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雄：根本的自救之路在於政治覺醒(圖)
——對新冠病毒傳播事件的深層反思
（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目錄
一、釀成此次國難的信息封鎖機制
二、危機暴露的中國國家能力的嚴重衰減
三、無限集權與信息社會自然秩序的根本衝突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權，才能實現命運自主
五、政治轉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階層與官吏階層的歷史聯盟
六、作為公民我對公僕習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今夜義人逝矣，今夜悼者難眠！
就在今夜，武漢疫情八大吹哨人一李文亮醫生不幸身亡。他曾因其接診親歷察知疫情，出於良知和責任率先向同仁報警，卻遭警方傳喚和訓誡。而他的身體早已被新冠病毒悄悄侵襲，雖經隔離搶救，終告不治。但至死他都沒有得到警方的一句道歉。噩耗傳來，舉國痛悼，網際網路上悲號與憤怒此起彼伏。這無疑為當下新冠病毒凶猛擴散這一空前國難，增添了更為悲情的一頁。這場和平時代的國難，這場由於信息封鎖而造成的國難，如同童話、寓言一樣，在和平增長的中國突如其來地發生了。災禍之大、生命損失之慘重，令人哀痛。短短十五天內的網路信息爆炸表明，中國億萬民眾正在驚恐和痛苦中大警醒、猛回頭，中國歷史也必將由此進入新時代。
一、釀成此次國難的信息封鎖機制
情節就像童話、寓言一樣，集體撒謊引發巨大的信號錯亂，從而使生命共同體遭受巨大的報應。數十年來，中國社會日漸富庶，然而遠非國泰民安。不僅改革開放路線自設禁區、自裹小腳，而且中共拒絕根本政治變革的集團自私行為更導致新的「僵化倒退」捲土重來。在思想控制方面，自2013年始，過往的制度性說謊，升級至集體撒謊的最高境界：一邊是大作減法，打壓《南方週末》、關閉《炎黃春秋》、撤銷數千網路意見領袖賬號並大面積封群、抓捕和重判英勇發聲的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與維權人士，鉗萬民之口、使萬眾失聲；另一邊是大作加法，以舉國之力，投入巨量資源，由龐大的秘密警察和思想警察機構、數十萬信息員或五毛、大數據利維坦等等，積極主動地合力創設出一種疑似存在，一個童話、寓言式的「謊言國」。在這個「謊言國」中，自由市場改革和部分分權放權所產生的成就被說成是統制制度的優越性，前任實幹家的功勞被記在甚少獨立做事成功記錄的現任賬上，模仿追趕所獲得的二流技術被誇大為一級前沿和「厲害了我的國」……舉國瀰漫的謊言雲霧緩緩滲透，使民眾麻醉，也使官吏麻醉，愚民同時也更加愚官。同1958年童話、寓言般集體撒謊「放衛星」運動引發三年大飢荒一樣，此次國難亦是人禍遠大於天災。人為釀成災禍的核心細節極具黑色幽默：政府不去控制病毒，卻把首先喊出「薩斯病毒來了」的八位醫生控制了。在一個身處一線只能使用模糊語言預警的地方，暴力機器竟然暴力性地要求使用精確語言。當一線知情者被卡喉、信息自由公路被封鎖，病毒就自由地侵入不設防的人間營養源，自由地控制無知無覺的民眾。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已經上報共有七人包括一家三口被感染病毒，國家衛健委首批專家趕赴武漢調查後，卻公開宣布病毒「不會人傳人」，話音未落，專家組組長王廣發就發現自己感染了這種病毒！尤為甚者，「政治第一」（而不是事實第一，說真話第一）——這一集體撒謊運動的總綱領，被作為行政指令明確下達到衛生健康系統，用以強迫一線醫生閉口。1月2日以「國家喉舌」身份公布「八人造謠被處理」的中央電視臺，則構成為釀成此次人禍的謊言放大器，新誕生的「謊言國」就這樣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主要用在舉國封鎖信息以服從政治需要上面。