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十年改革成共產黨資本主義(組圖)
中國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增長放緩。（Adobe Stock）
【看中國2020年1月3日訊】中共已經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麼制度，卻始終像個謎。真實情況是，中共通過與資本主義「結婚」，把斯大林模式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一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一、中共的制度改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結婚」
中共已經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麼制度，卻始終像個謎。中共在政治層面從未改革集權專制制度；但從經濟層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絕大多數西方人始終看不懂中國，他們總以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們相信，既然中共的經濟改革開始擁抱資本主義，那麼它就會擁抱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恰恰是在這一點上，西方觀察者們大錯特錯了，他們過於簡單化的思維導致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質。中共拋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擁抱資本主義，至今已有20年了，但是西方觀察家們等來的卻是中共越來越嚴密的專制控制。
倒是原共產黨國家的專家看得比較透徹一些，他們知道，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沒有生命力，早晚一天得回到資本主義。1988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過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討論會，這是唯一一次有中國學者參加的關於這一主題的國際討論會。當時匈牙利還未進入制度轉型階段，仍然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即共產黨）統治，但那時的匈牙利學者已經敢於率直說出自己的心裏話了。在那次會上有一位匈牙利經濟學家用諷刺的語調說，在他看來，所謂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先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然後再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很快便被蘇聯東歐的民主化和市場化所證實，後來中國也拋棄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這位匈牙利學者說過這句話之後的短短兩、三年內，他就欣慰地看到，在他的祖國制度轉型順利完成，市場化和民主化相伴而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歐的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這幾個中歐國家的制度轉型符合西方觀察家們的判斷。但是，中歐模式似乎是個特例。而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的其他國家，雖然經濟制度都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了，但政治轉型卻被原共產黨劫持，出現了畸形的制度轉型；在中國，經濟制度也變成了資本主義，而掌握政權的中共通過與資本主義「結婚」，把斯大林模式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在西方學術界我2012年首次提出，共產黨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的制度形態，它不是臨時的制度轉型過渡形式，而是一種定了型的人類歷史上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制度。2016年我也就此話題在華府的一個智庫作過演講。
二、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與衰老
王震之子王軍。（圖片來源：網路）
在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時誕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中國改革中最實質性的問題已幾乎被歷史煙雲湮沒了。大家往往習慣地說，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那是個比喻，卻並非一種清晰的制度架構描述。世界各國當中，權貴資本主義在東亞國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國家現在依然十分興盛，而共產黨資本主義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資本主義截然不同。
中共獨創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當今世界，都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在經濟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大體上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共產黨宣稱自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但他們發現，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幫助紅色政權鞏固地位，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讓共產黨幹部們當上了資本家。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由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主導、掌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黨，通過扶持、發展、利用資本主義，延續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一切權力均由共產黨壟斷，全面的政治高壓和嚴密的社會管控扼殺了民間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或行動。
之所以現在來分析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是因為它活到20歲時就出現了明顯的衰老跡象，我將在另一篇文章裡分析這個衰老跡象的種種現實表現和中共高層的相應煩惱。本文的目的是簡要介紹共產黨資本主義從何而來。如果不懂得共產黨資本主義如何誕生、如何運轉，就無法理解它為什麼這麼快就衰老。對於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士而言，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衰老規律，也是思考中國未來政治制度轉型的一把必備的鑰匙。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搖籃裡誕生的。為什麼共產黨要擁抱資本主義？答案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失敗的教訓中。中國的80後、90後都是改革開始後出生的，從來沒見過改革之前的狀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蘇聯模式到底是怎麼回事。從那個被中共拋棄的蘇聯模式開始講起，才能明白，為何中共從來不肯老實說明，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裡，共產黨幹部是怎樣成為資本家的，而共產黨資本家們又是如何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滋潤，鞏固著他們的專制統治。
