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苦思甜」 為何搞不下去了？(圖)

中共強迫老百姓憶苦思甜。（網絡圖片）

一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來到了離城二十多公里、祖籍所在的西固小坪山插隊落戶。

在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時不時地就要「憶苦思甜」，吃由野菜煮成的「憶苦飯」，要控訴「萬惡的舊社會」。到農村後，很快就遇到了生產隊召開的「憶苦思甜會」。對於「憶苦思甜」我們並不陌生，實際上從中學時期，我們每年都要下鄉兩週和貧下中農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訪貧問苦」、請貧下中農做憶苦思甜報告則是每次必經的功課。我們滿懷希望能聽到老貧農們對舊社會的控訴，對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刻骨仇恨，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作文課上，在每週一期的黑板報上寫出高質量的「訪貧問苦」報告，展現我們與貧下中農結合、接受階級教育的豐碩成果。

結果卻常使我們失望，他們往往以抽象的「舊社會很苦，地主老財壓迫剝削我們貧下中農」開頭，講到具體的事例時，卻越講越不對味，不僅聽不出什麼壓迫和剝削，更像是在為地主老財評功擺好。

有一次在榆中縣和平公社的一個生產隊，我們費了很大的勁，好不容易請到了一位地道的三代老貧農，請他憶苦思甜，不料又遇到了這種情況，於是我們就耐心地誘導他回憶地主的罪惡。不料他卻無奈地說，「娃娃們，毛主席說要事實求是，我也不敢『喧謊』，我剛才說得都是事實，人家說起來也對我不錯。」喧謊是當地方言，是「撒謊」的意思。我們只好垂頭喪氣地鎩羽而歸。

大家心裡都在想，什麼老貧農呀，他怎麼會沒有一點階級覺悟，但誰也不敢說出口來，那可是對貧下中農沒有感情，是階級立場問題。這樣的事遇得多了，思想就陷入極大的困惑，哀嘆我們怎麼就遇不到一個像被周扒皮、劉文彩那樣的財主剝削、壓迫的貧農呢。也許我們遇到的都是個例，扎根到農村就可能找到當局所宣傳的實例。為了應付作文和黑板報的需要，我們只好以苦大仇深老貧農的口氣，代他來控訴黑暗的舊社會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

二

我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憶苦思甜」，以為很神聖，正襟危坐在那裡準備洗耳恭聽，接受教育。主持會議的從先隊長開場白後，並沒有人接茬，在幾十個「煙槍」噴出的煙霧和不時傳來的劇烈咳嗽聲中，三三兩兩地閒聊起來了。隊長也混跡其中，聊到興致處還不時地狂笑著。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本來莊子裡就沒有多少拿到會上可以上綱、值得訴的苦，又從五一年土改開始，十多年來「訴苦」就沒有消停過，因而早就沒有什麼可以引人興趣的新鮮玩意去賣弄。但這是上面的要求，沒人敢公然去違背，更不敢對抗，好在只要有個形式，大家湊在一起說要「憶苦思甜」就行了。至於「憶」什麼，「思」什麼，並無人去追究，所以往往成了閒聊、鬥嘴，甚至是打情罵俏。

過了約莫半個多小時，突然子齊叔公笑瞇瞇地大聲提議，讓子德憶憶他的腿是如何讓「萬惡的舊社會」致殘的。少頃，全場幾乎一致地附和了，會場上頓時沸騰起來，有人已經將他從凳子上往起來拽。子德是貧農成分，和子齊叔公年紀相彷，是個腿有點殘疾、走起來一瘸一拐的半老頭，在我的印象中話不多，靦腆，待人很和氣。不料子德紅著臉抗議道，正經些，別胡鬧，我的這點破事有什麼好聽的，拉拉扯扯了半天就是不肯開口，眾人開始起鬨了。按今天子齊叔公所說，他的腿是「讓萬惡的舊社會打殘的」，因而對他的腿，我還真有興趣，想聽他訴訴苦，於是也一本正經、誠惶誠恐地請他專門說給我聽聽。

