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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 核心就是不准不愛共產黨(圖)

 2021-03-14 05: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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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民主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圖片來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14日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

關注每天武肺疫情之餘,2019-20年「流水革命」未竟的餘波,仍為港聞焦點。除了47位民主派人士遭羈押並經歷《港區國安法》的馬拉松式審判、包括大學防衛戰在內的街頭抗爭者陸續因暴動罪被港警逮捕以外,中共也伺機收緊對港鉗制,與政治迫害亦步亦趨。

誠如前言,「西環治港」隔靴搔痒般指點江山,或逐步限縮民主派生存空間,已無法填滿中共之欲壑,消滅反對力量才是一勞永逸之法。夏寶龍的「愛國者治港」話音剛落,本週閉幕的中共兩會通過決議草案,擬大幅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並奠定公職人員資格審查機制。人大常委會審定條文細節,雖有待交由香港立法,但在民主派退場後的傀儡議會,一致通過方案毫無懸念。

這招殺著,顯然不是定策於近日。之所以撕破太平假象,不僅基於政治需要,無限延伸政法系統的「長臂管轄」,也是切斷其眼中的「兩獨合流」—港臺之間的政治奧援,待解決香港後劍指臺灣。在增添軍備、海空軍事恫嚇以外升高緊張態勢,為的是在7月中共建黨100週年前塑造政治功績,反覆強調統一中華的決心,好為明年習任期屆滿後無限連莊鋪平道路。

公然昭示霸權,難免牽動地緣政治。「五眼聯盟」有英、美聲明譴責,歐盟則表達關注,但到底止步於此抑或有後續行動(如制裁香港),可視為美國政權交接、國際關係洗牌後的壓力測試,藉此觀望西方世界反應,究竟重視普世價值與民主制度,不在乎香港僅餘繁華虛殼。

香港政壇大地震

大肆搜捕政敵,既為震懾,亦是清剿反對派。但斬草務必除根,既要一棍子打死,又怎會容許喘息機會?翻身後路朕還是不能給的。故此,就有了最新的政改方案。

是次「選舉改革」由中國政權主導,摒棄《基本法》及人大常委解釋通過的「政改五部曲」機制。連自己一手建立、本身有利於黨國自身的遊戲規則都可推倒重來,政治改革從昔日困難重重到不准「非我族類」染指,無疑徹底淪為中共禁臠,不再是「港人治港」所能幹涉。

取消「超級區議員」立會議席、「區議會選委」,更是將民主黨在2010年飽受質疑走入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的「成果」,徹底歸零。

歷史證明,當年「五區公投」是對的,向政權妥協換取短暫的「民主一小步」,無異與虎謀皮。即便如此,那些昔日相對進步的政客現在不是淡出、墮落,就是煙消雲散。質疑民主黨之類傳統泛民主派是否冥頑不靈的絆腳石,事到如今已是無關宏旨。

前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提到由港區政協、全國工商聯、青聯、婦聯等中共統戰機構取代區議會的特首選委資格,就連立會地區直選議員都交由特首選委提名,已不止於過往閹割議會的做法,而是直接粗暴地讓「愛國領袖」控制立法會,將之「人大化」。

不談中共,這樣的議會也在歷史出現過—前文述及明文立法禁止所有反對黨派的納粹。最終他們嫌選舉麻煩,不夠獨裁,乾脆連國會議事功能也廢除了。這種集權手法,他們稱為「一體化」(Gleichschaltung)。

從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議會,到中共放棄對港人信任,迎來黑手管治,如此迅速的沉淪(或曰「加速」),早已超越尋常理解的範疇。但一切又毫不新奇:希特勒從巴伐利亞一個小黨混到掌管德國、定於一尊,也不過20年不到之事,更何況實力更強的中共,矢志主宰政治防線薄弱的香港呢?

從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議會到迎來中共黑手管治,香港如此迅速沉淪早已超越尋常理解的範疇。(湯森路透)

習近平的決斷

簡而言之,曾擔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的習氏對支配香港早有定見,現時執行形式出爐,更能推敲中共幕後研判港情的根據。

歷經百餘年華洋共處的香港,從高壓管治過渡至善治再到民主改革,由英國的東亞殖民地,逐步蛻變成卓然獨立的政治社群,培養出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但從中共角度觀之,港人是一種「化外之民」—英治下的遺民,多少有著不臣之心。受大一統的歷史使命感、強烈的國族主義影響,中國運用「一國兩制」框架,勉強將高度資本主義的都市收納於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體的國度,既是填補民族自尊心的成就,但矛盾地漸成管治夢魘。

