉一眼，不較真。就像中國這邊簽證的同樣知道每天早上乘船從俄國來黑河，傍晚回去的俄羅斯婦女並非旅遊而是「倒媽」一樣。市場的萌芽就是這樣生長起來的。
列車上的驚魂「查票」
結束在莫斯科的學術交流後，我們到聖彼得堡遊覽了三天。因為不再是「公事」，科學院的接待不再繼續，尤莉亞也不再做我們的翻譯兼導遊了。我們團長雙林找了他在俄國的北大經濟系同學小賀接待我們。同樣的年齡，相似的背景，加上團長時時誇耀：我們關係鐵不鐵？我們和小賀一見如故。她陪著我們從莫斯科乘火車到聖彼得堡，負責我們在聖彼得堡吃住參觀的一眾安排，盡心盡職。
聖彼得堡是個可以呆很多天都不會厭的地方。正好趕上慶祝她建城三百年，沿街的主要建築門面修飾一新，明媚鮮亮，依然破舊的地方則用大幅的簡易廣告作了遮攔。於是老城就用裝飾而成的新貌迎接著為數依然不多的遊客。（2015年再去，涅瓦河沿岸和聖彼得堡市中心遊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芭蕾演出票價漲到八十美元，還不是馬林斯基的，還是樓上的位置！）
我們白天進宮殿和博物館，走公園坐遊船，夜裡去看涅瓦河上的橋打開讓輪船通過。走不動了，站在街旁比個手勢，自有小轎車駛到身邊停下，用寫著地址的紙條告訴司機你要去哪，很快就到目的地。車裡擠進三四個人，通常每人只攤到一美元的車費。後來我們意識到那些都不是正常營業的出租車，而是司機開私家車運營的「黑車」，心裏就不由嘀咕：我們既不認路，又不會說俄語，如果知道我們有美元的司機起了壞心，把我們拉到什麼荒涼的地方宰了，劫錢加劫色，我們不是死路一條嗎？
問了小賀，她說我們多慮了。私家開的「黑出租」歸黑手黨管，管得十分嚴格，絕對不會出這種事。因為經濟不好，很多人家需要這樣的額外收入來貼補家用。如果出了劫財劫色之事，外地客就不敢再乘「黑出租」，也就斷了很多人的財路。所以誰要敢幹這樣的事，黑手黨自會找他算賬。殘酷的黑手黨的懲罰有效地遏制了某些人的貪念，保證了黑車市場的有序運營。
因為有個團員要提前一天離開俄國趕回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小賀只能把全團分為兩撥。她不放心那位團員一個人乘火車回莫斯科，就決定自己陪他回去。剩下的六人她托了朋友送我們上車。我們是夜裡從聖彼得堡發車，早上到莫斯科後當天就要搭機飛回美國。所以小賀一再告誡我們不要分散，隨身攜帶好護照，不要和人爭論，尤其是不要和警察爭論。她說俄國的警察很會無事找事，對你一不順眼就把你銬起來關上幾天，敲你一筆錢再放你走。這樣一來就會誤了回程飛機。怕說多了我們過於害怕，她又安慰我們說，你們六個人，不是一個人，可以互相幫助，也不要太擔心了。
因為我們大件行李都寄存在莫斯科小賀家了，所以隨身沒有多少東西，上車很順利。只是上了車才發現，我們六個不在同一個臥鋪隔間，雙林等四個在一個隔間，我和另外一人在另一個隔間。車開不久，一個胖乎乎的女列車員來收車票，說是以車票換毯子和枕頭。這個和過去國內的臥鋪列車類似，我們也不疑有他。就把車票交給了列車員，還看著她把車票插入相應的車廂和床位格裡。過了好一會兒，正等著列車員送毛毯和枕頭來我們好睡覺呢，那個女列車員急匆匆來到我們車廂，指著我一通哇哩哇啦，我半句也沒聽懂，只是疑惑地看著她。
