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對人類的懲罰 直擊歐洲黑死病(組圖)
油畫《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國，1630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致病是因為鼠疫桿菌，死亡率極高，目前為止死亡總數高達2億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歷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於六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波及到歐洲所有國家，死亡近二千五百萬人。但由於缺乏詳細資料確認，一般不能確認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發生於十四世紀，僅歐洲就死亡二千五百萬人，即歷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國近1/3的人口死於鼠疫。到1665年，這場鼠疫肆虐了整個歐洲，幾近瘋狂。僅倫敦地區，就死亡六七萬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僅僅3個月內，倫敦的人口就減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週死亡達2000人，9月竟達8000人。鼠疫由倫敦向外蔓延，英國王室逃出倫敦，市內的富人也攜家帶口匆匆出逃，劍橋居民紛紛用馬車裝載著行李，疏散到了鄉間。倫敦城有1萬餘所房屋被遺棄，有的用松木板把門窗釘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紅粉筆打上十字標記。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牛頓，還因此從英國劍橋大學輟學一陣子。
據說最初黑死病從中亞地區向西擴散，並在1346年出現在黑海地區。它同時向西南方向傳播到地中海，然後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並傳至波羅的海。約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經傳到英國和愛爾蘭，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和俄羅斯，連莫斯科大公和東正教的教主都相繼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個社會階層，沒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現實。
只有路途遙遠和人口疏落的地區才未受傷害。根據今天的估算，當時在歐洲、中東、北非和印度地區，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這次作為鼠疫爆發的首次記錄。
第三次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死亡一千二百萬人。
傳說黑死病起源於亞洲西南部，一說起源於黑海城市卡法，約在1340年代散佈到整個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而當時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億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萬。
同樣的疾病多次侵襲歐洲，直到1700年代為止，期間造成的死亡情形與嚴重程度各不相同。較晚的幾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1679年的維也納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馬賽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關於這些疾病的異同仍有爭議，但是其致命型態似乎於18世紀消失於歐洲。
黑死病對於歐洲的歷史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了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並因此使得一些少數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外國人、乞丐以及痳瘋病患。生存與否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產生了「活在當下」的一種情緒，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談》之中所描繪的一般。
十日談（Decameron），桑德羅．波提切利繪於1487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4世紀發生於歐洲的事件，剛開始被當時的作家稱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發之後，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認為這個名稱是取自其中一個顯著的症狀，稱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膚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而黑色實際上也象徵憂鬱、哀傷與恐懼。
黑死病的病原體現在可能已經滅絕。
現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種鼠疫，是通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但當時沒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無法預防。
最大規模的一場黑死病，應該是14世紀初期。
1348年，一場鼠疫大流行，改變了歐洲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人類的衛生保健史。這個時候是中國的元朝末年。
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奧的意大利佛羅倫薩人記錄下來：最初症狀是腹股溝或腋下的淋巴有腫塊，然後皮膚會出現青黑色的斑塊，因此當時被稱為黑死病。染病後，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在3天內死去。
疫病皆有傳染源，黑死病的源頭是老鼠及其攜帶的跳蚤。當時傳說：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傳染給了他們。蒙古人居於中國北方，從成吉思汗起向西擴張，橫掃中亞和歐洲。
鼠疫於1331年開始肆虐中國。時值中國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統治的頂點，元朝遂於1368年滅亡於明朝。其實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傳入中國，所以雖然中國也曾發生過地區性鼠疫傳染，但中國人也逐漸有了對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對較低。而歐洲人則在此之前幾百年內從未接觸過鼠疫，一旦爆發，自然死亡驚人。
1345年，佔領中亞、西亞的蒙古人進攻黑海之濱一個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東羅馬帝國稱臣。面對驍勇善戰的蒙古人，加法人堅壁清野，閉城不戰。蒙古人圍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軍中蔓延。蒙古人知道這種瘟疫會傳染，於是用拋石機將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屍體拋入城內，這可謂全世界最早的細菌戰。加法人不瞭解這種瘟疫，對拋進來的屍體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屍體腐爛後，恐怖的瘟疫便隨之爆發。現在看來，是腐爛的屍體釋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氣，毒化了水源，導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開城門，紛紛倉皇逃竄。而城外的蒙古大軍也沒有高興多久。入城幾天後，他們同樣放棄加法倉皇逃走，因為鼠疫也沒有放過他們，蒙古人也大量死於黑死病。