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沒落
斯大林模式的共產黨國家的制度架構是個「三腿板凳」。這「三條腿」當中，一條腿是由領袖的個人崇拜支撐下的極權統治；第二條腿是自稱終極真理、強制灌輸到全社會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第三條腿是以全盤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為基礎的集權經濟管理制度。斯大林模式的衰落開始於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極權領袖死亡，而斯大林模式的鬆動都從改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開始，那是共產黨政權自救的一種必然選擇。蘇聯從赫魯曉夫上臺後開始了經濟政策的調整，中共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過與中國類似的經濟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一直到1997年以前都屬於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調整，然而，這樣的調整雖然改善了民眾的生活，卻無法挽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困境。
經濟管理上的集權制度把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決定權全部集中到各級政府手裡。為此設立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其中包括總攬經濟權力的國家計畫委員會（在省、地、縣均設有履行相應職能的計委），還有一系列綜合管理部門，如負責工業生產和協調交通運輸的經濟委員會，控制物資分配的物資管理部門，負責資金分配的財政部門和國有銀行，分配消費品的商業部門以及負責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管理的勞動部門。此外還設立分工管理各行業的專業管理部門，全國的主要企業大部分歸這些部管轄，決策由這些中央政府的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企業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自主權，利潤如數上交，資金使用由上級決定，國有企業裡改革前有一句話，「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很形象地解釋了這種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系的特點。
所謂的計畫經濟，指的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生產計畫和所需要的人、財、物計畫，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委匯總來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產和人、財、物計畫；經過修改、批准的經濟計畫指標再以正式文件下發給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們再進一步分解下發。經濟計畫指標一旦下達，就不容許輕易變更了。上級政府部門每月、每季度、每年嚴格按照計畫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工作業績。計畫管理的僵硬特點是，它不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供求條件變化，而只是簡單地按照上年計畫執行情況加碼，制定出下一年的計畫任務，其假定是，一切情況都不發生任何變化。而企業則只能僵硬地重複上一年的經濟活動，作有限的調整，超產沒獎勵，虧損無處罰。職工吃「大鍋飯」、捧「鐵飯碗」，干好干壞一個樣，漲工資靠國務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沒漲過工資，1978年國務院下文，全國企業四成職工工資上調一級，僅幾元錢。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80年代的改革時期，主導城市經濟改革的始終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因為每一項改革都意味著他們要釋放部分計畫經濟體制下被嚴密掌控的經濟權力，企業和民間才能獲得自主經營的有限空間，市場經濟的萌芽才能出現。而幹部下放經濟權力，只不過是執行上級指示，但以權謀私從那時開始便蔚然成風，不過金額有限而已。那時的農村改革推行了包產到戶，結果農業生產的個體經營衝垮了管控農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使計畫經濟的農村管控系統完全失靈了。80年代的城市改革只是允許企業留部分利潤加工資、發獎金，職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品供應改善，耐用消費品開始普及。
在社會主義的企業公有制下，由於沒有競爭壓力，提高了工資福利，卻不會相應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只不過促使更多的人轉移到輕鬆乾淨的工作崗位上，造成白領崗位大量冗員，企業工作紀律鬆懈。在蘇聯和中國都曾出現同樣的局面，因為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費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無法長期提供「花錢買人心」政策所需要的開支，一旦開支浩繁、難以為繼，共產黨就掏空了自己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便走上了末路。
四、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紅色工業資本家
榮毅仁(圖片來源：網路)
經濟制度的市場化究竟是如何與專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觀察家們始終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實際上很簡單，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與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基本相似，無非是企業私有，資本屬於個人；共產黨資本主義唯一的不同在於，大量擁有資本和企業的資本家們同時也是共產黨員，其中大多數曾經是或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幹部，他們也始終聽命於紅色專制政權。至於中共是如何從全盤公有制的社會裏憑空造成幾百上千萬的共產黨員資本家，他們的私有企業、金融資本從何而來，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當中。
