腸子都悔青了!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圖)


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網絡圖片)

許振思,小學教師,男,55歲(1986年採訪)。

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

我是1950年3月參加工作的,一直在當小學老師。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回家。其實我在教育戰線工作,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別認真,做人特別小心,真的是一點毛病也找不出。可是還是被開除了。回家以後,我任何地方沒有去過,一直老老實實地參加農業生產。那時候,我心裡已經沒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盡自己的能力把屋裡生活搞得稍微像樣一點,把幾個乃崽撫養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這個家,就心平氣和了。

我妻子蔣蘭桂,溫柔賢惠,跟著我吃苦受罪,總沒有怨言;我的五個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歲,最小的兩歲,一個個長得聰明伶俐,逗人喜愛。別人都說我們是地主分子破窯出好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麼破窯,而是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我是做夢都沒想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

1967年刮殺人風時,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我一個人逃脫了性命。記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吃過午飯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裡睡午覺,休息一會,因為鄰大隊有殺人的消息已經傳來,心裡總像有事一樣,不安。雖然自認為表現得還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來的,這本身就是大罪過;由於讀過幾句書,頭腦複雜一些,曉得殺起來會不分青紅皂白,就特別多留了一個心眼。這時候突然聽得一陣子打點的鐘聲,噹噹噹噹響個不停。打一下,我心裡就顫一下。這鐘聲響得不是時候!

我趕快爬起來,向外一看,油榨房那邊許多民兵背著鳥銃、梭標、馬刀趕過來了。早兩天,我們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經布置了專人看守,負責看守我的是一個名叫黃大貴的貧農,也許是我命不該死,這時黃大貴鬧肚子疼回了家,我這裡沒人看守。我看到風聲不對,覺得還是要跑。我趕緊將一雙草鞋放到床邊,把蚊帳放下來,做出一個我還在睡午覺的假象,只穿一條短褲,抓起一條汗帕,一頂斗笠,跟妻子打了個招呼,就要上路。

我妻子對我說:「只要救出你自己來,別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兒子家文送我:「快給你老子拿幾個粑粑,拿條褲子。這一去,還曉不得能不能再見面。」

我也哽咽地對她說:「你們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裡,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說:「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我大兒子家文背著背簍追著我,從後門溜出去,上了村子後面的豐村大嶺。家文跟著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著我危險,就對他說:「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帶好弟弟妹妹。」

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會殺大人,沒想到會殺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險,沒想到他們更危險!更沒想到會一家一家斬盡殺絕!我後悔呀!腸子都悔青!這些年來我一想到這個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著我,興許還能留條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來他也跑脫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說到這裡,許振思嚎啕大哭起來,那種嘶啞的捶胸頓足的哭聲,叫我們心驚膽顫。可是,我們除了陪著他默默落淚外,一句話都不敢說。說什麼呢?他不願意回憶的往事是我們勾起他去回憶,他不願意說的話是我們挑起他去說。道縣殺人的事,不僅當局者有人希望遺忘,很多被害者遺屬也希望遺忘,不遺忘,他們活不下去!許久,許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靜下來,但那個胸膛深處喘出來的粗氣,怎麼聽,怎麼叫人心碎。)

我接過家文遞過來的粑粑,這是七月半過鬼節打的粑粑,沿著一條上山的小路跑進山裡。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後來我聽說,到我家裡來抓人時,我12歲的兒子家武,躲進豬廬裡,身上用稻草蓋了,可是因為害怕,嚇得渾身發抖,被發現了,抓了去。我妻子蔣蘭桂和5個崽女被李耀得等幾名凶手用繩子捆起,牽到村子後面的爛泥塘,那裡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兩米見方,是當年探礦隊下來探礦,留下的廢井槽,一梭標一個戳了下去。我們大隊那一次一共丟了16個人下井。他們把人推進去後,又把稻草點燃,丟下去燒,裡面的人還沒有死,燒得一片慘叫。聽說,我有個兒子當時沒被燒死,幾天後,還有人聽到他在探井坑裡哭……

我在嶺上遇到了我們大隊一個右派份子許振中(略)。

……我在嶺上與振中哥被衝散後,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華縣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當時他們那裡還沒有聽到殺人的風聲。我妹妹問我做什麼來了,我不敢說實話,講路過來看看。因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見得好,我害怕連累他們,有話不敢說,有淚不敢流。一看他屋裡的情況,我曉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問了一下消息,就告辭了。我妹妹追出來,見我神色不對,就追問我:「到底出什麼事了?」我忍不住,哭著對她說:「你不曉得,我們那裡殺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殺。你嫂子和幾個侄兒現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來見個面,以後恐怕就見不到了。」