於是，嚴峻的「人傳人」疫情被隱瞞二十天之久，一貫信任政府的信息和信用的民眾安然向新冠病毒敞開胸懷，武漢地區因此錯失了最佳防控期，病例得以幾何指數增長，疫情很快失控。以舉國體制，把八位一線醫生關於「病毒來了」的救世真話誣陷為「謠言」，修改常識理性關於「謠言」的定義以服從政治需要，從而造成億萬民眾的信息自然擴散通道在病毒大舉入侵前夜發生巨大阻滯，這就是釀成此次國難的信息封鎖機制。那些長期以來參與構建和運作這一信息封鎖機制的官吏、網管與信息員，以及此次無意危害他人、自身以及親友也可能是此次災禍的受害者的警察，面對此次如此慘烈的人禍，良心應該感到內疚了。
二、危機暴露的中國國家能力的嚴重衰減
一場並非頂級危險的病毒傳染，被中國各級政府處理得山崩地裂、天旋地轉，數億人口就像經歷「泰坦尼克」號傾覆災難一樣逃難、躲藏、驚恐、悲愴。數百或許更多的生命死於新冠病毒感染，更有數萬人業已染病，網上發表了許多觸目驚心甚或令人淚崩的報導：封城後，武漢地區的染病者紛紛前往醫院求治，卻得不到及時的檢驗、確診或住院急救。多少患者排隊等候十幾小時，直至拼盡最後一絲力氣；或者輾轉三四家醫院，都無功而返，身心備受摧殘，有人在候診室內大口噴血不止，甚至出現某些倒斃於醫院走廊的悲慘個例；也有市民家人染病，打著永遠打不通的收治電話，眼看著全家一一被感染，最後一道躺臥等死，生命似乎賤如螻蟻，衍生出種種人間悲劇和人道災難。還有無形而深層的巨大損失：為防止病毒蔓延，驚恐過度的各級行政機構象抵禦外星人入侵一樣紛紛實行戰時性管制，處處封路、封店、封村，把社會生活「瞬時冰凍」，造成全國普遍的工商業蕭條。似乎很少有人議論：未來一年的經濟生機活力對於民眾生計、健康和生命是何等重要，可以預計的數萬億的經濟損失和巨量人口失業，會間接造成那些貧寒而且潛藏重症的底層人群多大數量的「提前死亡」？封城之舉正如自由思想家笑蜀所評判的那樣，並非中道穩健的政治操作，封城絕非最佳選擇。但即使封城，也需要同時實施多種收放平衡、社會心態微調、保存促進生機活力的槓桿組合。目前全國一片外部沉寂肅殺、內部驚恐過度的異狀異象足以證明，當局者迷，當局者多非職業棋手，政府各級官員嚴重缺乏基本管理能力、處置重大變數的危機管理能力、駕馭巨型社會的系統均衡能力。若干核心細節可以為此作證：12月底疫情已經爆發，大年初一即1月25日中共最高層才成立疫情小組，這就是傳說中的「中國速度」？封城之後，一線醫院各種急救和防護物資的嚴重短缺，更不可思議地發生在擁有上萬億歲入的大省，發生在擁有十八萬億歲入的中國！火神山醫院的快速建設的確令人振奮，但十幾天來有多少染病者無法入住醫院因而病情加重或瀕危，為什麼統管全局者沒有首先在封城令下達之後的1月23日，立即就在武漢市區內徵用五十所中學、大中專院校教學樓和各類場館充作臨時急救中心，徵調五百支外省醫療分隊緊急支援？這僅僅只需應急管理部的一位科長、處長，在幾張白紙上簡單勾勒、修改數次，就可規劃出操作方案（當然，這一操作方案本來就應在應急管理部的檔案櫃裡早已備存）。一個真正把平民百姓生命看作高於一切、同時沒有優柔寡斷性格的領導人當可立即簽字決斷。2月3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醫學影像專家、博導張笑春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信息，指武漢大批核酸檢測呈「陰性」但CT影像已經查出為「陽性」的疑似病人僅被要求居家隔離，結果造成大面積家庭聚集性發病。張教授要求主管部門將確診流程改以CT影像取代以往的核酸測試，將居家隔離改為公共場館集中收治，並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工作，否則有限的醫務人員是無法應對十幾萬無症狀或加重留觀人員的。