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回頭浪子的自述(圖)

一個回頭浪子的自述。（攝影：貫明/看中國）

講述人：張先痴（1950年土改工作隊成員，1934年生）

我讀高中的時候，受我酷愛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成為一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像絕大多數舊社會的青年學生一樣，反對黑暗嚮往光明。1950年6月，參軍半年後我在軍政大學參加了青年團，並一直擔任了好幾年的團支部副書記。

土改時我在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我們這支小分隊由戰旗文工團、西南軍區警衛團等幾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的隊長叫武覺（音）。我們最初在重慶嘉陵新村——那是西南軍區招待所——在那兒集中起來學習土改政策，由西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來給我們作報告。當時的口號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這就是說，土改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我共參加了兩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區，村子我記不起來了，是在一個山裡面，第二期在四川省敘永縣。這兩個地方都緊靠貴州的赤水縣，當地老百姓趕場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幾個村都是最窮的地方，窮到什麼地步？村子裡，要找一個富農都難，有個中農就了不起了。但還是要劃地主。我們到地主家收浮財，看到那些所謂的「地主」可憐得很，衣服破破爛爛，家徒四壁，根本說不上是有錢人。現在想起來，那時劃出的一些地主實在可憐得很。

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發動窮人訴苦——也就是挑撥離間。第二階段清理、劃分成分。第三階段分浮財、分土地。第四階段成立基層組織。

其實農民對地主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仇恨萬分，有很多農民當面鬥了地主，私下又去給他們道歉。我們工作組就要去煽動農民，先集中起來訴苦。有個歌叫「乾人歌」，據說是個民間的歌，主要是述說生活苦難，以前我還把歌詞抄下來，現在忘了，記得有什麼：「正月是新年哪，乾人要過年哪……沒得錢買鹽哪……」我們就用這個歌來讓農民想到在過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裡受的苦難，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歌唱起來很悲慘，唱得那些貧下中農都哭。

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鬥。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

為了發動群眾，還要殺人。

當地有個地主叫賈欲雄（音），那個地方姓賈的比較多。區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大概是個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後為了打地主的威風就要殺人，那天要槍斃哪幾個我記不清了，但是其中沒有賈欲雄。在會上，區委書記說了一句：「賈欲雄，到了這個地方你還要強辯？！」「強辯」就是辯解，不聽話的意思。民兵聽錯了，把那個江浙話「強辯」聽成「槍斃」。書記話音一落，民兵把賈欲雄拖起就往那個預定的場所（即刑場）跑，那只有50到100米遠。後面的人覺得不對勁，喊：「轉（回）來，轉（回）來！」那些民兵哪裡想到什麼轉來不轉來，一槍就把賈欲雄打死了。

那時連判決書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假如有個法律程序，就是走走過場，賈欲雄也不會被冤殺。當時我就想，殺個人怎麼這麼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殺一個土匪，他叫張國華，同西藏軍區司令員一模一樣的名字。我為什麼印象這麼深，因為那次是我當的審判長，我去宣判的。當時我才十多歲，看起來都不像。我看我兒子十五、六歲那個樣子，好笑。我去當審判長是上級指定我去，我不認識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上級給我送個判決書來，讓我在這兒把他槍斃了就完了。

我們那是山區，要找一個像樣的壩子都難，記得我們是在一個窪地裡開的會。張國華被押來，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但是，也得找幾個「苦主」來訴說他搶劫的事。其實一看他那個樣子，十分普通，個子也不高，簡直不像土匪。我一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馬上給我跪倒，說：「放我一條生路，我還有一個老母親。」

我們當時沒得一點惻隱之心，而且，有惻隱之心也不行。我們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裡有一個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兩、三歲，她家裡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個樣子，悄悄地哭。我們內部過不了多久就要整頓一次，整風呀，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總結。那次總結時，就把那個女娃當場開除軍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說，對我們內部，也要殺雞嚇猴，起警示作用。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啥不對，是嘛，對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這麼壞。

我喊：「拖下去！」剛喊完，他態度立馬就變了，沒得希望之後，他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我們原先準備把他押到一個預定的地點槍斃，路上，有一個兩米寬的空地，在兩個田埂的中間。他看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好，就要求就在這兒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開槍。那個執行的人是個「二桿子」（即不務正業、有些痞氣）的農民，這些人在土改鬥地主時都是最積極的人。他把子彈在鞋底下磨，彈頭有了毛剌，打進腦殼就要炸，他要以此來表現他的鬥爭性。我們同意了張國華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個地方。

在兩期土改中，我只有這次參與殺人，而且是當審判長，好笑。

土改期間，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殺的不少，但我們那個村好像沒得地主自殺，那些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們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時看到，全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一件破蚊帳到處都是補丁。浮財，根本找不到。

還有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也遭殺。有一次，上面說，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那個村的一個積極份子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上面佈置下來，我去找他談話，要他坦白交待。這個老幾（人）回去就上吊自殺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剛濛濛亮，他的老母親衝進我們工作組住的那個院壩裡來，一衝進來就呼天搶地地大哭，像發瘋一樣。那次對我的震驚很大。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現在想起來他是絕對的老實農民，老實得難以想像，這種農民也說他參加了反革命。