劫後餘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們的宗主國——東羅馬帝國。然而，加法城爆發瘟疫的消息已經傳遍歐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絕他們登陸。意大利威尼斯讓他們的船隻在海上隔離40天後才准許上岸，意在阻止瘟疫傳入。
只是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船上攜帶細菌的老鼠卻會游泳，它們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開始在整個歐洲蔓延。
當時歐洲城市的衛生極差，大街上四溢著髒水和糞便，到處都是垃圾和雜物，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個歐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歐洲人把瘟疫的爆發遷怒於人，首當其衝的就是猶太人。
在德國的梅因茲，有1.2萬猶太人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被活活燒死，斯特拉堡則有1.6萬猶太人被殺。只有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意識到可能是動物傳播疾病，於是他們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貓狗等家畜身上，他們殺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滿是貓狗腐敗的死屍，腐臭的氣味讓人窒息，不時有一隻慌亂的家貓從死屍上跳過，身後一群用布裹著口鼻的人正提著木棍窮追不捨。沒有人會憐憫這些弱小的生靈，因為它們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
當時，歐洲教會不知道老鼠是傳染源，認為貓是幽靈和邪惡的化身，鼓動人們捕殺貓。貓幾乎瀕臨滅絕。加上瘟疫爆發後，人們認為貓有可能是傳播瘟疫的載體，更是大肆捕殺。沒有了天敵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劇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時歐洲的醫學也非常落後，不論得了什麼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實行放血療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劑、催吐劑，仍不奏效，就用火燒灼淋巴腫塊。
這都是西方醫學鼻祖、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傳下來的方法，不過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療法是把乾蛤蟆放在皮膚上，或者用尿洗澡。這些療法自然也無效。於是人們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歸結為人類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憤怒。要贖罪，一些人手執帶著鐵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邊被打一邊哼唱著「我有罪」。
這場黑死病使歐洲人死亡約2500萬，佔當時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才可比擬。
古代歐洲人對於這次黑死病的恐懼，勝過對戰爭的恐懼。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談》寫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時期。當時佛羅倫薩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為避難躲到郊外的一座別墅中。為消耗時間，他們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一共講了十天，講了一百個故事。《十日談》書名由此而來。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道：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而且眼看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去，後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無策，一點防止的辦法也拿不出來。城裡各處污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保護健康的種種措施也執行了；此外，虔誠的人們有時成群結隊、有時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過祈禱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
這裡的瘟疫，不像東方的瘟疫那樣，病人鼻孔裡一出鮮血，就必死無疑，卻另有一種徵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就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一個雞蛋那樣大小。一般人管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時候，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兩個部分蔓延到人體各部分。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
任你怎樣請醫服藥，這病總是沒救的。也許這根本是一種不治之症，也許是由於醫師學識淺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適當的治療方法來——當時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女，也居然像受過訓練的醫師一樣，行起醫來了。總而言之，凡是得了這種病、僥倖治癒的人，真是極少極少，大多數病人都在出現「疫瘤」的三天以內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沒有什麼發燒或是其他的症狀。
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