顯然，如果1月23日起就將CT影像為「陽性」的數千或上萬患者緊急移往五十家臨時公共場館加以隔離和治療，目前這種大面積家庭聚集性傳染本是可以避免的。實在地說，大規模徵用場館方案，若干網友第一時間就已想到並建議過，但為什麼統管全局者沒有這種基本預見力？十幾年前，某位1978年前的上海市副市長曾經對我議論：美國九一一事件中紐約市的緊急救援並非沒有瑕疵，如果當時從倒塌的世貿雙塔廢墟附近的地鐵臨時打坑道過去，不排除有可能搶救出十幾條生命來。這一操作奇想頓時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我問他為什麼會想到這一點？他回答：他做上海市副市長，正好分管「搶險救災」這一塊，有時凌晨兩點也會接到緊急電話，什麼水災火災的都需要連夜處理，久而久之，他處處想到能否找到更巧妙的救援策略。你坐到書記、行政長的位置上，你的第一任務是尊重民眾委託、保護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這就需要你事先對各種可能的危情有種種預見、規劃、應對演練。如果你沒有危機管理意識，沒有幾十年都在蒐集、思考和累積危機管理經驗，卻又孜孜以求地謀取更大權力和無限集權，那你就是一個裝模做樣的混世者。不必請出職業分析家，即使平民百姓，通過這件事都可以現實地觀察到：中國政府的國家能力、行政效率、人心凝聚力已經大不如前。自從2003年抗擊薩斯疫情以來，在中國，民的能力在自然地累進，官的能力在詭異地後退。正如歷代皇權數傳後發生的那樣，黨國金字塔頂層已經落入「政治特權階層核心領導力衰減律」中，「庸人當政」成為其穩固的主調，中國最優秀的政治、管理、戰略人才主流已經不在黨國之內。尤其是近年以來，在中央集權制的選人用人機制下，在慣例性的公正、效率兩大規則之外，新出現了第三大「正式規則」：個人效忠或個人依附，由此就催生出了前所未有的「用人不公」。為官方媒體所一再詬病的「懶政怠政」現象，原因種種，其間就不無體制內各類人士針對越來越嚴重的「用人不公」所做出的消極抵抗因素，但根本原因還在於極權專制所必然導致的優汰劣勝的逆向選擇機制。總的看來，樹心本身在快速腐爛，但平民百姓卻成為首先和最終受害者。
三、無限集權與信息社會自然秩序的根本衝突
在突如其來的大疫情面前，舉國體制如同紙糊燈籠，一戳即破。可以說，在政治學和管理學層面，新冠病毒事件是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票否決。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中央電視臺披露了「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等核心事實。這位市長語調平穩，歷練有素，看來本是潛在的人才，雖然其危機管理水平不敢恭維，但其在關鍵時刻說出真話、讓全國民眾瞬間明白原始真相的勇氣，還是相當可嘉的。現在全國民眾都知道了：由於湖北省的「更上級」封鎖致命信息，導致武漢官民損失了二十天抗疫黃金時間，釀成了此次疫情失控的災禍。近年以來，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的無限集權體制不斷把各種權力上收，集中於一人、定於一尊，彷彿毛時代重演。但是，任何一人，包括習近平先生，有能力使權力集中再集中，卻沒有、也不可能有能力通過「無限集權」，來對巨型社會實行高效治理。此次一場「中級疫情」被人為地操作成「慘烈災禍」，即是鐵證。回顧人類歷史，「集中力量辦大事」僅僅只是小概率。姑且不談政體，在純粹事功方面，即使最法西斯、最極權的秦國與德意志第三帝國，皆為興盛於分權，敗亡於集權，有《臥虎地秦簡》和《曼徹坦因回憶錄》為證。高集權和「無限集權」不可能產生更大效率——為什麼如此？因為兩大基礎性的數學物理原理在起作用：具體信息不完全擴散原理，局部因果關係不完全擴散原理。人類生命的一線行動和因果事變的天然分散性，導致了一線信息的天然分散性。