我還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鬥地主，開大會，把那一帶的地主富農都押來，捆起來跪一壩，要他們接受農民的教育，農會的主席要講話。我們工作組的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槍，我有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有一個地主，不，是個富農，姓賴，留個山羊鬍子，他動了幾下，我用駁殼槍在他額頭上戳，說：「你不規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幾下血就從他頭上流下來。我想，馬上要進會場了，血流起不大好。他頭上圍得有帕子，四川農民以前都是圍帕子。我把他的帕子蓋住他的傷口，然後一推他的頭，說：「你老實一點。」

我後來挨冤枉，被共產黨整得很慘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人家是個老人，又沒有傷害我，又沒有觸犯什麼，只不過動了幾下，或者那個姿勢我看不順眼，真的沒有什麼。我一個十幾歲的娃兒，拿槍在他頭上敲打，他怕不怕？萬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覺得自己很惡劣，像個……像個……簡直沒得人性，只因看不順眼，就下手。那個時候自己認為自己有無上的權威——我就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你們這些壞人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不過，我們當時搞土改還算比較文明的——比在解放戰爭時期文明。我在部隊裡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對我說，在解放區鬥地主時，設一個「望蔣臺」。把地主吊起來升到旗桿上，然後問地主：「看到蔣介石沒有？」地主說「看到」或「沒看到」結果都一樣，一刀把繩子砍斷，地主從旗桿上栽下來摔死。他還說，奶娃娃——沒滿週歲的奶娃娃——就提著腳在石頭上摔死。解放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整的。我們搞土改時全國已經解放——所謂「解放」，上面控制得很嚴，但是仍然發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殺。

很多地主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勤勞一生積累的財產一夜間全部被奪光，絕望了，因這種情況自殺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還血腥，抓到土匪就把頭割下來，高高吊起，讓趕場的農民看。

你問現在怎麼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就算地主對農民有剝削、有壓榨，這也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產黨掌權一統天下之後，讓一代地主來償還他們祖輩的債，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主在沒有發展到相當規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勞，生活非常節儉的。坐享其成就當地主，中國的傳統道德都不允許。因此，這些地主，勤勞苦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慢慢掙一點田土。土改時我去那些地主家，發現他們生活寒酸得很，可憐得很，啥子地主嘛。

還有，在舊社會，一個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一定是有限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的權力一樣無止境。為什麼？因為當時的輿論，還有傳統道德對這些地主是有約束的。另外還有一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制約地主，平衡一些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一個地主的雇工是哥老會成員，地主對雇工刻薄了，哥老會的大爺、二爺會出面來譴責他。如果一個地主做得過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責他。遇到災荒年，地主都要減租，這已經成為不成法的規則。真正吃不起飯的時候，地主都要施捨糧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殘酷無情，不是那種情況呀。如果真是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社會早就無法維持了。退一萬步說，農民真正沒法生活了，他還可以離鄉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處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會不公，還有發泄的渠道，也還有人敢於出來主持正義，新聞界呀、知識界呀也還有良心，現在同「舊社會」根本無法相比。這幾十年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礎，一切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根本沒有老百姓申辯的途徑。

共產黨利用土改，就是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把其他個別地主的罪惡，說成所有地主都是這樣。共產黨說：「地主本質都是一樣的。」我看本質並不一樣。土改實際上是對地主非常殘酷的掠奪，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慘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東西都被掃光，你說這些地主難過不難過。如果這些地主真正是剝削，是偷來的搶來的，他都要好過一點。人家是勤勞儉省一輩子積下來的呀。電影裡像黃世仁那種地主，我一個都沒有見到，那種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極其個別。那種典型，絕不是中國，特別是四川農村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土改作為一個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和手段，是相當卑劣的。

我對自己那段時期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懺悔之情。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的知識份子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我。正因為我們的愚昧，所以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人人平等，我們出於年輕人的一種正義感，也希望人類走向這種美好的狀況，共產黨就利用這些來欺騙我們。實際上他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這個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最反動、最殘忍、最不講信義的一個騙子集團。這個定義是一點不過分的。

說到不講信義，就以土改為例。我們走時，農民捨不得，拉著我們的手，哭。很感激呀，因為我們把土地給他們了。後來我們工作團團長，他是西南軍區政治部的一個官，叫張宜（音），給我們作報告時說，美國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國會說過，共產黨現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但他們很快就會把土地收回去。當領導給我們作這個報告時，我覺得美國人太卑鄙了！我親自參加的土改，土地證是我親手交給農民的，怎麼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國人造謠生事，真是壞得很！

嘿，過了不幾年，互助組、合作化，共產黨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就我個人而言，共產黨把我利用完了，然後一腳把我踢到勞改隊去受折磨。我應當說是罪有應得。

不過，我當右派被發配勞教時，我還認為是下面的人壞，毛主席是好的。我對一個同勞教的原地下黨的右派說：「老肖，我不相信這一切是毛澤東幹的，把我們整來勞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亂搞，毛主席咋個會幹這種事嘛。」他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個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開始想，是呀，不是他，哪個有這個能耐做這種事呢？就這樣，又隨著大飢荒的到來，我慢慢對這個「主義」有了認識。現在當然徹底認清了，回頭看自己的當年，真的是傻得可憐。

如果有人再來審訊我，我一定這樣回答：「我想問問你，一個要死的老人，他有沒有權力知道他這一輩子究竟是咋個活過來的？！一個臨死的人都沒得這點權力，你這個叫做什麼政府？！叫什麼政權？！叫什麼政體？！」

我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傻子是被共產黨騙，瘋子是被騙之後像瘋狗一樣到處去咬人、整人。最後我醒悟了，是回頭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