誰知我的意外請求卻將已趨於平息的起鬨重新推向高潮，眾人對子德施加了新的壓力，一致要求他給我這個「剛從城裡來的孫子」講一講，隊長也壞笑著敦促他，但他巋然不動，始終不開口。僵持了片刻，失去興趣的人們又被新的話題吸引了注意，也就沒有再繼續為難子德。

經會後私下打聽才知道了子德不願「憶苦」的苦衷。原來他的瘸腿與舊社會的「萬惡」一點關係也沒有，也不是被哪一個「狠心殘暴」的地主打斷的。在那荷爾蒙居高不下難以控制的年輕歲月，子德出軌偷情屢屢得手，只是一次運氣不好，不知何因被人發現抓姦，在慌不擇路、翻牆逃跑時摔斷了一條腿。阿彌陀佛，善哉！原來如此。這就是我下鄉後第一次聽到的「憶苦思甜」。

在隨後的幾年裡，為了配合政治運動，大隊、小隊也都不時地會舉行這樣的活動，卻幾乎見不到有老人們出面訴苦。隊幹部們為了完成任務，只好賠上笑臉，苦口婆心地去勸那些當年給人「扛活」、「被剝削」的老貧農們，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來控訴舊社會的苦，控訴當年「東家」的殘酷剝削和階級壓迫。可得到的回答，不是說年成太久忘了，記不起來了，就是說，當年也說不上苦，人家工錢沒少給，好吃、好喝的待承著。有的還乾脆回憶起當年東家的好處和恩情，弄得這些幹部下不了臺，只好說他們是老頑固，沒有階級覺悟，被地主富農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為了完成上級佈置的這一政治任務，不知何人想出了一條李代桃僵之計，即由這些「老頑固」們的後人們出面來訴苦。這些年輕人們並沒有親身經歷過過去的實際生活，又從小被長期洗腦，頭腦簡單，容易駕馭。想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會說什麼，甚至有時只要稍給予暗示，他們就會心領神會。他們的階級覺悟與他們的父輩相比，那高的不是一星半點，套用現今流行的話就是「甩出幾條街去了」。在他們的心目中，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的地主老財都和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一樣，吃窮人的骨頭、喝窮人的血。於是乎先輩們成了他們手中的道具，經他們的魔術棒一揮，在他們聲淚俱下的控訴下，一件件血海深仇的家史就被呈現在眾人面前。

有個青年就控訴某地主對他們家殘酷剝削，導致他的一個兄長被活活餓死了。據知情人講，東家待他們家不薄，工錢從沒少過一文，還常給予額外的救助。他家孩子多，日子不好過，只要揭不開鍋去求，總會得到照應，而且常是有借無還。那時，衛生環境差，缺醫少藥，嬰幼兒死亡率極高，甚至一次發燒、痢疾都會奪命。因為相當普遍，一般家庭對嬰幼兒的夭折雖也悲痛，卻迷信地認為是前世的討債鬼，並不十分在乎。他的兄長當年就是死於痢疾，當時東家還拿出一個銀元要他們去看大夫試著救救，可他的父母看著奄奄一息的可憐孩子，認為沒救了，就忍痛放棄了。

於是對這樣的「憶苦思甜」，就常有知情人在台下悄悄地反駁、譏笑，他們的當事人長輩也自然成了眾矢之的。當然作為另一方當事人的地富分子是沒有機會、也沒有膽量去辯解和澄清，只能什麼也不說地默認了。

三

「憶苦思甜」實際上是個偽命題，當局時時要農民用「憶」舊社會的「苦」的路子，「思」出「新社會」的「甜」來，以感激黨國的英明，來擁護他們的統治，顯示他們執政的合法性。可除了土改時，一些沒有土地的窮人分到了土地，他們無償地種了兩、三年不用交租的地，也許比他們過去的境況「甜」一些外，一經合作化以至以後的公社化，他們被一紙戶口劃地為牢，圈在農村不許遷徙、外出，被剝奪了除種地以外其他所有謀生技能的可能，所有的農民都成了土地的奴隸。

馬克思當年為他們所許的願「無產階級所失去的不過是他們的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並沒有實現，他們不僅沒有得到「全世界」，相反卻窮得一無所有、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者」。他們也沒有失去「他們的鎖鏈」，而又被加上了不止一條新的鎖鏈。

