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施」防疫 禁令與信仰的戰爭誰是誰非？(組圖)
「錯施」防疫，禁令與信仰的戰爭誰是誰非？（圖片來源：Pixabay）
關於對中共病毒的預防，我們從公共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悲觀的。普通醫用口罩無法阻擋病毒被吸入體內，而可以過濾病毒的N95口罩極度缺乏，連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也不能保證足夠供應。關閉學校，關閉大部分行業的運行，待在家裡躲避瘟疫。現代傳染病學認為，一旦一種傳染病擴散到社區，每個人遲早都會接觸到，而可能被感染，目前所有的措施都是在拖延，就是只能緩解瘟疫的大爆發時間。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紐約市並沒有關閉學校，紐約的死亡率比臨近採用更嚴厲隔離措施的城市還低。但這次中共病毒的爆發，紐約卻成為重災區。我們從上週紐約市猶太人社區的一個葬禮聚集來探討健康禁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紐約市猶太社區的一個葬禮
圍繞4月28日在紐約布魯侖舉行的正統猶太教社區的葬禮引發官方批評和公眾議論。讓人們感覺到是圍繞疫情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的是非之爭。
這場公眾議論凸顯出在民眾與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背後，同時也表現出公眾在面對瘟疫、面對生死問題上的態度大不一樣。對於保留傳統文化意識的人來說，人的生死是大事，是很嚴肅的，參與葬禮是對死者的尊重，即使在目前如此嚴重的疫情面前，也不能卻步，躲避是對死者不尊重。
表現上是威廉斯堡的猶太人保留了比較多的傳統習俗，認為參加葬禮是對死者的尊重，而對生死的理解更多帶有傳統宗教和文化烙印，所以在別人對疫情感到恐懼時，他們仍然遵循自己的傳統習俗。
而這場衝突表現的不只是正統猶太教小區的問題，而是在面對瘟疫和生死這些問題上的態度，受到傳統文化教育熏陶的人，與受現代思想教育出來的人的理念和價值觀的衝突。
這種衝突也體現在各國政府在面對疫情的處理方式的理念和處理方式上不一致。
居家令是依據科學決策的嗎？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席捲全球的21世紀最大的疫情，各國都在緊張防疫。為了躲避疫情，很多國家施行了「居家令」，但也有一些國家地區實施放任政策，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府，在此時受到批評，疫情當前，關乎人的生死問題，批評者底氣十足，聲音也大了。而且科學家也加入這個批評者的行列。
有譁眾取寵者給這種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策起了個名字，叫「佛系抗疫」，並聲稱，說佛系抗疫，最大問題是不把人當作人。這不僅讓人忘記封城帶來的人道災難，同時讓人感到似乎實施封城最嚴厲的中共才是真正把人當人，是全球抗擊疫情的榜樣和全人類在疫情中依賴的大救星。好在中共學者出來在黨媒發聲，解釋為什麼封城，「疫病是關乎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突出問題」。根本沒有提人什麼事。它重視的是它的政權穩定，而不是人，或者人的生命。
目前實施強制措施的政府，和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府都聲稱是依據科學決策，實施強制措施的政府官員強調，是否解除「居家令」，不是政治考慮，而是依據科學依據。而實施放任政策的政府也強調他們的政策是建立在「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理論基礎上的。也就是面對瘟疫全球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是依據科學決策。
只是目前針對疫情的決策實施過程中，在科學認識上和採用的方法上發生了分歧，這是在科學內部出現爭論——究竟採取哪種科學方式能有效抑制疫情。在疫情當前，科學決策關乎人的生死，不能小看。
