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線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的同途異路(圖)
港大美國旗隊請求美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圖：宋碧龍／大紀元）
【看中国2019年11月3日讯】正當舉世注目的香港仍處於抗爭浪潮，美國眾議院為表示支持這場綿延4個月的民主運動，於10月15日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H.R.3289)，一度為香港的抗爭者注入強心針。但就在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第二次對中國嚴辭抨擊、聲援香港與台灣的自由民主之際，許多人卻忽略發言中提及台港兩地的細微差異。
彭斯發言雖然有更多篇幅提及香港現況，以「站在港人一方」(Stand with)、和平示威贏得美國人對港人的禱告與敬佩，描述對香港的道義支持；然而回應台灣面臨的困局，他用上了「行動、支援」(Stood by)形容美國協助其捍衛得來不易的自由，藉增加軍售與承認其具備世上最大貿易經濟體之一、中華文化及民主燈塔的地位，向台灣提供實質幫助。
分歧很快呈現於參議院：月中眾議院通過後轉至參議院的《人權與民主法案》，聯署議員也與日俱增，可是議事日程依舊然紋風不動(法案排序為第238項，現參議院進度至第141項)，多數黨領袖麥康勞(Mitch McConnell)未有因應個別議員的促請提早審議。本年度議事曆僅剩不到20天，除非特別加開會議，否則今天內通過機會較微。
與此相對，循外交途徑扶助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台北法案》(S.1678)，自10月18日呈交參議院，後發先至地於10月29日獲得一致通過，旋即付諸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表決。
香港處境：抗爭放緩
法案在參議院推展之所以出現差別待遇，有兩個可能：一、迫切性；二、利害相繫。
按美國國會慣例，通常法案具有迫切性，無法透過議員向傳媒放話、國務院或正副總統的外交辭令施壓解決，必須藉議案表態甚至採取實際行動，議會多數派領袖才會考慮向前調動。
審視香港當前狀況，雖然傳媒揭露駐港解放軍增員逾倍，也不時出現劍指亂局的軍事演習(一、二)，不過經過多月的觀望，情資機關大概從軍隊表面的「克制」，察知他們在恫嚇以外不會輕易出動，一如駐港解放軍司令陳道祥6月曾向美方的保證。
那邊廂，本港局勢較諸過去的渾沌，已逐漸趨向受控。警隊的暴力與濫權並無消減，但衝突場面不再擴散至各區同時爆發，示威群眾伴隨被捕及傷亡風險增加、國際社會看似關注及蜂擁應援、區議會選舉臨近等因素，對抗曠日持久而逐漸喪失目標與動能，致使局面陷入膠著。
持續爆發的警暴及對被捕者人身侵害、疑似「震攝殺人」的大量不明死亡，從外界看來仍未構成大規模的人道危機。即使中共政權透過物理或體制暴力鉗制港人，四中全會後公報提及「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暗示推進《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或考慮引入《國安法》，問題乃屬敏感的港、中內政，外國政府並無充份理據介入香港事務，也缺乏義助的迫切性。
況且法案的本質，是作為《美港政策法》的後盾向北京示警阻嚇，要正式修訂對港的雙邊關係，甚或最壞打算處置在港投資及僑民的逃生方案，必須更長遠的定策。所以美方短期內傾向於使用其他零碎理由，例如華為、中興引發的資安風險，截斷聯邦退休基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不斷敲詐中國做利益對沖，而非直接制裁香港引發衝突。
是以就算議案通過，事實援助並不多，僅止於個別決策及施暴者的制裁，或受迫害者的人道庇護，而不及進一步的政治或經貿層面。
台灣狀況：力保盟友
回看台灣，身為美方印太策略的重要一環，從經貿協作到地區防務的地位更為重要。美國決心強化兩國的盟友關係，尤其支持國策理念較為契合蔡英文連任，而對以「國內行程跑不完」為由拒絕訪美的韓國瑜抱持戒心。
基於「一中政策」(One-China Policy)所限，美台之間僅能維持非正式關係，但誠如《台北法案》內文指出，中國自蔡英文就任總統後不斷以外交手段逼迫台灣，包括以金錢外交搶奪邦交國、阻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等，本年初習近平更藉《告台灣同胞書》向台灣釋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放棄武統」等強硬訊息，無不威脅台灣主權之存滅。