活著的人們，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心裡就充滿著恐怖和種種怪念頭；到後來，幾乎無論哪一個人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過的東西，一概避不接觸，他們以為這樣一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為唯有清心寡慾，過著有節制的生活，才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揀些沒有病人的潔淨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他們吃著最精緻的食品，喝著最美的酒，但總是盡力節制，絕不肯有一點兒過量。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為唯有縱情歡樂、縱飲狂歌，盡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他們當真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實行起來，往往日以繼夜地，盡情縱飲，從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時興來，任意闖進人家住宅，為所欲為。也沒有人來阻攔他們，因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兒還顧得到什麼財產不財產呢。所以大多數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財產，哪一個過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樣地闖進去，只當是自己的家一般佔用著。可是，儘管他們這樣橫衝直撞，對於病人還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連一個手底下人也沒有，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因此，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還有好多人又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他們既不像第一種人那樣嚴格節制著自己的飲食，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大吃大喝、放蕩不羈。他們雖然也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適可而止，他們並沒有閉戶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過手裡總要拿些什麼鮮花香草，或是香料之類，不時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認為要這樣才能消除那充滿在空氣裡的病人、藥物和屍體的氣味。
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著一種更殘忍的見解。說，要對抗瘟疫，只有一個辦法——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躲開瘟疫。有了這種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其餘的一概不管。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丟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親人和財產，逃到別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羅倫薩的郊外去，彷彿是天主鑒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這場災難似的。或者說，他們以為留住在城裡的人們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
這些人的見解各有不同，卻並沒個個都死，也並沒全都逃出了這場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樣的人在自身健康時，首先立下榜樣，教人別去理會那得病的人，後來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們的遺棄，沒人看顧，就這樣斷了氣。
真的，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迴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了，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這還不算，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侄兒，姊妹捨棄兄弟，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傷心、叫人最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好像這子女並非他們自己生下來似的。
因此許許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沒人看顧，偶然也有幾個朋友，出於慈悲心，來給他們一些安慰。不過這是極少數的；偶然也有些僕人貪圖高額的工資，肯來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魯無知的男女，並不懂得看護，只會替病人傳遞茶水等物，此外就只會眼看著病人死亡了。這些侍候病人的僕人，多半因此喪失了生命，枉自賺了那麼些錢。
就因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鄰舍親友的看顧，僕人又這樣難雇，就發生了一種聞所未聞的風氣。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來怎麼如花似玉，怎麼尊貴，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計較僱用一個男子做貼身的僕人，也再不問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開衣裙，把什麼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來，只當他是一個女僕。她們這樣做也是迫於病情，無可奈何，後來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變得不那麼端莊，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
有許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調理，本來可以得救，現在卻都死去了。瘟疫的來勢既然這麼凶猛，病人又缺乏護理，叫呼不應，所以城裡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聽著都叫人目瞪口呆，別說是當場看到了。至於那些幸而活著的人，迫於這樣的情勢，把許多古老的習俗都給改變過來了。
照向來的風俗說來（現在也還可以看到），人死了，親友鄰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喪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屬弔唁；那家的男子們就和鄰居以及別處來的市民齊集在門口。隨後神父來到，人數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場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著，大家點了一支蠟燭，拿在手裡，還唱著輓歌，一路非常熱鬧，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於瘟疫越來越猖獗，這習俗就算沒有完全廢除，也差不多近於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風氣。病人死了，不但沒有女人們圍繞著啜泣，往往就連斷氣的一剎那都沒有一個人在場。真是難得有幾個死者能得到親屬的哀傷和熱淚，親友們才不來哀悼呢——他們正在及時行樂，在歡宴，在互相戲謔呢。女人本是富於同情心的，可是現在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違背了她們的本性，跟著這種風氣走。
再說，人死了很少會有十個鄰居來送葬；而來送葬的決不是什麼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卻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們自稱是掘墓者；其實他們幹這行當，完全是為了金錢，所以總是一抬起了屍架，匆匆忙忙就走，並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們前面走著五六個僧侶，手裡有時還拿著幾支蠟燭，有時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們就叫掘墓人把死屍扔進去，再也不自找麻煩，鄭重其事地替死者舉行什麼落葬的儀式了。