一般人都知道，信息在中轉傳輸中會失真，會處處打折扣（正如我們的CDC院士們之所作所為），會耗費諸多的社會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緊急事態和原創性行動的一線信息具有倒計時特質，不允許長距離和緩慢傳輸，長距離和緩慢有時就意味著毀滅。所以，緊急事態和原創性行動必須就近決策。按照信息社會的自然秩序，諸如傳染疫情的公布權本來就應當放在距疫情中心兩小時地鐵附近，而不是中南海。通過一人來統制一切的「無限集權」由於違反自然秩序，必定是低效的，顢頇遲鈍和釀成巨禍不是意外，而是它的本色。在今日信息社會，信息是第一資源，是原始物質力量的引領者，信息社會的基本行為結構是多元化、多中心化的自然扁平結構，在信息社會裏，處處是一線，處處都應當具有某種決策權，處處都應當實行分權或自治。此次抗擊新冠病毒活動的舉國異狀異象，充分證明了當今中國這個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自由選舉和多黨競爭、沒有分權制衡和問責彈劾、沒有聯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極權政治制度嚴重落後於信息社會的基本需要。而在信息社會實施一元化、定於一尊、無限集權，更是直接與信息社會自然法則和天道相對抗、開歷史倒車的「愚官」行為。如果不尋求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中國民眾將面臨更多更大甚至災難深重的人禍和倒退。管理學上的墨菲原理曰：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會出岔子。只要你的基本結構有問題。這不是猜謎賭博，而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一種因果原理。我們這個高度集權、低度人權的社會，長期以來官強民弱，億萬民眾如同不自然的溫室花草一樣，對政府有著巨大的信息依賴和信用依賴，一旦許多「謠言」被人們發現竟然是「遙遙領先的預言」，人們就空前失落，對政府徹底不信，轉而盲信各種危言聳聽的傳說。過去十五天，中國社會一夜之間退回到前現代的集體非理性狀態。各級政府更是以戰時狀態放大著全民恐慌，官民合力共振，極大地加重了災禍的次生效應。顯然，僅僅用人口素質是解釋不了這個必將載入史冊的「全民恐慌」經典案例的。更深層的原理在於信息傳播的法權結構塑造著社會心理。
四、只有享有政治主權，才能實現命運自主
災禍面前，民眾在自救，剛強豪邁的湖北人在災禍面前尊嚴地承受著危難，並互相提攜，的確令人尊敬。有的志願者義務開車接送醫護人員因而染病甚至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堪稱人道義士。「謊言國」最珍貴的資源是「說真話」。面對嚴酷的思想控制、數字化極權和漠視民命的信息封鎖，一線醫生護士說出攸關民眾健康安全的核心信息，普通公民為所有人說真話權利發聲、為有效保障說真話權利的政治制度呼籲，這是一等一的事業，此時此刻具有一等一的道德價值和社會意義。被誣陷為「造謠者」的八位醫生中的李文亮把警方訓誡書公布於眾，第二次表現出「直言英雄」風範，然而卻不幸染病逝世！湖北航天醫院醫生胡電波實名爆料，武漢發熱人數可能超過十萬，官方不重視，但民眾因之而警覺。公民笑蜀在外媒連續發文抨擊專制政治，公民陳秋實在現場進行視頻報導，公民方斌在拍攝拉屍車實景……（希望今後這裡能增添更多閃亮的名字！）但真正的一線聲音仍然很難發出。在參與釀成嚴酷災禍之後，中宣部不知悔改，仍在禁網、鉗口。有報導稱，中宣部要求從2月3日開始，媒體對所有涉武漢新冠病毒疫情的報導，都進行嚴格的審查。