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真普選、確切實踐「港人治港」的行動,在1997年管治易手後從未止息。起初中共誤以為單純基於「民心未回歸」,但發展下去逐漸失去耐性,更驚覺政治抵抗蘊涵抗拒中國合併的本質—地方主義和中央權力牴觸(民主拒共),民族主義的衝突(民主反中),兼而有之。

港中博弈行之有年,直至「反送中」運動屢次發生激烈衝突,再演變為「流水革命」,中共無從釐清其中的因果關係。往年陳情抗議,無論和平請願或是激進示威,口號、論述雖時有激烈,但大多止於透過輿論戰楬櫫較進取的政治理想,行動目標則多為要求廢止惡法或迫使官員下臺之類,鮮有要推翻政府(極其量是「權力歸於人民」)、徹底否定中國在港主權之意。

但自2014年全城佔領、2016年旺角衝突後,2019年的城市動盪已屬准革命狀態,是港人對中共高壓治港的憤怒總爆發。不過看在中共領導層眼裡,6月12日以後頻生的變故,與歴年來抗爭運動是分離割裂的,兩者性質並無合理傳導或從屬,因為群眾已不再訴求昔日的「真普選」,也早就超越了「反送中」起初的「五大訴求」,而是浮現中共最不願見的港獨傾向。

更令中共不可思議的是,在沒有組織帶頭、沒有顯著領袖號召之下,憑藉一股不屈民氣,從倡議「和理非」的傳統泛民,到思想最激進的獨派、行動最進取的勇武行動者都捲入這場大型抗爭,維持著「不割席」的基礎,各施各法實行社會不合作運動。

中共及港警的特務系統設法滲透組織、刺探情報、收買人物,試圖瓦解抗爭,但均以失敗告終。於是乎,無從適應新型社運、不懂因應時世與體察民情的中共高層,只能沿襲古老思維,假定這是由外國勢力勾結本港民主派策畫的一場「顏色革命」、意圖顛覆中共政權的大陰謀。

參照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上述已逾越「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而屬尖銳的「敵我矛盾」,也是習近平之所以大動干戈的惟一理由。

自2014年全城佔領、2016年旺角衝突後,2019年的城市動盪已屬准革命狀態,是港人對中共高壓治港的憤怒總爆發。(湯森路透)

黨國菁英化

掌權者最重要的考量,是如何持續保有權柄,因為任何關鍵決策偶有失誤,都將因政策本身缺陷,成為競爭對手的口實與工具,對其展開嚴厲甚至致命的政治鬥爭。

要在動盪不穩的權力結構維護終身元首的地位,習近平不但要用雷霆手段處置香港問題,更要藉此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無需移植西方政治的「權力分立」、「民主政體」就足以治港。

並非只有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奉行施政方針事先張揚、清晰可見,集權統治的政策主導(Policy-driven)亦可如此。然而實際執行狀況,從常態的以民意為依歸,或寡頭政治以少數社會界別為依歸,既非奉行民主法治,形成缺乏系統化政治理念的「發號施令主義」(Dirigisme)—一切均以黨國為意旨,不必講究緣由道理,但上至朝堂百官下至販夫走卒莫敢不從,通俗形容這種管治模式,

主要官員問責制以降,公務員恪守的政治中立,遂一律替換成愛國效忠,惟領導意志是從。

從「又紅又專」說起

親中學者田飛龍闡釋以愛國為從政標準,「不是要忠誠廢物」,骨子裡不外乎「又紅又專」的變種,了無新意。

又紅又專,源自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審查是否根正苗紅的馬列毛主義者,是判別人才的先決條件,爾後方考慮是否學有專長、勝任司職;假若不夠紅不挺共不愛國,再專業也是枉然。各級領導愈左愈紅,劉少奇、鄧小平等經濟挂帥的黨內走資派遭毛澤東猜忌,旗下幹部就算再精明幹練、專業知識如何豐富,一概不獲重用。

外行指導內行,講究政治正確而罔顧效率,只懂鬥爭而欠缺進步,致使經濟停滯不前,如是者,終迎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曾幾何時,香港社會仍大體尊重「選賢與能」(Meritocracy),近似鄧小平不問意識形態、講究實用主義的「貓論」。一旦演變成「惟愛國是用」的篩選,上至特首及一班無能的「管治班子」,下至土共藍絲以至紫荊黨之流,往往只能求得希功幸賞的庸才廢物上勾。