有見及此，美國近年積極通過一系列化整為零的法案，諸如《台灣旅行法》、《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追加軍售案等，環扣結合起來就是確立彼此的準盟邦關係，外交上台美取得實質進展。《台灣法案》更明言要強化與台灣的官方或非官方連結，包括按需要提升國防、經濟、外交往來，舉行正式的雙邊貿易磋商，輔佐台灣以非主權國的過渡身份加入國際組織，有別於過往以固守非正式關係為主要目標的外交政策。
果然，上月由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警告美方違反「三個聯合公報」、干涉中國內政的一貫措辭，到通過後記者會上更露骨表明，台灣發展外交關係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癡人說夢」，美國「打台灣牌」、民進黨「甘當棋子」，大力抨擊台灣「挾洋自重」。由此可見，一系列立法有力反制習近平的統一布局，中國情不自禁暴露既如坐針氈但無從遏止的尷尬。
美國對台情義相挺，固然涉及巨大的國家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共同肩負捍衛台海以至印太安全的責任，美方自有其付出與承諾，循長期的合作建立互信基礎。相比之下，香港即使能為美國帶來許多利益，但主權既在中國治下，內政制策根本不由自主，頂多是生財工具，無從保證可靠與否。
可能的突破：國際遊說，堅持抗爭
一如上述，香港各式反抗基於不同因素逐漸熱情減退，以及過度依賴立法效果、在意美方觀感而放軟手腳，局限稍早前靈活多變的抗爭方式，實屬不智。加上中共背後持續的外交遊說，延滯議案進展也發揮一定效用，導致前程吉凶難料。
當北京「以拖待變」方針生效，留意過往多場「反送中」及升級抗爭，政府與警方記招的譴責言辭無不提到關鍵辭「破壞社會安寧」，從來是保留控告暴動罪的可能。配合8月港澳辦強調當務之急是捉拿及嚴懲「暴徒」，支持警方以雷霆手段維穩；待運動降溫、事過境遷後，則實行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司法報復，大肆檢控示威人士。中共的指導棋，就是著令特區政府執法及司法震懾雙管齊下，盡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香港正值死生存亡之戰，切勿心存僥倖，更不能輕言休兵。高等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嚴禁網上發布言論煽動教唆暴力傷人，繞過既有的《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內「煽惑他人使用暴力」而對社交通訊平台變相禁言，所謂「司法抗爭」的結果，大家心照不宣。政權更不會讓你休養生息，祇會在他們爭取時間恢復士氣後瘋狂反撲，令香港的抵抗力量全軍覆沒。
與此同時，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遭到選舉主任取消區議會參選資格，除了全力支持後備方案林浩波參選以外，更向特區政府宣戰，傾力投身《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全球遊說工作。較諸通過選舉取得議席資源及特首選委席次從而左右本港政治大局的迂迴路線，由被剝奪參選權的苦主向國際社會現身說法，陳述選舉不公、民主欠奉的直球對決，更有推進本地民主的決心與說服力。
可是要對各國議會有決定性的影響，現行的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US(HKDC)力量仍是遠遠不足。長遠而言，必須參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之類的體制，建立堅實的在地的遊說團體，發動當地僑民組織更多的政治參與，舉例如遊行示威、展覽講座、為該國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獻金及選票，方能認真促請他們聽取民意。
經歷多年來的社運波濤起伏，港人務必斷絕依循體制(包括司法、選舉，甚至獨立調查)尋求公義的妄念。惟有漫長的內部抗爭與海外聲援，才有望建立政府無法輕易撼動的政治實力，讓世界目睹港人對自由民主的堅持不懈，視香港為文明社會的一份子，從而獲得與台灣一樣的尊重與事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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