由此人們知道，沒有億萬民眾的敲打和制衡，數字化極權和「1984」是不會吸取教訓的，它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一些憤怒的公民提出了「信息公開」的要求，官方也做出了「改進疫情預警防控體系」的承諾，但這些僅僅屬於小小的「改良」，「改良」是絕對不夠的，「改良」將會反彈。因為這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沒有制度保障。「改良」仍然是奴役的一種變體，是漂亮的新枷鎖。他們想以「改良」逃過舉世的滔滔譴責，他們想矇混過關，他們還會捲土重來，更嚴重地禍害我們。多少善良的民眾心智麻木已久，而不願正視：無限集權，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政治體制，它已經掙脫了一切制度制衡和內外牽制，必定趨於無限失控和放縱，因而必定禍亂天下。我們不能抱著「它要鬧，就讓它鬧唄，看它最後如何收場」的看客心態，因為我們民眾自身是災禍的最先和最終承受者。無限集權體制既然已經在我們中間誕生，就必定將我們步步推向深淵，這一代人，這十幾億同胞，必須自救，必須阻止之。自從2017年底「無限集權」的戰車啟動以來，中國國勢開始走下坡路，社會嚴重受傷。全國民眾不是傻瓜，看一看吧，這幾年，它犯下多少顛覆性錯誤，從錯誤走向錯誤，幾乎每一件重大經濟、人權、外交和戰略事務，都被它搞砸了。我們還有多少權利可供其剝奪、還有多少家底可任其敗壞？這一次它所造成的病毒大傳播的嚴酷人禍，已經觸及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健康、生存底線。如果我們不從此反擊、抗爭並根治之，難道就任由這個無限集權體制把我們的數十年和平繁榮化為灰燼，把這一代人推向停滯、動盪和內亂的深淵嗎？體制內可能還有人抱持返回到2017年前或者2013年前的幻想。但是，第一，體制內的實力結構已經沒有這種緩衝或轉軌可能。第二，民眾至此已經大面積覺醒。無論新極權、舊極權，老調子已經唱完。民眾的忍耐已經到達極限，民眾的憤怒是無法遏制的。幾乎一夜之間，多少善良的民眾明白了，只有由人民掌握政治主權、選舉領導人並控制政府，才能避免類似的人禍重演，民眾自身的政治覺醒才是根本的自救之路。保守是人類的天性，尤其是享受了數十年和平繁榮生活的平民百姓，總是企盼守住幸福，好上加好，邁向盛世。但盛世還沒有到來，就已經過去了。因為這一波和平繁榮「景氣」沒有現代政治文明作地基支撐，它不過是機會主義的爆發戶，而非久經錘煉的書香門第。領導人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這是萬古不易的經驗。在此次我們普通民眾蒙受危難的時候，他們的表現證明了，他們尤其不可信任，臨當危難他們總會這樣拋棄我們，即使沒有自然的災禍，他們也會用權力的放縱來為我們製造人為的災禍扣在我們的頭上。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享有了政治主權和政治權利，我們才能實現真正的命運自主。只有建立人民主權下的憲政民主制度，我們的社會才會獲得真正的尊嚴幸福和長治久安。
五、政治轉型成功的前提是平民階層與官吏階層的歷史聯盟
無限集權體制的禍害來得如斯凶猛迅烈，即使早有預見者亦感到震驚，但如果僅僅用某個領導人的個人歷史或政治偏好來解釋其前因後果，未免失之淺薄。無限集權制是1992年以來的「九龍治水、有所牽制的後極權」這個母親的兒子，它們母子之間具有家族類似，按照墨菲原理，只要有這個機會，帝國夢、法家鐵腕、乾綱獨斷和全面統制這幾大政治元素之間就會發生化學反應。古語曰：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黨國長期拒斥根本政治變革，早晚會催生暴烈的變態。不管是極權、後極權，還是新極權或無限集權政體，實質都是一丘之貉，都在政治上拒斥憲政民主，實施權力的排他性壟斷，剝奪人民各項政治權利，嚴酷打壓政治反對運動。所以無論它怎樣修補或改良，都不可能拋棄其落後的前現代政治制度。