但嚴格地說，按照現代科學的定義來看，在此時面對疫情，科學真的力不從心。因為現代科學講的是實證，目前對這個病毒沒有逐夠認識，在過去也沒有對疫情進行過有效控制，在本次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還沒有時間實施實證了，因為一切證據要等到藥物出來或者是瘟疫結束後才能得到檢驗和校正，那時是什麼情況，現代科學很難說清楚，所以科學抗疫不僅是空想，也是一個口號。
社交距離、居家隔離、戴口罩的依據是什麼？
目前推行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據是什麼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那麼，目前推行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據是什麼呢？
雖然提出這些措施的政府官員、衛生官員都聲稱依據科學，可是不論政府網站，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也只有對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政策和措施報導和建議，沒有具體科學依據和數據支持。
有的網站稱，「事實證明，保持社交距離是疾病暴發期減少疾病傳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在疾病暴發期保持社交距離是減少疾病傳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有一些醫療官員說，保持社交距離，以防止醫療系統不堪重負。這顯示，有些醫療官員不樂觀，他們沒有寄希望人們不被感染，他們真正擔心的是感染人數突然爆發，醫療系統在疫情衝擊下，不堪重負被擊垮。他們希望疫情能平緩。
西班牙流感：當前防疫措施效果不明顯
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的軍營醫院，病房內被感染西班牙流感的軍人塞滿。（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從歷史上看，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做法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間都曾經有先例，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衛生官員在制訂疫情預案中，有這樣一些措施選擇，是沿用和模仿西班牙大流感時期的一些防護措施，但是在歷史上這些措施執行後效果怎樣？答案是效果並不明顯。
1918年8月，西班牙大流感波及世界時，美國很多地方也關閉一切公共場所，學校停課。有的地方衛生官員即使反應非常迅速，將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者隔離，但在瘟疫衝擊下也不能倖免。
為了配合防疫西班牙大流感的措施，當時各地也出了很多雷人口號，從良心、愛國主義，到病毒能帶來死亡等嚴厲警告，甚至有的地方還為此立法，對違反規定將被處以罰款，或者監禁。但是還是遭到民眾的抵制，這可能也是美國傳統。
人生活在社會上，畢竟不是真空，不可能絕對隔離，在「鑽石公主」出現的那種感染。在中國武漢雖然封城管制嚴厲，用行政方式，仍出現多次超市人員被感染的案例，那麼這些超市員工接觸到的各地派來的統一購物的機構，同樣把病毒傳播開來，而且接觸過的新鮮蔬菜可能都被污染，在轉送到被嚴格限制出門的居民手上，怎麼能保證不被感染？居家令的實效大打折扣。
同樣是沒有太多證據能支持居家隔離的效果。在武漢有很多感染者是年齡很大、不能離開社區，但是卻感染病毒，而一些在戶外活動的人群，還有很多沒被感染，這樣的例子很多。
在歷史上的大瘟疫期間，那時交通也沒有這麼便捷，但還是有很多人感染。病毒怎麼在尋找人群，在尋找什麼人群，目前科學還不是那麼清楚。病毒是通過什麼方式在選擇人，還是每個人身體素質內在因素所致，還是什麼別的原因，目前都不得而知，有人就是不被感染，有的人能產生抗體免疫，有的人就容易被感染。
關於CDC通告的疑問
美國疾控中心（CDC）3月15日發通告，建議未來8個星期禁止50人以上集會活動，認為大型活動和群眾聚會是武漢肺炎病毒（COVID-19）在美國傳播的原因，已經要求8週內取消50人以上的集會活動，以防止武漢肺炎傳播。
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限制以50人的界限，也有的地區是100人，或其它數字？顯然，做這些限制的人或機構對人數多少並沒有什麼一致的標準，人數多少不是重點，重點是限制人的聚集。
對通過飛沫、接觸、或空氣傳播感染的病毒，保持社交距離可能對減緩病毒的傳播有一定效果。但如果傳播途徑是通過糞口、或是其它方式感染，保持社交距離就沒有什麼效果。
