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有計畫的在改造維吾爾人(图)

2007年9月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的一名維吾爾婦女(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1月18日讯】口述：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紀錄：林瑞珠

中共一直有計畫的在改造維吾爾人，被稱為「新疆王」的王樂泉就曾說過:「要把維吾爾知識份子改造成不能起任何作用。」這也是為何2017年設立了再教育營就先抓大學校長及維族官員的原因。王樂泉於1991年4月調任新疆，隔年晉升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在新疆執政長達15年7個月，直到2009年七五事件發生後隔年被免去在新疆所有職務，由張春賢接替。

七五事件成為中共滅絕維吾爾人的分水嶺

中共為何要選在這個時候設立再教育營，進行維吾爾種族滅絕行動呢?有幾個因素，第一是2009的七五事件，這個事件讓中共重新思考治理新疆的政策，也成了中共滅絕維吾爾人的分水嶺。

2009年的七五事件起因於廣東韶關的旭日玩具廠，因漢族女工疑似遭到性侵，漢族工人將矛頭指向維吾爾族工人，並進行攻擊，造成至少2名維吾爾族工人遇害。當時維族人透過互聯網很快將消息傳到烏魯木齊，進而引發烏魯木齊嚴重的種族衝突，最後派出武警鎮暴，死傷數千人，變成世界的頭條新聞。當時胡錦濤在義大利開G20會議，不得不中斷會議，返回北京處理，這個事件讓中共當局改變治理維吾爾族的政策。

漢化無法深入維吾爾家庭

從1949年中共進入東突厥斯坦開始，到1955年設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直透過慢性的同化政策逐步滲透維吾爾人及當地的其他突厥民族中，試圖通過一些軟實力去改變維吾爾人的身分，但一直到近代還是沒能接受中國的文化。

例如我是從小學漢語長大的，大學畢業後當了15年老師，學校裡只有八個維吾爾人，其他兩百多個都是漢人，我一直給維吾爾學生教中文，給漢族學生教化學工程，但是我在家裡講維吾爾語，聽歌也是，唯一崇拜的中文歌是鄧麗君的歌，因為那時候中國剛改革開放，鄧麗君的歌是伴隨著地下錄音帶進來了，中國政府一方面說那是靡靡之音，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表徵，不讓我們聽，但我們就想聽那個，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喜歡傳統維吾爾歌曲。

我可以說，在我使用的三種語言中，維吾爾語、中文、英文，中文相當於我的母語，我可以不用思考的說出任何話，我在美國跟人說話，首先想的是中文，然後在腦袋裡翻譯成英文再說出來，如果有人用維吾爾語問我電話號碼，我也是先想中文再翻成維吾爾語講出來，我翻譯的速度很快，但我知道我用中文在思考。也就是說，像我是這樣一個接受中文教育的人，還是認同維吾爾文化，不僅我如此，所有維吾爾人都一樣，這讓中共執政者非常失望與憤怒，因此，在2009年七五事件之後他們決定改變策略，採用更加嚴厲的手段對付東突厥斯坦的人民。

第二代民族主義主張取消民族自治區

七五事件隔年，也就是2010年，清華大學的胡鞍鋼、北京大學的馬戎(中國人民大學民族學教授)、中央統戰部的胡聯合，這三個人一起提出「第二代民族理論」，就是現在在東突厥斯坦執行的政策，當時很多人忽略了這個信號。

所謂第二代民族理論，乃認為現行的維吾爾自治區、圖博自制區、蒙古自治區是對少數民族身分的肯定，給予特殊待遇，未來中國應該要學美國成為各民族大熔爐，不應該有自治區這種特殊待遇，要讓所有人變成中華民族，但是主張以漢文化為中心的「中華民族」，並以「族群」取代「民族」，用「中華民族」取代「56個民族」，所以必須取消民族優惠政策，屏除民族差別，最後的目的就是取消民族自治制度。

當時胡聯合說:「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感薄弱，是因為維吾爾知識份子在強調維吾爾身分，所以要將維吾爾知識分子改造成不能起認何作用。」這就釋出了即將打壓維族知識分子的訊息。

有一位軍事學者戴旭，當時位階上校，2010年在上海一個外語學院演講時則表示，2009年七五事件證明，維吾爾的中國認同是零，中國這幾年對新疆維吾爾的工作成果是零，中國必須改變這種局面，以免未來中美發生衝突，美國可以一個晚上組織40萬到50萬維吾爾人來跟我們作戰，所以要對維吾爾人進行最後的解決。