憲政民主的大本大源不立，極權專制橫行肆虐，這實際構成為中華民族最為深重的政治癌症。這一次病毒大傳播的人為災禍，這幾年「國之大事」從失敗走向失敗，都是中國政治制度「癌症」惡化的最新見證。2020年，是一個災禍與覺醒同來的歷史節點，是一個需要解困救急又需要高瞻遠矚的歷史節點，是一個既要及時根治新冠病毒又要啟動根治政治「癌症」工程的歷史節點。多元均衡的憲政民主是根治中國政治「癌症」、最適合中國這塊土地、最適合中華民族需要的政治真理。但是要把這個政治真理操作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對這一代中國人有著很高的道德約束和操作智慧要求。有一位思想家說得好：「爭自由的事業，需要英勇擔當風險，也需要審慎平衡各種因素，防止出現人為的重大失敗，因為重大失敗會使人民的枷鎖更加的沈重。」我們必須尊重億萬主權的民眾對幸福生活的保守心態。我們必須儘可能地追求業已到來的政治轉型過程的平穩、平和。自由民主主義者，尤其是「憲政民主運動」這一溫和保守學派，應當與十幾億主流民眾世代相傳的那些不違天道和人道、不具排他性和破壞性的成見同正確，同錯誤。我們要和我們的父母之邦同命運。任何根本變革都不能允許讓普通民眾和善良官吏作為最終的受害者，任何「轉型陣痛」都不允許把我們腳下的船弄翻了。我們應當學習我們的祖先孔子、孟子、墨子的人道主義理念，以和平仁愛、不忍人之心、換位思考來推動爭自由的事業。目前獨立民間歷經嚴酷打壓而實力稚弱，主要致力於道義批判，但必須遙遠地預判未來的種種變數，嚴防重演1644年「闖王進京」僅僅42天就崩盤的諸多道德和戰略錯誤。李自成進北京，一則把暗中對義軍有所期待的宰相將軍群體綁在樹上拷打，以榨取貪污受賄的金銀財寶，結果讓全國各地處在觀望狀態的明朝官吏階層心寒遠離。二則放縱部下侮辱吳三桂的父親與愛妾，把堅守一線的山海關十萬國防軍逼反，使其投入到屠殺成性的外敵懷抱。而在此之前的數月內，崇禎皇帝兩次提議要調動山海關為全民族守衛最後屏障的十萬國防軍返回北京，抵禦李自成大軍，但宰相大臣們皆以伏地痛哭而予以破壞。在眾宰相大臣那裡，還有「全民族安危第一優先、個人生命次之」的大局意識，但李自成集團沒有。如果「闖王進京」後迅速而成功地實現了平民階層與官吏階層的政治聯盟，中國歷史就會是另一番模樣。縱觀人類歷史，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在建立第一代政治民主、創造輝煌燦爛的古典文明之前，已經實現了平民階層和貴族階層歷史性的大妥協。古羅馬在進入繁榮昌盛之前，也已經實現了平民階層和貴族階層在選舉制度上的大妥協。今天的中國要建立偉大的憲政民主，創造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的經典文明，必須首先在國內實現平民階層和官吏階層歷史性的大妥協。這個重大課題是必須解決的，是不能跳過的。
六、作為公民我對公僕習近平先生的善意忠告
目前首要的考題是我們如何看待無限集權體制的首要責任人習近平先生。如果習近平先生為釀成此次「人禍」真誠道歉和反省，終止無限集權，做出重大改變，並且啟動根本的政治變革，那麼，他將重新贏得全國億萬主權的公民的認可。「仲尼不為已甚」，中國人都是善良寬厚的。問責、批評、監督領導人，是主權的公民堂堂正正的政治權利。目前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批評、譴責，甚至怒斥，是主權的公民對釀成巨大人禍者的即時反擊，是人間正氣，是自然生態。「君子愛人以德」。此時此刻，眾多公民的憤怒聲討，從一個側面也是對公僕習近平先生的愛護。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眾痛罵蔣中正，促使良知尚存的蔣中正日趨決意抗日，終於通過統率八年抗戰而成為繼岳飛之後的偉大民族英雄。