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詩酒情調與個性(圖)

竹林七賢---上圖（左到右）：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下圖（左到右）：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古代文人嗜酒，是不爭的事實。與酒結緣一生，儘管有悲喜愁苦諸味雜陳，卻從飲酒中體味生活的樂趣，追尋文化的品味。這種文人的酒文化現象，與當時的社會現狀、人文環境，以及個人際遇是分不開的。用通俗的話來說，玩情調，彰顯個性。

陳遵投轄及劉伶隨行隨飲

中國有個成語叫「陳遵投轄」。西漢嘉威侯陳遵，性嗜酒，善書。史載，漢平帝時，陳遵「以列侯居長安，賓客滿門，酒肉相屬」。熱情好客，酒肉管夠。他立有「規矩」：賓客滿堂，立即緊閉大門，命人把客人來車的車轄投入井中，讓客人無法離去。

轄，一種小物件，用來插車的軎孔，固定車軸，阻止車輪外脫。去其轄，車不能行。後人用「陳遵投轄」褒譽盛情留客。

還有一位孔融，少好學，博覽群書。漢魏時，曾舉為北海相。明代曹臣《舌華錄》載，當孔融失勢在家，居然賓客日滿其門，他不禁感嘆：「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一個位高列侯，一個失勢居家，境遇迥異，他們的訴願相同：客常滿，尊不空。

倘若說，聚眾群酗，追求的是氛圍熱鬧，酣興意暢；那麼，三幾知己酣飲，追求的是襟懷相契，放任忘形。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人，相與友善，經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飲。

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能著文。史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爭，遂酣飲為常」。世家子弟王恭曾問王忱，阮籍嗜酒比漢代司馬相如怎麼樣？王忱答道：「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直指阮籍胸中鬱結不平。而且，嗜酒成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當時，司馬氏的心腹鐘會，權傾一時，數次以時事試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禍。

劉伶亦嗜酒，著有《酒德頌》，稱飲酒「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覺寒暑之切膚，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以飲酒為德，也就是宣示飲酒的一種情調。於是，劉伶乾脆攜一壺酒，坐上鹿車，隨行隨飲。還叫人扛上鐵鍬跟著，說「死便掘地以埋」。

酒與詩文，二者密不可分

唐代「竹溪六逸」，指開元末年，李白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六人，結隱在泰安府（今山東泰安）徂徠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縱酒酣歌，以酒會友，以文會友。

唐代詩人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詩，描寫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態，勾劃他們豪放不拘的性情。詩句「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從徂徠山下走出來的本色。不過，賀知章等八人並無一起聚集宴飲，只是先後在長安呆過而已。

看來，吟詩覓句，成為飲酒玩情調的一種文字遊戲，或直抒胸臆，或寄託訴求。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錄有一段逸事：明代蘇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學工文，頗攻詩。其在吳中舊族王氏家中教書時，一天，朱老夫子與主人晚酌之後，獨在庭中，適見月上，靈感一動，吟得詩句：「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吟畢，喜極而狂，拍門大叫，連呼主人起來。

主人聽罷詩句，亦擊節讚賞，當即令人取酒，兩人重又對酌，直至興盡而罷。次日，又遍請吳中善詩者來欣賞佳句，一連數日擺酒戲樂，成為一時盛事。

在文人飲酒過程中，連酒具也成為玩情調的一種方式。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魏正始年間，每遇三伏之際，鄭懿常帶著賓客、幕僚在歷城（今山東濟南）使君林避暑。他們連莖摘取大蓮葉，以簪刺葉，令與莖柄相通。在蓮葉上盛酒三升，「屈莖上輪菌如像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杯」。據稱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統等四十一人，在山陰蘭亭（今浙江紹興縣西南蘭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禮。他們宴集於環曲的水渠旁，置酒杯於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當即取飲，名為「流觴曲水」。席間每人賦詩一首，合為一集，請王羲之為詩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寫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流觴曲水，一觴一詠，難道不是在玩情調嗎？

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

元代貢奎《雲林遺事》載，元代楊維禎善詩文，工書法，因文風格奇詭，被譏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聲色，縱恣詩酒。一天，與倪瓚會飲於友人家，楊維禎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脫下來，置酒杯於鞋中，讓座上客人傳飲，名曰「鞋杯」。畫家倪瓚素有潔癖，一見「鞋杯」，不覺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文人飲酒玩情調，一味追求新奇，有的乾脆自釀自飲。比如，宋代黃庭堅、陸游先後賦詩稱讚自釀的「醇碧酒」。尤其是蘇東坡，在北宋紹聖元年（1094）被貶惠州時，其《桂酒頌》詩的敘曰：「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另一首詩《新釀桂酒》中，描述自釀的詩句：「搗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釀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調躍然紙上。

宋代張舜民《畫墁錄》載有五種飲酒方式：「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宋代蘇舜欽、石延年均好酒能詩，有狂名。所謂鬼飲者，不燃燭火，摸黑而飲；了飲者，每飲一次必輓歌哭泣；囚飲者，圍坐一處，僅露頭而飲；鱉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頭來，飲完又縮回去；鶴飲者，飲一杯後上樹，再下樹而飲。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亦錄有「五飲」，略有不同。石延年「每與客痛飲，露發跣足著械而坐」。他不僅露發光腳，還要自戴器械，謂之囚飲。坐在樹梢飲酒，謂之巢飲。用乾草束裹其身，露出頭來飲酒，謂之鱉飲。其餘依前無異。

據明代曹臣《舌華錄》載，東漢皇甫嵩，少好《詩》、《書》。其認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適宜白天，薰染其明艷；「醉雪」適宜黑夜，明晰其思緒；「醉得意」適宜歌唱，顯示其應和；「醉將離」適宜擊缽，以壯其行色；「醉文人」適宜謹慎禮節，害怕其輕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適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幟，以助其威勢；「醉樓」適宜暑天，憑依其清涼；「醉水」適宜秋天，浮現其爽朗。「此皆審其宜，考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幾近醉酒玩情調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劉義慶《世說新語》錄有王恭的一句大實話：「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也算是一種情調。當然，到了爛醉如泥，嘔吐滿地的時候，也就無個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