還有一位大學教授梅新育，也是個網路寫手，他認為維吾爾人、圖博人(藏人)的宗教、文化太落後，必須漢化，通過中文讓他們進步。

在中共統治六十年後，維吾爾人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漢化水準，不夠臣服，中共決定採取殘酷的種族滅絕手段。

極端伊斯蘭教派的恐攻給中共帶來機會

從哪裡找發動的藉口呢?極端伊斯蘭教派對西方世界的恐怖攻擊，無疑是最好的破口，因為維吾爾人也信奉伊斯蘭教。

自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以來，蓋達組織又發動一連串世界各地的恐怖攻擊事件，例如2004年西班牙馬德里的311爆炸案，2005年7月倫敦地鐵爆炸案。

由蓋達組織脫離成立的伊斯蘭國ISIS，除了持續發動恐攻，例如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及11月巴黎連環恐怖攻擊事件，還多次運用網路新媒體播放野蠻殘暴的殺人實境，引起全世界的憤怒，也對伊斯蘭教產生反感，中國看準此時，認為是處理維吾爾問題的大好機會。

另一個直接觀察是，九一一以前人民日報關於「新疆王」王樂泉對新疆議題的公開談話，都說沒有問題，民族團結，一片和諧，人民幸福的生活著，各民族之間如兄弟友誼。但在九一一恐攻之後一個星期，王樂泉的談話完全相反，他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是恐怖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可見九一一事件為中國找到一個處理維吾爾人的一個最大的切入點。

他們認為在這種氛圍下，西方世界應該不會對中國處理維吾爾人的手法有什麼意見，於是開始進行對維吾爾採取種族滅絕行動，只是中共的理解錯了，他們的做法有違普世價值，當美國、歐洲看到新疆集中營出現以後，引起很大的反彈，套一句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 Pompeo）的看法，這是人類的恥辱。

刻意放行維吾爾人成為恐怖分子

如何讓伊斯蘭恐攻與維吾爾結合，中共也有相當縝密的計畫。

首先是2009年的七五遊行，起初只是一場示威遊行的活動，依中共對新疆的高度控制，如果不是故意放行，是不可能發生族群衝突的暴動，之後中共武力鎮壓殺了數千人，這是讓維吾爾與恐怖攻擊結合的第一步。

當時有一個維吾爾母親到處尋找兒子，最後她對媒體說:「我很羨慕巴勒斯坦的母親，他們可以在兒子被打死之後得以親手埋葬自己的兒子，但中國政府連這個都不允許。」她這番話激怒了中共，將她判刑十幾年入獄。

再來就是敘利亞內戰爆發以後，有一些維吾爾人跑到敘利亞，但是以中國對維吾爾自治區的嚴密控制，能夠大規模逃入南亞，必有人接應。

我在2014年前後到土耳其訪問時，曾問過一個剛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是怎麼逃過來的，他說，他在和闐的時候，有人公開跟他們講，你要先拋棄家園，先要拯救其他的穆斯林兄弟，不要想你的祖國，才能夠拯救自己，所以你們應該把家先給扔了，離開東突厥斯坦(新疆)。於是，然後他們一行六十幾個人就從和闐一路走到雲南。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從2009年以後，維吾爾人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子都要拿通行證才能通過，這些維吾爾人竟然可以幾十人、幾百人一起從和闐一路暢通無阻走到雲南，在跨過邊界，和漢族的走私集團一起，有老人、女人、小孩一起經過邊境上的漢族村落進入緬，再到泰國，接著走到馬來西亞，就有人替他們弄來土耳其的護照，讓他們飛到土耳其，到了土耳其之後一部分人生活無著落，便進入敘利亞加入恐怖組織。

這裡頭他們最大的疑問是，他們如何集體從新疆走到馬來西亞，如果沒有政府刻意放行，絕無可能在中國嚴密的監控下跨越村莊，再跨越邊境，所以我的推測是中國政府刻意利用哄騙、煽動的方式，讓一部分維吾爾人進到敘利亞，這樣中國就可以跟國際社會宣稱敘利亞恐怖組織裡也有維吾爾人，達成維吾爾與恐怖組織結合的目的。

當這些條件都刻意製造出來並成熟之後，到了2017年就開始設立新疆再教育營，也就是集中營，來進行維吾爾人種族清洗政策。

維吾爾的伊斯蘭教派很薩滿

其實，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和極端伊斯蘭教派是很不同的，我不否認維吾爾人裡頭有極端伊斯蘭信仰，但絕對是少數，並沒有像中共所說的新疆是全民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因為維吾爾人是溫和的慕斯林，所信仰的伊斯蘭教派屬於最溫和的教派，允許一定的推論，融合了維吾爾傳統、突厥文化、薩滿教、圖騰崇拜，尤其充滿薩滿教痕跡。