同車廂的一對年輕俄國人用英文告訴我說，列車員說沒有我的票，要我把票給她！我說我剛才把票給她了。她連連搖手說「捏，捏」（不，不），還指著她手裡那本放車票的本子，示意那上面我的鋪位處沒有車票。這無疑是晴天霹靂，我明明把票給了她，為什麼轉眼就沒有了？何況她收票當時為什麼不問我，離開以後又回來倒算帳？！太可疑了！我示意她把那個本子拿近點，我要細看。其實車票上全是俄文，要看也看不懂。但我發現票上我們的姓名是按漢語拼音標示的，我查看了我們隔間的又看另一個隔間的，突然發現有我姓名的車票插在那個隔間的票格裡。我拿出那張車票，指著我的姓名，再指著我自己「告訴」那個列車員，「這張就是我的車票！「可是那個列車員還是一個勁」捏，捏」地搖頭。我火了，拿出我的護照，要她看我護照上的姓名，和車票上的姓名。那兩位挺熱心的俄國年輕人也走過來看，然後點著頭說「yes,yes」。這下那個列車員沒轍了，氣沖沖地轉身走了。
又過了一陣，列車員又回來了，示意我叫另外幾個團員都到我們隔間，然後拿著五張車票捻成一個扇形，數了一遍，意思是只有五張票，然後又一一指著我們點了一遍，意思是我們有六個人，缺一張票。因為我已經證明我的票在她的票夾裡，她把我扒拉到一旁，然後叫他們幾個認領自己的票。一陣忙亂，各人找到了自己的票，獨獨缺了團長雙林的票。這下列車員來勁了，盯著雙林叫他拿票出來。雙林和我一樣目瞪口呆，覺得受到天大的冤枉：剛才明明把票交給她了，她打了兩個轉回來，票就不翼而飛了？可是語言不通，無法分辯，和我們同車廂的那兩位俄國青年英文也不是那麼流利，無法幫我們多少忙。那個列車員來勁了，凶巴巴地告訴我們，讓我們下一站下車，讓警察來處理。
聽說要趕我們下車，我們慌了。不會說俄語，也不會打電話，半夜三更的把我們撂在半路小站，讓小賀上哪裡找我們去？又說要找警察處理，那更可怕了。聽說俄國的警察比黑手黨更可惡，不知會怎麼折磨我們呢。六個人匆匆合計一下，覺得在這種時候，好漢不吃眼前虧才是上策。於是請那兩個俄國青年和列車員協商，看她想怎麼解決。瞭解的結果是說我們「遺失」車票，須罰款五百盧布！花錢消災了，況且按當時匯率，五百盧布還不到二十美元。看我們掏出的是美元不是盧布，而且給了她二十，列車員沒再說什麼，接過錢就走了，也沒給我們收據。當然我們也沒敢要。
有驚無險。沒有被撂在半路小站，也沒有被送去見警察。等事情過去，已是半夜一點多了。大家好不容易才平息下砰砰亂跳的心臟，倒在自己鋪上迷糊了過去。正迷糊著呢，覺得有人推我，睜眼一看，睡眼朦朧中見又是那個列車員，笑瞇瞇地說「cha!」猛不丁地，睡意全嚇跑了，還查？！查什麼？列車員連說了幾次」cha!Cha!」我嚇得一下跳下鋪位，看那兩個俄國青年睡得正香，趕緊去叫旁邊隔間的那幾個。我們個個都如驚弓之鳥，被這個睡夢中來的「cha」嚇得六神無主。那個列車員也跟了過來，舉著手裡的茶壺和裝著幾個杯子的茶盤，說」cha?」這回我們聽出了她詢問的口氣，又看到她手裡的茶壺，突然恍然大悟。原來她在問「要不要喝茶？」天爺！可不帶這麼嚇人的哦！我們一人拿了一杯茶，嘴裡嘟囔著「斯巴西吧」(俄語」謝謝「)。待她一走，雙林一屁股坐到鋪上，說「嚇死我了，怎麼昨夜查了，天不亮又cha！」
十幾年過去，我到現在也沒搞懂，到底是俄文裡的「茶」就是發「cha」的音，還是這位列車員為了表示親善，特意用了中文發音的「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