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令人嚮往的民國大學精神(圖)


民國時期,西南聯大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無數學者大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國產生現代大學已經100多年了。清末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現了第一批新式學堂,新政中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制,中國興辦了更多的大學。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學精神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也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這一個世紀,前一部分民國,到1949年為止。前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北洋時期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草創期,大學精神的形成期,大學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起點很高。當時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把中國大學帶到高起點上第一個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不到三年,但一直影響到今天。他主張的兼容並包,網羅百家,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到現在還是我們的願景。他對大學的定位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

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今天也不過時。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但網羅了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網羅了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高人。梁漱溟沒有大學學歷,只有中學學歷,但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顯示了學術水平,蔡校長就請北大教印度哲學。

蔡先生為什麼能夠站得高,成為開中國大學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有四個條件,第一,他是清末進士,是深通傳統文化的學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勛,光復會創始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第三,他是先當教育總長,後當北大校長。第四,他留學德國法國。留學德國很重要。當時世界高等教育最先進的不是美國,而是德國。19世紀,德國不但產生洪堡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同時也出現威廉三世這樣的君主,他提出了這樣的理念:「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帝政時代的德國給大學充分的財政經費,保證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絕不干預大學的自我管理和學術自由。

直到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大學水平是最高的,諾貝爾獲獎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臺以後,迫害猶太人,猶太知識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個國家,美國的民間社會很發達,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國給他們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天地,使他們有機會成為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電子計算機之父,把美國的大學推上了世界領先水平,從而保持國家的領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說,德國模式是國興科教,美國模式是科教興國。

北洋時期是武夫當國,領導人像走馬燈一樣,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穩定,民生無保障。但主政者對教育、對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預。蔡元培怎麼辦學,不需要請示誰。

1926年北京發生的三一八慘案,政府衛隊打死了請願的學生,段祺瑞還是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從此終生食素,表示懺悔。

1928年以後,進入國民黨統治時代。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強勢,他主張以黨治國,國民黨政府主張黨化教育。但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對大學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學開設黨義課,講三民主義,大學並不認真對待。當時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大學的校長、教授在政府面前,沒有失去尊嚴,放棄獨立。

蔣介石派羅家倫當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留學歸來,比較強勢,要在學校實行軍訓,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是教育家,他對大學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他尊重教授。清華大學他主政時間最長,成就最高。

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曾代表西南聯大校方致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一封信,很能說明當時大學和政府的關係:

「敬悉部中對於大學應設課程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

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

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於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周智於萬物,人非至聖,何能如此。

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國公私立大學之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後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某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馮友蘭的信寫得比較委婉,但獨立精神還是躍然紙上。

從1928年到1949年,雖然中國經常處於戰爭狀態,大學的教學環境經常受到衝擊,甚至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教授的待遇也沒有保障。但這一時期大學的精神是獨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學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出現了一代真正的學術宗師,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人文科學,奠基人差不多都產生於民國時代。

民國時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國立大學,還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南開校長張伯苓,燕京校長司徒雷登,都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民國時代的大學精神至今令人嚮往。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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