中共的國企私有化是為了擺脫大多數國企瀕臨破產所造成的金融危機窘境。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絕大部分國營企業長期依賴銀行「輸血」度日，而銀行向國有部門傾注資金越多，自身的經營狀況就越惡化。國有企業的負債快速上升，大量貸款未用於投資，而是用於員工的工資福利，無法償還銀行，同時也讓企業資不抵債。到了1995年全國國營企業總體上負債達到資產的85％，即將破產，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開始向銀行「打白條」，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國國企每年對銀行欠息1千多億元。這些國企的貸款就構成了銀行的壞賬，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銀行貸款中20％是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已急升到貸款總額的70％。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中共不得不部分放棄用國有銀行保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滅。
為了避免這一決策把社會上的所有怒火都噴發到中共身上，當局決定實行國企全面私有化（當時採用了一個含義曖昧的改革詞彙—「改制」），讓國企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這些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的好處就是，默許他們私吞國企資產。因此，短短几年內，大部分國企被私有化到了廠長經理這些國企幹部的口袋裡，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紅色工業資本家就是這樣「出生」的。從制度轉型的角度看，一旦現有企業的大多數都私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私有為特徵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
五、中國模式：用資本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中共的正式話語裡，絕不可能講出建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大實話；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場化」，這兩個詞都迴避或模糊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究竟是何時解體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麼樣的經濟制度。中共的官方宣傳通常把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視為改革的一個新起點。這個起點的真實含義是，鄧南巡之後，在決策圈和權貴家族當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攜手走上了建設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最後雙方終於融為一體，共同變成支配今日中國的紅色資本家；他們之間雖有紅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順眼，時有衝突，但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要發財，也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中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式壽終正寢的準確時間點是1997年，從那一年開始中共的經濟制度正式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或者私有化，或者破產之後將廠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資本家。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紛紛上市，它們的高管們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無償獲取一部分股票，等上市後股價飆升，就輕而易舉地撈取了紅色資本家們的第一桶金。不管是作為私有化以後的企業唯一老闆，還是作為大企業股東，這些紅色經濟管理幹部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員資本家。除了這批人之外，各級官員和許多紅二代和官二代憑藉關係和權力，也撈取了大筆財富，他們或者是把暴發所得的錢財投資於國內或藏於海外，或者是把錢財用於購買房地產，於是中國又出現了大批共產黨員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這批紅色資本家就組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新體制裡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力量。他們既追逐財富，也謀求體制內的權力，至少要在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中建立一小塊自己的關係網。
誰說共產黨和資本主義有仇？那是馬克思的胡言亂語。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共產黨幹部自己可以當資本家，他們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獨掌政權的旗幟，同時又侵佔公有財產而成為呼風喚雨的紅色資本家。資本家的富裕和共產黨的專橫，他們兼而有之。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早就不出版單行本了，因為，那本小冊子的觀點對中共來說是「反黨」的。一個「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在改革中通過走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即資本主義道路），鞏固了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權。
儘管從啟動國企私有化到今天已20年有餘，中共仍然宣稱，它從來「不搞私有化」。這無非是為了掩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新體制在意識形態上明顯的對立，因為私有化徹底暴露了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旗號是挂羊頭賣狗肉。如果馬克思現在從墓中走出來，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麼，他可能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宣布開除中共的「馬籍」；不過，如果這發生在中國，很可能像毛澤東所預言過的魯迅在紅色政權之下的命運一樣，馬克思就只好呆在「馬克思主義」政權的監獄裡；他如果嫌「無產階級」的監獄太殘酷，唯一的選擇就是表態效忠這個假馬克思主義政權，倘若如此，則老馬從此不姓「馬」。
既然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量資產、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本家手中，他們必然敵視民主；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一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它成員的永久專政。他們很清楚，社會主義那套經濟制度早就該拋棄了，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顯然，中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鞏固了共產黨的專政，而且進一步強化了這個專政，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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