我小時候在伊犁農村住的時候，經常有人生病了，就請來巫師，在房裡吊一條跳大繩，讓病人拉著，薩滿教巫師(basi)就會念著咒語拉著繩子轉圈，旁邊則燃起熊熊的火堆，這樣的儀式下來，有病人真的被治好，這些儀式和伊斯蘭教其實是格格不入的，但一直存在於維吾爾族人的生活中。我想強調的是，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教信仰是有所區別的。

再一個我想強調的是維吾爾族人的女性地位是很平等的，例如十二姆卡姆，也就是維吾爾傳統的大型音樂套曲，在舉辦麥西來普(維吾爾族人的歡樂聚會)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女性伴著這個舞曲來舞蹈。這在傳統伊斯蘭教也是不被允許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娛樂場合，所以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教信仰有其獨特之處。中共因為維吾爾人是慕斯林，就強加恐怖份子的罪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維吾爾人沒有任何自由

再者，任何一種思想的傳播必須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個人員的自由流動，但維吾爾人自從被中共統制以來，是最難出國的民族。圖博人(西藏人)，地處高原，有大雪覆蓋，人民冒著生命的危險還可以穿越邊境逃亡到印度，但維吾爾族人的邊界大都是平坦地區，中共把守非常嚴密，根本不可能逃亡，所以人的自由流動根本不具備。

第二，要有出版、言論、結社的自由，才能傳播思想，這在新疆根本不存在，例如，從中共建政以來，曾經當過國民黨國大議員的莫罕默德‧伊敏寫的一本書〈東突厥斯坦史〉（1940年），在國外出版，我在逃亡出國前只從中國的學者那裡聽過他們的批判，從來沒見過這本書，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共早就把維吾爾人的宗教書籍收繳起來全都燒了，最近又進入第二輪的收繳燒書，把書都燒光了，一本國外出版的書都進不去，哪來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第三個是現代社會產生的互聯網信息交流的自由，中國的互聯網本來就是一個區域網，新疆更是區域網中的區域網，全面監控，警察可以在大馬路上攔截任何一個人查看智慧手機裡的內容，一旦發現有任何可疑的內容，都可能被抓、被判刑。在這麼嚴密的控制下，那裡有宣傳極端主義的空間!

我們想像一下，共產主義、馬列思想是怎麼進入中國的?滿清被推翻以後，北洋政府處於弱勢的時候，很多中國人可以到蘇聯，到歐洲，到任何地方，包括中共的頭頭，例如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在法國勤工儉學，劉少奇到蘇聯，他們不僅可以到國外，還把馬克斯的思想帶回到中國，像陳獨秀、李大釗就創辦「新青年雜誌」公開宣傳馬列主義。

那個時代的人有流動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共產主義才可以在中國氾濫成災，開啟極端主義的高潮。但是挾著自由而興起的共產中國，卻不給人民這些自由，維吾爾族人更沒有這些自由，所以我說，中共指控維吾爾人是極端主義，把整個民族三百萬人關到集中營裡頭，是毫無根據的。中共信仰的才是極端主義，共產黨才是恐怖份子。

香港反送中的年輕人值得尊敬

看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會再對中國的咄咄逼人感到麻木，台灣也是，美國也是，我想這是因為維吾爾人在中國在教育營的問題愈來愈受到世人的關切，美國政府以及民間亦然，才會通過人權法案及以經濟手段來制裁中國。

在我最近和香港年輕人交談的過程中，覺得香港反送中運動最讓人欽佩的是，這些年輕人沒有個人主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港府要接受五大訴求，這些年輕人完全屏棄英雄主義，為一致性的目標而努力，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反省、學習。因為一般的社會運動，包括東突厥斯坦或中國民運人士，都過分強調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只要個人主義凌駕整體的目標，就會削弱抗爭的力道，這一點在這次香港反送中完全看不到，這是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讓人寡目相看之處。

目前港府已經撤回送中條例，雖然太慢了，香港年輕人還持續為五大訴求而抗爭，但也算階段性的成功了。這對我們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自然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盡管台灣人擁有自由民主，如果你們認同一國兩制，有一天讓這個制度落實，那你們也會被送進集中營，因為文化信仰不同，中共容不下你們，所以集中營距離台灣一點都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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