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網絡圖片）
抗戰期間，中共蝸居在延安地區，藉機發展壯大。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延安採訪後，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並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共意識到了對外宣傳的重要性。此後，為了掩蓋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行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利用一切機會邀請包括記者在內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參觀（此舉今日的中共仍在沿用），將所謂中共「清廉、為人民」的表面現象展現在這些人面前。
1937年冬天，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曾任羅斯福總統衛隊的副總指揮的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到延安和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訪問。毛澤東在延安與卡爾遜「一直談到深夜」。卡爾遜回美國後，向羅斯福介紹了中共和毛的情況。還有那個據說與毛關係非同一般的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亦在西方發表了多篇宣傳中共的文章，從而誤導了西方政界乃至民眾對中共的印象。
1938年2月，毛澤東與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說：「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於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
抗戰即將勝利之際，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毛澤東更是加緊了對美國的讚揚。1944年6月12日，毛對中外記者發表了一個談話，其「關鍵詞」就是不斷地大談「民主」，把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途徑歸結為「民主」。毛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
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的《解放日報》都發表了大量的讚美美國的社論、評論。1943年9月12日的《新華日報》發表了《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亞的兩段話：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類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裡時常成為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有條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新華日報》以《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為題，發表了熱情歌頌美國的社論。社論把延安與美國相聯繫「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這篇社論最後高呼：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7月22日，美國代表團到達延安，毛澤東多次會見他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黨史通訊》於1983年披露了部分談話內容。毛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中稱：「在我們中國的抗日戰場上，美國亦直接和我國人民併肩作戰，成為最親密的戰友。在這個歡迎美軍觀察組朋友的時候，我們向美國政府、人民、海陸空將士及其英明領導者羅斯福總統，表示衷心的感謝。」10月10日，毛在與謝偉思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願冒險和美國發生摩擦，因而願意與美國政策『步伐一致』。」
西方記者的報導以及中共的高超宣傳伎倆，使美國政府也沒有認清中共的本質，反而對其抱有好感，並在處理對華事務時要求蔣介石要聯合中共抗日，好像中共不抗日是蔣的政策所致。1944年6月20日，受羅斯福的指派，積極主張國共合作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抵達重慶訪問。華萊士在華期間，迫使蔣介石同意史迪威將軍的建議，美軍可以派觀察組到延安。8月，羅斯福任命赫爾利為總統特使來中國。赫爾利先後在重慶和延安會見了蔣介石和毛澤東。但雙方由於意見分歧，沒有達成任何協定。
除了迫使蔣介石與中共和談外，美國還給中共提供了武器裝備。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抗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8月25日，正是美國軍用飛機將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中共將領緊急從延安空運到東北、華北前線指揮部，這比美國空運國民黨先遣人員還早一天。美國的這一失誤為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而直到1946年12月中共利用所謂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軍強姦」案掀起大規模反美浪潮後，美國政府才意識到了自己的大錯，可惜再全力支持國民黨已經有些晚矣。美國政府就這樣被中共玩了一把，但願前車之鑒能讓當今的美國總統引以為戒。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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