我妹妹一聽,哭了起來。我說:「你不要哭,自己還要多保重。我在這裡對你們有妨礙,走得越快越好。」她不當家,身上沒有錢,叫我等她一下,又轉身回家從妹夫手裡拿了一塊二毛錢給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遠。

離開妹妹家以後,去哪裡呢?我左思右想,無路可走。因為從1959年開除回來以後,好多年沒有出過遠門,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曉不得。思來想去,只有回道縣,因為那時候我曉不得這口風到底是從哪裡刮來的,曉是曉得從上面來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敢隨便殺人。要是敢的話,我們不早就殺掉了,還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點我心裡清楚,執行政策,下面總是比上面左一點,搞得惡一點。不如乾脆到縣裡,找公安局投案自首,當時我估計我這個樣子最多就是勞動改造,還不致於殺頭,硬是要殺頭,也就死在那裡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著務江水庫一直往回走。沿途崗哨很多,見了行人都要盤查,沒有路條就抓起來。我通過仔細觀察,發現崗哨雖然嚴密,但大多都設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嶺上很少有崗哨,我就翻山越嶺,專走小路,見人就躲,見崗哨就彎路,一路上是說不完的驚險……但更堅定了我的想法,躲在農村裡肯定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到縣裡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幾天,走到離縣城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崗哨更密了,查問得也更緊了。到處抓人。對空著兩手的人特別注意。我一看,這一關不好過,心裡直發怵。可是退還回去也不得了,危險性也大得很,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擔紅辣椒到縣城去賣,我急中生智,連忙跑過去,說:「伯伯,這麼大一擔辣椒,上城裡去賣呀?我來幫你挑一截。」老人說:「那怎麼要得呢。」我說:「那有什麼要不得呢,學習雷鋒嘛。」

不等他答應,就把擔子接了過去,把稱桿讓老人拿著,裝作一起進城賣菜的,因為老人就是當地人,站崗的民兵認得,終於闖過了最後一關,進了道江鎮。

進了道江鎮以後,我跑到縣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沒有錢住旅社,只好在城裡亂轉。當時,道江鎮的氣氛也很緊張,但是不殺人。有個「革聯」總部設在二中,二中的大門閉得緊緊的,不准人進去。二中對面的空坪,就是現在的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鋪了一些稻草,裡面住滿了逃出來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幾個人。我也在裡面住下來。二中裡面的「革聯」害怕我們影響他們,也不理我們。這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了道縣。我們每天到武裝部排隊領兩餐飯吃,後來,人員越來越多,部隊負擔不起,就動員我們回去,說已經下了通知,不准殺人了。可是我們都嚇破了膽子,誰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裝部門口等飯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車路通了。道縣集中了19部汽車,運送因公路阻斷而滯留在縣城的旅客去零陵。為了保護旅客的安全,每部車上派了兩名解放軍護送。前面一個,後面一個。我們這些亂七八糟的人也跟著混上了車。其實,當時我們那個樣子,渾身髒兮兮、臭哄哄的,別人一看就曉得是什麼人,那個時候對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社會是非常歧視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雖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縣滯留了這麼多天,對農村殺人的事還是有所耳聞目睹,對我們非常可憐,都不趕我們下車。

車子從道江鎮出發,經過十里橋時,被「紅聯」武裝民兵攔住了。命令我們全體下車,要逐個檢查。我一聽,差點嚇暈過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來,這一下又自投羅網了,再一看其他幾個人,一個個嚇得面無地色。幸虧護車的解放軍堅持不答應,他們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堵住車門,說:「凡是車上的人,我們在道縣已經檢查過了,一切問題由我們負責,請你們放行。」民兵們見解放軍同志態度堅決,交涉了一陣子,最後開了卡子放行。等車開出十里橋,我一顆懸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裡。

我跟著車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氣氛雖然也很緊張,但比起道縣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們又找到地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們,把我們趕了出去。我看到在這裡沒有人肯收容我們,只好自己找活路,說句丟人的話,讀過幾句書的人,討飯張不開口,找事做連門都進不去,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碰到一些做手藝的人,看到我這個樣子,就收留了我。

我就跟他們走了湖北,在那裡學砌匠,燒磚瓦,打零工,什麼能餬口就幹什麼……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給口飯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懶,總算還能活下去。

一直到69年,聽得道縣恢復了平靜,才回了老家。這時候,我才曉得一家人早殺光了,房子也被人佔了,東西也分光了……可是那個時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脫牙齒往肚子裡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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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合成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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