「老愛國不如新愛國」,尚有更多假裝愛國的無恥人物,跑上城牆上罵其他港人不夠愛國,沿襲奴才性格和奉承文化等中華遺毒,一如「王莽謙恭下士時」,在得登大位前扮作恭順。

是以,即使往後民主派削尖了腦袋試圖「寸土必爭」,譬如退出被認定「違法」或「與境外勢力勾結」的組織,拋開「民主反共」的歷史包袱—以「釋平追結建」為綱領的支聯會,乃至於完全跟隨要求宣誓愛國,中共又會否因此既往不咎?答案不言而喻。

愛國論爭初試啼聲

回顧上一次出現「愛國者治港」辯論,可追溯至2004年,距50萬人反對《基本法》23條的七一大遊行不到半年。《新華社》署名文章引用鄧小平主張「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訪京其間,亦被京官問到「反對廿三條是否愛國」,可見其時北京對香港「民心未回歸」、政治抵抗動搖管治抱有戒心。

在時機敏感的立法會選舉年掀起「愛國」定義論爭,席捲輿論以至政界,很難不讓人沒有政治聯想,擔憂中共藉此插足大選。但畢竟當時民心未穩,經濟不景加上憂慮中共言論審查,令反政府之聲攀登至主權移交以來的高峰,親中勢力言行均遭坊間極大反彈,再對政壇橫加干預,惟恐火上有油,對管治有害無益。

風波隨著民主派成功收窄與建制派的議席差距、翌年特首董建華基於各方壓力請辭作結,「愛國者治港」沒有納入管治法制以內。為挽救低迷民望,主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大膽起用英治港府出身的政務官僚(Administrative Officer,AO)曾蔭權繼任行政長官、陳方安生為政務司司長,「AO治港」時期自此展開。

這群「前朝餘孽」固因其官民溝通及管治經驗,獲得中央大員一時青睞,藉以收拾董氏遺留的殘局,卻一直存在忠誠疑慮。是以曾氏雖於任內成功推動選舉改革等政治任務,導致泛民主派分裂,但同樣地與建制、工商界政黨貌合神離,管治核心堅實程度既不如董時代,民意支持也從早期和諧下滑至紛爭不斷。

果不其然,「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曾蔭權,其唯唯諾諾無法換取接手港澳工作的習近平真正信任,未能如董建華、梁振英般在卸任後晉身中共政協副主席、得享國家領導級待遇,反而因涉貪而鋃鐺入獄。習其後扶植親中鷹派梁振英,委以重任,此乃後話。

「安全距離」消失之後

時間再往前推移,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的治港藍圖,可見於其對草擬《基本法》之意見,提到管治與干預的條件,大體可細分如下:

‧中央不干預香港具體事務,亦無需干預

‧罵中國、中共,仍屬允許範圍

‧香港但凡出現損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之事態,假設存在境內外干預、破壞力量,以至於非北京出面解決不可的難題之際,諸如將上述斥責中國或中共的言論化為實際行動,在港建立「打著民主幌子」的反中基地,則務必干預

‧形式上先由香港行政機構干預,萬一爆發動亂、大動亂,方會出動中央駐軍壓制

他既沒有把所有話講死,保留些許彈性,亦看似依循英政府「積極不干預」之作風。故以港人「與中國大陸保持安全距離,然後盡情地愛國」(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P.273)的普遍心態,無論呈現何種愛國形式,是一心向紅、功利愛國,抑或基於大中華懷想與自由民主混合的愛國心(如「民主回歸派」),關鍵在「井水不犯河水」、港人不逾越「反中」界線的前提下,維持安全距離,各自得其所哉。

昔日香港民主派對中共縱然拒絕歸順,仍然自詡愛國,正因他們肯認中國對港主權之餘,確信國家終將踏上憲政民主之途,故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是在匡扶社稷,才是真愛國。

可是一切都如沙丘堡壘,建基於脆弱的界線—中共睜一眼閉一眼的放任之上。直至他們察覺到「不臣之心」無復受控,孕育出威脅香港主權的火苗,自然有消滅「姑息」的政治需要。

何謂愛國?窮畢生精力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捍衛人權挺身而出的人?參加遊行和平訴求的人?為香港前途不惜激烈抗爭的人?目光如豆、不識世面的民粹主義者?藉愛國名義大發其財、致仕陞官者?對不起,一切都由黨國說了算,忤逆當權者,則災禍必至。

安全距離消除後的「愛國」模式,僅餘一種: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謂「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再沒有「愛國不愛黨」這回事,否則即使你提出任何言行證明,都是枉然。「忠誠反對派」別無詮釋空間,就是屈身跪地甘當中共領導下的「八大民主派系」,跡近邊緣黨、花瓶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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