保持六英尺（約2米）的社交距離這種提法也是沒有什麼科學依據，是根據在1米的距離，你會直接感染到你對面的人。這個做法是人出於規避病毒而臆定的，為什麼呢？要求社交距離做法的理由是，一般說話氣流不能超過2米的距離。這個假設是他認為病毒會隨著飛沫運動。病毒是會隨著感染者的飛沫出來，但出來後病毒的運動並不一定一直隨著飛沫運動，病毒可能會隨飛沫運動，也可能離開飛沫，自行運動。所以，這個保持六英尺（約2米）的社交距離只是一個安慰距離。
社交距離和居家令，戴口罩對於人們躲避病毒有一定效用，有多大作用並沒有準確數據支持，但誇大這些做法的作用，在醫學上是沒有準確和強有力的證據支持。這些要求雖然是專家提出的，但是依據並非科學，而是經驗，感覺。
依靠法律限制民眾是否合適？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當年立國的基點就是信仰自由，宗教是有一些儀式，民眾也有一些習俗。（圖片來源：Fotolia）
要說病毒，按照現在這種旅行狀況，病毒可能早在年初就已擴散到世界各地，可能已經潛伏在四處繁殖，等待時機。當前，人們對這種病毒的認識有限，這種病毒到底有哪些感染途徑，現在還不是那麼清晰，甚至對這種病毒的生存狀態都還不能準確認識，只是從檢驗中發現，或者從實驗室的試驗中獲得一些數據，但不能保證這些信息是病毒的全貌。那麼也再次説明，制定的避免交叉感染措施也就只能是虛構的，臆想的，目前也無法證實它的實效。
如果從醫學上講，流行病學中保持社交距離的目的是減少傳染的可能，準確地說流行病學中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只是一個常識性的建議，就是通過限制病毒的傳染途徑，但前提是必須已經知道這個病毒的傳播途徑。
當人們沒有疫苗預防，也沒有藥物能有效治療時，為了阻斷病毒傳播，所以，提出各種保護措施，而又不知道這個病毒的實際狀態，有哪些傳染途徑，所以人們是希望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以獲得安全感。
要說傳播，蚊子、蒼蠅，昆蟲、動物都能成為病毒傳播者，為什麼沒有人做一個限制蚊子和蒼蠅的，甚至，空氣、風都能傳播，那麼為什麼以防疫和保證生命安全的名義制定法律、法規來限制人呢？
從人們珍愛生命角度可以理解，但是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這種依靠法律、行政法規來限制民眾的做法，肯定不合適，這已經不是小題大作問題，以保護人生命的名義使用強制手段，包括法律，來限制人，維護政府的做法，是在共產國家和專制制度下最慣用的手段。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當年立國的基點就是信仰自由，宗教是有一些儀式，民眾也有一些習俗。
人有趨利避害的心理，在瘟疫面前想躲避這種心理也是正常反應。在不清楚這種病毒的情況下，作為政府考慮民眾安全也是應該的。但使用強制手段限制民眾傳統習俗和信仰等活動，這種做法無論是否為了健康，肯定是不合適的。
瘟疫期教堂關閉説明了甚麽？
在過去，人在生命垂危時，不是想到的找醫生，而是想到牧師。因為那時人們信神，相信生命輪迴，在生命彌留之際，懺悔自己這一生中的過錯，希望得到上帝寬恕，帶著一個平靜的靈魂回歸。
今天在瘟疫期間，有的教堂關閉，改成網上布道。這讓人想到，在瘟疫面前，他們對神的信念還有多少，他們對神信的程度還剩多少，他們是否還相信上帝的話。
這顯示，神職人員自己對神也失去信心，這是宗教的沒落和悲哀，那還怎麼去勸導人相信神呢，今天神職人員這個詞的意思已經不是表示專業修行，而是表示一個職業、工作，只是一個專業而已。
疫情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結束，但人們，包括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寄希望於這次瘟疫病毒像上次SARS病毒一樣在6月突然消失，這是封城和採取強制措施政策的人們制定這種政策時所期待。但如果不能按照預期在6月結束怎麼辦？或者像1918年那次出現一個反覆怎麼辦？是繼續採取強制措施，還是放鬆一些呢？如果在疫情沒有減緩下，放鬆之前採取的強制措施，那就意味著這種強制措施在疫情下失敗，但如果還要繼續採取強制措施，那是災難，不僅是被病毒感染者的劫難，也是未被感染者的災難，這會帶來次生災害，可能有人是死於這波瘟疫帶來的次生災害。因為人還要生活，為了制止瘟疫而限制人們的生活，給社會帶來負擔，那是另一場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