1989年至1992年，國內民眾與國際輿論對鄧小平強烈抨擊，促使理智尚存的鄧小平與計畫經濟教條徹底決裂，正式推出「市場經濟」，在歷史上扳回一局。習近平先生目前處境與二人多少有些相似，是否有足夠的良知或理智正面接受舉世滔滔的批評譴責，遵循天道與人道積極作為，為自己在永恆歷史記錄中扳回一局？暫時不談政治轉型，僅僅只談純粹為人。正面接受出於正義感的公民對自己的公義批評，正是習近平先生展示「男人胸襟」的機會。當初董瓊瑤在上海對習近平畫像潑墨，本來可以一笑置之，在今天這個開放時代，就算有不同意見者對著國家元首本人扔雞蛋、丟西紅柿，又有什麼了不起？如果習近平順便開一個玩笑，默認這是公民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那麼全國民眾都會十分敬佩習近平的「男人胸襟」，相信有不少為人父母者會拿這種「男人胸襟」作為教育孩子的榜樣。然而，習近平先生的部下卻把董女送進精神病院並下了藥。歷史會怎樣記載這件事情呢？繼續暫時不談政治轉型，僅僅只談純粹為人。許章潤教授，習近平先生的清華大學師友，近日在網上著文，強烈抨擊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極權政治釀成此次嚴酷人禍。不管兩人的政治立場如何，習近平先生能否請許章潤教授在中南海、清華大學或者某處吃個便飯，聽聽許章潤教授談一些與政治無關的其他清華趣聞？分手後，許章潤教授可以繼續主張民主自由，習近平先生也可繼續主張「黨是領導一切的」，但包括我在內的多少中國同胞會認為習近平先生真有「男人胸襟」！返回到政治轉型話題。我歷來主張公民對政府和公僕有充分的公義批評權，甚至指手畫腳權。我當然同時堅決反對任何人身攻擊，而歷來主張「對事不對人」，尤其認為首惡在於無形的後極權和無限集權體制，而任何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都是可以說服、可以改變、可以共處的。我生於窮苦人之家，多年來都在嘗試盡綿薄之力直接或間接幫助底層民眾自力或維權。過去六年，我身處習近平先生一手造成的政治冤獄中，但是我卻一直對習近平和栗戰書兩位先生大力推動的「精準扶貧工程」讚不絕口，哪怕明知其有所謂的民粹主義考量，哪怕明知其間潛藏著嚴重的水分！我還認為，如果通過憲政民主制度平臺，甚至還可以把「精準扶貧工程」打造成持久的「自力奮鬥型福利國家」的某種起點。可能會有很多激切的自由同仁認為我很可笑！但我這裡講的是我真實的感受和數十年基本理念。我一直認為，專制派與自由派都是一國同胞，僅僅政見不合而已，任何為了理想價值而發生的競爭或對抗必須保持一定的分寸和最後的底線。只要專制派轉向憲政民主，我們自由派必定回報以真誠而熱烈的認同和接納。如果2020年習近平先生和栗戰書先生與備受民眾支持的李克強先生等一道推動全國人大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推動基本放開新聞自由，進而在未來兩年推動中共由極權黨轉為選舉黨，幫憲政民主制度解決「兩黨制」中的一半難題，我們維權運動願意為三位中國公民維權三十年。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對所有的同胞都心懷善意。我們願意擁抱所有接受憲政民主的同胞。在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圓桌上，一個都不能少。即使備受民間譴責的國保與「環球」，我們也可以通過「使功不如使過」的技巧，文明地迫使其為未來的中國版「福利國家」或均衡的言論自由超常賣力地幹活。願這一代人沒有白白經歷此次災禍與劫難，願武漢民眾慘痛的承擔沒有虛擲，願自然良知與健全理智成為所有同胞心中的真宰！天祐湖北同胞，天祐十四億同胞，天祐中華民族！
2020年2月6日晚至2月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