下層階級，以至大部分的中層階級，情形就更慘了。他們因為沒有錢，也許因為存著僥倖的心理，多半留在家裡，結果病倒的每天數以千計。又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醫治，無人看護，幾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許多人死在家裡，直到屍體腐爛，發出了臭味，鄰居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城市裡就這樣到處屍體縱橫，附近活著的人要是找得到腳夫，就叫腳夫幫著把屍體抬出去，放在大門口；找不到腳夫，就自己動手，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唯恐腐爛的屍體威脅他們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這些屍體又被放上屍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屍架，就用木板來抬。
一個屍架上常常載著兩三具屍體。夫妻倆，或者父子倆，或者兩三個兄弟合放在一個屍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兩個神父，拿著一個十字架走在頭裡，腳夫們抬著三四個屍架，在後面跟著。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神父只道要替一個人舉行葬禮，卻忽然來了六七具屍體，同時下葬，有時候甚至還不止這麼些呢。再也沒有人為死者掉淚，點起蠟燭給他送喪了；那時候死了一個人，就像現在死了一隻山羊，不算一回事。本來呢，一個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爾遭遇到幾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難學到忍耐的功夫；而現在，經過了這場空前的浩劫，顯然連最沒有教養的人，對一切事情也都處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習俗，要求葬在祖墳裡面，情形更加嚴重。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一些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船艙裡的貨物一樣，這些屍體，給層層疊疊地放在坑裡。只蓋著一層薄薄的泥土，直到整個坑都裝滿了，方才用土封起來。
最後意大利人（其實當時還沒有意大利這個國家）無意中，找到了一種阻擋瘟疫蔓延的有效辦法：隔離。當瘟疫快要蔓延到米蘭時，大主教下令，對最先發現瘟疫的三所房屋進行隔離，在周圍建起圍牆，圍牆內的所有人不許邁出半步，結果米蘭避免了瘟疫。這是人類對傳染病第一次建立隔離制度，並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觀上促進了醫學的進步。一個名叫希利亞克的醫生在教皇支持下開始解剖死者的屍體，而在此之前解剖屍體被教會視為大逆不道，必須坐牢甚至處死。希利亞克正確判斷出鼠疫的兩種類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過空氣傳播，後者通過血液傳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強。解剖學由此開始發展，西方醫學逐漸認識了人體生理，進而促進了外科學的發展。
歐洲人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衛生習慣。在此之前，在巴黎、羅馬、佛羅倫薩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橫流，垃圾遍地。人們終年不洗一次澡，為遮掩體味，法國人才發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後，歐洲各國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如挖掘寬敞的下水道，並且重視對垃圾的處理，加上普遍進行殺蟲和消毒，使鼠疫等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國際上把對鼠疫的防治稱為「第一次衛生革命」。
從14世紀一直到17世紀中葉，黑死病每隔幾十年都會在歐洲重現，但再也沒有造成像第一次爆發時那樣慘烈的疫情，這應歸功於公共衛生的改善。到20世紀中葉，抗菌素的發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癒的疾病，如今鼠疫僅在非洲貧窮落後地區偶爾發生。
歐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勞動力極其短缺。瘟疫氾濫地區，無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處亂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為工人和農民數量奇缺，農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陸英國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價格都急劇下降，即便活著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財產。本來值40先令的一匹馬，現在只能賣6.5先令，一頭壯實的公牛只能賣4先令，一頭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頭羊3便士，一頭肥豬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裡四處漫遊，沒人去照管它們，聽憑它們死在農田裡、溝渠裡。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個收割者替人幹活索取的報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於8便士。還得供他吃飯。許多莊稼在田裡腐爛掉了，因為請不起人來收割它們。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勞動力的匱乏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時，英國國王發布命令說，無論是收割莊稼的工人還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於往年水平的工資，違反者將給予嚴厲懲罰。但是勞工們根本不理睬國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們，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錢，否則就讓你的莊稼或者果實腐爛在農田和果園裡。
在英格蘭瘟疫肆虐時，蘇格蘭人也跑來趁火打劫。當他們聽說英格蘭人中間正在流行著瘟疫時，以為他們的詛咒終於應驗了，因為他們一直在詛咒：「讓該死的英格蘭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現在一定是上帝在懲罰英格蘭人了。於是，蘇格蘭人在塞爾克森林聚集起來，準備協助上帝徹底的消滅英格蘭人。但這個時候，黑死病也傳到了蘇格蘭，在幾天的時間裡就死了5000個蘇格蘭人。剩下的人準備返回自己的家園，卻遭到英格蘭人的反擊，死傷又過大半。
鼠疫造成的勞動力奇缺，導致底層民眾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歐洲封建貴族由此開始逐步衰落，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走上歷史舞臺，直至出現資產階級革命。一場傳染病，就這樣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而英國的鼠疫更有戲劇性，1666年9月10日，倫敦布丁巷內一家麵包店發生火災。當時倫敦非常乾燥，加上倫敦以木質建築為主，火勢迅速蔓延到了整個城市，連燒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撲滅，造成4/5市區被毀，包括87間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間民房。奇特的是，此後人類百戰不勝的鼠疫竟然徹底從英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