各級官僚們把心思都放在「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上，以鬥人為主業，在「農業學大寨」的蠱惑和誤導下，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生產水平低下。於是不僅中農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如四九年前，許多貧農，甚至給人幫工的雇農也如此。尤其是「大躍進」的人禍造成了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餓死三千多萬人、其中受害者主要是農民，即使由土改確實帶給一些人的短暫的「甜」，也被這空前絕後的災禍洗刷得一乾二淨。這種「甜」的經濟內涵被無情地撕去，而只徒剩空洞的政治內涵，即「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軍」，「一切權力歸貧下中農」等空頭政治支票。連飯都吃不飽、甚至活活被餓死的「一切權力」又有什麼用。樸實的農民們一訴苦，「舊社會」的「苦」半天還沒有想起來，六零年挨餓、甚至親人被餓死的慘痛就湧上心頭，於是乎，一個好端端訴舊社會苦的會，就瞬間成了控訴六零年悲慘生活的會。這樣的例子其實在我下鄉務農以前早已接觸了不少。

四

縱觀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不難發現，消滅地主、富農階級只是中共秉承蘇俄的意志、遵照他們的模式，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打出的旗幟，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在戰爭年代，他們為了吸引貧苦農民加入他們的隊伍，更為了能合理地搶劫到維持暴力運轉的財富，他們將所有的富裕農戶統統說成土豪、劣紳，用他們的頭和血來祭「革命」的大纛，用他們的財產來充當「革命」的糧草。實際上地主和農民之間並不是農村的主要矛盾所在，把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當作革命對象，完全是別有用心、張冠李戴了。

他們執政後，坐上中南海龍椅的那位真命天子總是杞人憂天，老是擔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處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對他的人。為了鞏固權力，強化獨裁，也為了滿足他那「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惡鬥嗜好，只能製造階級鬥爭、製造階級矛盾，煽動一部分人去仇視另一部分人，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

他們首先向地主富農開刀，不論是非善惡，完全依照土地和財產的多寡將這些人置於死地，使得他們成了共產黨為將共產主義理想付諸於中國社會的第一批殉難者和冤死者，由此使農村的生產力受到極大的破壞。除了不按自然規律和經濟法則辦事，倒行逆施、胡亂折騰外，這也是改革開放前幾十年農業不能發展、農民貧困、經濟幾乎崩潰的重要原因。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只要有個和平的環境，統治者不要過分地橫徵暴斂，農業就會發展，人口就會興旺，整個社會財富就會迅速增加。

其實從四九年以來的六十多年裡，前三十年他們用土匪、流氓的手段，通過「土改」和「公私合營」將中國城鄉所有生產資料和一切社會財富以充公的名義剝奪到他們手中，城鄉社會各階層實際都成了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成了他們的奴隸。

後三十年，他們又以改革的名義，將這些財富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侵吞到他們和他們子孫的囊中，人人成了億萬富翁，成了新資本家。歷史轉了一個甲子，又回到了四九年時的原點，六十多年社會還在原地踏步，只不過是「新桃換舊符」而已。難怪他們既要肯定前三十年，也要肯定後三十年。

八十年代以後，「憶苦思甜」才在全國範圍內逐漸消停下來，並最終絕跡成為歷史。大概當局也意識到，民眾已開始覺醒，對他們歷年來倒行逆施、橫徵暴斂的苛政有了清醒的認識。如再強行要民眾「憶苦」，那不僅五八年大躍進後三年時間裡餓死三千多萬人的罪惡首當其衝地被「憶苦」，連五七年以「莫須有」罪名迫害了數百萬精英的反右、以流氓手段剝奪了工商業者財富的「公私合營」也將被「憶苦」而受到清算。尤其是對於浩劫了十年的文革，帶給中國人民空前絕後的災難每個人都還記憶猶新，再「憶」，他們「為人民服務」的畫皮就會被剝得一絲不掛，他們的「偉光正」就會轟然倒塌，他們極權的合法性也會受到置疑甚至挑戰。讓這種在國家和民族內部，人為劃分和製造族群之間的對立，以卑劣手段來挑動民眾互相仇恨的「憶苦思甜」永遠絕跡，遠離我的子孫後代則甚幸。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